從未踏足日本卻仍然名震東瀛
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當時的日本沒有真正的文人,也不存在真正的文人畫。
河井荃廬與吳昌碩父子
在這樣的情況下,正是由河井荃廬、長尾雨山等一批日本人士的推挽介紹,吳昌碩的繪畫才出現在日本,遂使日本人見到了真正的文人畫並為其魅力所吸引。其書法篆刻也隨之備受歡迎,如此在日本出現了「吳昌碩熱」……以詩書畫印「四絕」而被譽為「中國最後的文人」的吳昌碩(一八四四年~一九二七年),其一生中曾與不少日本人士有過交往。
筆者多年來研究吳昌碩與日本人士的交流情況,僅從文獻記載上便發現,與吳昌碩有過交往的日本人士多達九十餘位。在這些人中有兩位可以說是交流最為緊密者,一個是吳昌碩在日本唯一的弟子河井荃廬,一個是作為吳氏鄰居、詩友的長尾雨山。
他們為何要與吳昌碩結交,進而為師、為友並大力推崇吳昌碩呢?弄清這些問題或可闡明吳昌碩藝術的本質。
河井荃廬像
河井荃廬對吳昌碩及其藝術的認識
河井荃廬(一八七一年~一九四五年),幼名得松,名仙郎,字子得、長生,號荃廬,其居稱繼述堂、寶書龕,京都人,篆刻家。一九〇〇年偕文求堂書店主人田中慶太郎(一八八〇年~一九五一年)訪問在上海的吳昌碩,而入吳昌碩門下。一九〇六年由吳昌碩介紹參加西泠印社。之後成為日本關東地區書法篆刻界的領軍人物。
吳昌碩與王一亭在六三園
六三園是日本人士白石六三郎在上海建造的私家園林,白石六三郎雅好詩文書畫,當時在滬日本學者、政商人士以及中國書畫家、學者在此地多有出入。吳昌碩經王一亭介紹結識六三園主人,亦成為此地常客,經常在此與河井荃廬、長尾雨山等筆墨酬唱。
荃廬在《吳昌碩與王一亭》(《書畫骨董雜誌》第三八七號,書畫骨董雜誌社,一九四〇年九月一日)談到他對吳昌碩及其藝術時說:
吳昌碩翁為浙江安吉縣人,名俊,字俊卿、倉石等,號缶廬及苦鐵。初入宦途為江蘇知縣,然僅一月便致仕,居蘇州而嗜好篆刻及書畫,六十歲後移居上海。至民國十六年(昭和二年)八十四歲於上海去世。據說其曾向任伯年學畫。……《缶廬先生小傳》說:「三十始學詩,五十始學畫。」然而實際上,在高島菊次郎氏所藏的翁的繪畫中,有其四十五歲時的作品,我亦有其四十六歲時的作品。諸家收藏中往往多有其四十歲時的作品,恐怕他是在四十歲左右開始畫畫的吧。
吳昌碩與王一亭
王一亭(一八六七年~一九三八年),號白龍山人、梅花館主,法名覺器。清末民初著名畫家、實業家。對海派書畫影響力的擴大,尤其是對吳昌碩書畫篆刻藝術的推廣起到了巨大作用。吳昌碩生平第一個個人展覽即由王一亭在六三園舉辦。
翁專門畫花卉,因為此前在中國崇尚惲南田的畫風,所以像翁那樣的畫被認為筆致潦草而不值鑒賞,最初頗有被輕視的傾向。他的畫名最為卓著時大概是其七十歲左右,而且是經日本人吹捧之後。因此翁大抵接受日本人的委託。在晚年,甚至出現了中國人拜託日本人向吳昌碩求畫的稀奇事。(原文日文,筆者翻譯,下同)
荃廬認為吳昌碩是官吏出身的文人畫家,而不是職業畫家,因日本人推崇他的畫而成就畫名。那麼為什麼日本人喜歡吳昌碩的文人畫呢?為了探究這問題,我們再看一下長尾雨山的看法。
長尾雨山對吳昌碩及其藝術的看法
長尾雨山像
長尾雨山(一八六四年~一九四二年),通稱槇太郎,名甲,字子生,號雨山、石隱、無悶道人。其居稱何遠樓、草聖堂、漢磚齋,贊岐高松人。因被卷進了所謂的「教科書疑獄事件」,蒙冤從東京高師辭職,一九〇三年十二月至上海勤務商務印書館做編譯工作,與吳昌碩寓鄰。一九一四年十二月回國後卜居京都,成為「書畫文墨趣味網路」交遊圈的核心人物。
雨山在《缶翁的人格與藝術》(《藝苑》第一編第四號,帝國美術,一九一九年九月一日)一文中講到:
因為我在中國居住十二年,期間亦與缶翁(吳昌碩)結交,所以在對翁的理解上,我有自信並不亞於別人。日本很多人推稱缶翁的畫,反而少有嘆賞他的篆刻及詩書的人。對於翁自己來說他把篆學詩書作為自己的長處,自稱「我非畫家,因拙於畫」,所以我覺得如果說缶翁是個畫家,他本人一定不同意。不過似乎明言「拙於畫」的翁對於畫蘭竹和梅有充分的自信,因其造詣深厚的學問和篆書的筆力自然地表現於畫上,而且受其學力影響產出新穎的構思,風韻亦自高。日本的南畫家,尤其近年的南畫家多不著力於學問積澱,書法也不深究,詩也不能充分理解,而徒然玩弄指端技巧,已經缺乏作為南畫家的條件,但是翁具備一切,如詩平素也作得最多。
雨山認為日本的南畫家沒有學問,詩書的造詣也不深,總之不是真正的文人。那麼真正的文人在哪裡?是誰?答案就是其文中所提到的中國的吳昌碩。
在當時的日本沒有真正的文人,也不存在真正的文人畫。在這樣的情況下,正是由雨山推挽介紹,吳昌碩的繪畫出現在日本人士的面前,遂使日本人見到了真正的文人畫而被其魅力吸引。其書法篆刻也隨之備受歡迎,如此在日本出現了「吳昌碩熱」。
那麼河井荃廬、長尾雨山等日本人士與吳昌碩交往並推崇吳昌碩的根本原因是什麼呢?當是向吳昌碩學習正鋒書法和他的文人氣質。
日下部鳴鶴像
學習正鋒書法的使命
正鋒即直鋒、中峰,被認為是書法正宗。到了戰漢時代,以木簡、竹簡取代甲骨,依然是片狀的硬質材料,書寫方式並未改變。漢晉之後紙張開始普及,人們還是用左手持紙(有時持紙卷)書寫,不過因為持紙極累,伴隨著唐代高足傢具的普及及人們起居方式的改變,有人把紙鋪在桌上書寫,但是正鋒書寫的意識還在繼續,為了保持正鋒而以懸腕寫字。後來因為懸腕也很累,又產生了將胳膊依靠在桌面上書寫的習慣,為了保持筆管直立於紙,而調整執筆的動作將右手的食指上移。現在在中國,大多數人還是採用這樣的執筆。
正在用「回腕法」懸腕寫字的日下部鳴鶴
然而,在四世紀,中國的東晉時代,王羲之開始放鬆地用四十五度角書寫而確立側鋒行筆的方法,這就是筆法的革新。
日本人從接受漢字以來,除了空海(七七四年~八三五年)等人外,一直學習王羲之的側鋒書法。故而從明治政府將「唐樣書法」即中國正鋒書法作為「公式書法」開始,以日下部鳴鶴(一八三八年~一九二二年)為代表的一批書法家為了學習中國正宗的正鋒來到中國。鳴鶴向吳大澂(一八三五年~一九〇二年)學篆書,向楊峴(一八一九年~一八九六年)學隸書,與吳大澂、楊峴幕下的吳昌碩成為終身的朋友。鳴鶴去世前,囑託吳昌碩以正鋒行筆的篆書書寫自己的墓銘,將學習正鋒書法作為自己終身的使命。
篆刻也要學習正鋒
這時在日本,除了書法家追求正鋒外,篆刻家也開始希求正鋒。此前,日本篆刻家都慣用偏鋒刀(片刃)刻法,圓山大迂(一八三八年~一九一六年)自一八七八年以後多次訪問中國,師事徐三庚(一八二六年~一八九〇年),學得中國的正鋒刀(兩刃)刻法並將其帶到日本國內,此後日本篆刻家多從其法。河井荃廬也是其中之一,他為了學正鋒刻法拜吳昌碩為師。
西泠印社吳昌碩日下部鳴鶴結友百年銘志碑
吳昌碩日下部鳴鶴結友百年銘志碑,位於杭州西泠印社,乃一九八九年日本天溪社為紀念吳昌碩與日下部鳴鶴結交百年(一八九一年~一九九一年)而立。
一九〇六年荃廬由吳昌碩介紹參加西泠印社,那個時候,荃廬面見西泠印社創始人吳隱(一八六六年~一九二二年)、葉銘(一八六六年~一九四八年)、丁仁(一八七九年~一九四九年)、王禔(一八七八年~一九六〇年),並與之交遊。同時丁仁等也認為吳昌碩是個保存印學正宗的最後一個人。那麼向吳昌碩學刻印的荃廬是可以繼承中國印學的正宗的。
追慕吳昌碩的文人氣質
身為篆刻家的荃廬最初向吳昌碩學刻印,在與吳昌碩的交遊中逐漸了解其文人氣質。
雨山認為吳昌碩文人氣質的根底是金石學,故而其篆學精深,其畫也自篆籀出。吳昌碩訪問吳雲(一八一一年~一八八三年)、吳大澂(一八三五年~一九〇二年)之前,曾在杭州詁經精舍學習。詁經精舍乃阮元(一七六四年~一八四九年)創建的古文學派經學殿堂。吳昌碩在這裡見到阮元摹刻的天一閣本北宋拓《石鼓文》,一生研習《石鼓文》,是繼承阮元學統的古文學派經學學者,自當有古文學派所重視的金石學根底。
江戶時代的日本採取閉關鎖國的對外政策,期間清代新的金石學成果很難傳到日本,所以當時的日本人士只知道此前明代的舊文人氣質,不曾了解清代以金石學為根底的新文人氣質。故而雨山等人看到吳昌碩那樣的文人覺得很新鮮,進而產生敬佩之情。
吳昌碩在西泠印社缶亭前與自己的塑像合影
缶亭在杭州西泠印社錦帶橋後,閑泉上方的石壁之上,是西泠印社為安放日本朝倉文夫為吳昌碩所造塑像而雕鑿的石龕。因吳昌碩號缶廬,故而又稱缶亭、缶龕。龕內原像已毀,現存者為後人重造。
吳昌碩藝術的本質
那麼吳昌碩藝術的本質在哪裡?如果從「美術」方面來看,可能找不到。提倡「中國畫改良」的徐悲鴻(一八九五年~一九五三年)非常讚揚任伯年,在《任伯年評傳》里說任伯年為「中國畫家第一人」。那麼徐悲鴻要改良的對象應該是任伯年以後的人。徐悲鴻雖然沒有直接地批判,但從中可知,他所改良的對象應該是吳昌碩,至少可以說吳昌碩是其改良對象之一。這是徐悲鴻從「美術」方面來評價吳昌碩。
然而吳昌碩反覆地說自己不是畫家,那麼他便不是「美術家」。從「美術」方向來評判吳昌碩或有偏頗。那麼他是什麼人?—他是個文人,是以金石學為根底的文人。
日本自古以來尊重中國的文人,但是由於江戶時代的鎖國政策,導致日本不了解中國文人發展的最新情況。這樣的背景下,日本人士找到了吳昌碩,不過由於時代的變化,吳昌碩越發顯得像是「中國最後的文人」,迫切地希望與之建立聯繫的日本人士當然會作此想。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在京都舉辦的名為「關於吳昌碩」 的座談會上,長廣敏雄(一九〇五年~一九九〇年)作了發言,發言中他說:「如此想來,吳昌碩算是[裝點]文人畫的最後那個人呢!」這可能是吳昌碩被稱為「中國最後的文人」的出典。不過,這樣的意識在河井荃廬、長尾雨山的時代早就已經存在,因為是「中國最後的文人」故而他們是抱著最大的尊重要與吳昌碩交流。
結果,他們認清並理解了吳昌碩藝術的本質。這就是筆者之所以要從與日本人士交流的角度來看吳昌碩藝術的緣由。
原文作者:松村茂樹(日本筑波大學文學博士)原文來源:《紫禁城》2018年4月刊《從日本人士交流的角度看吳昌碩藝術的本質》(因篇幅限制,原文有刪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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