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忠和、蒲慕明：倫理應與科學齊頭並進 | NSR專欄

科技 06-09

撰文 | 周忠和蒲慕明

翻譯 | 張竹顏

責編 | 蔣海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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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中國學術論文數量快速上漲，學術不端事件也逐漸增加，生物醫學領域尤甚。最轟動的一起相關事件發生在2017年4月，《腫瘤生物學》

（Tumor Biology）

撤銷了107篇中國論文，大部分理由是同行評審環節作假。科技部和中國科學技術協會對該事件作出嚴厲回應：

對於此次事件涉及的所有單位，不論以何種形式，只要參與了學術造假，都將採取嚴厲的懲罰措施。

一直有人質疑中國的科學研究到底有沒有西方發達國家那樣的倫理標準。這個問題的答案可能會很複雜。一方面可以說有：中國政府機構已有嚴格規定——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員會和中國科學院早已確立詳細規章和指導方針，明確定義「偽造、篡改、剽竊」行為並列出相應懲罰措施。另一方面也可以說沒有：這些規章條例幾乎從未嚴格執行。

中國許多學術機構尚未針對學術不端行為建立客觀可靠的審查機制，也不願對之做出明確的判決或施加相應的懲罰。學術機構無限容忍、學術不端行為缺少懲罰措施、學術圈又以論文發表量為學者的主要評估標準，這些情況都可能會導致更高頻率的學術不端

（見《國家科學評論》2015；2：122-5）

。如果政府能進一步監督實行科技部和中國科協在2017年提出的措施，將長久地有助於維護學術出版的倫理道德。

當前，中國研究生教育階段對科學倫理課程開設的要求一直進展緩慢。對於學術新人來說，僅僅明白學術不端的定義還不夠，同時還要學會在數據收集、數據分析以及各種形式的學術交流過程中規範自己的行為。為了在研究機構發展學術誠信文化，科學倫理的規範必須結合教育的力量。

除了學術出版方面的學術不端之外，在一些研究領域的實驗研究本身也涉及倫理問題：我們能否將基因編輯方法應用於人類胚胎來治療遺傳性疾病？我們能否將幹細胞用於醫療用途？還有最近受到關注的克隆靈長類動物的問題。這些特殊領域的實驗研究是否應該受到監管，又應該如何監管？就基因操作、幹細胞治療而言，中國現在的倫理規定與國際規範基本保持一致，無論是關於安全問題，還是關於人體組織、胚胎實驗的限度問題

（見《國家科學評論》2016; 3: 257–61）

。然而我們注意到，社會態度和政府法規都是不斷演變的。最近，以英國為首的幾個國家已經陸續批准人體胚胎的線粒體DNA遺傳修飾技術的使用。

前沿科技的發展大大提升了人類社會的生活水平，但隨之而來的倫理問題卻常常難以處理。不僅限於生命科學領域，人工智慧以及神經調控技術的高速發展等同樣引發了緊急的倫理問題：人工智慧技術侵害人權、影響生計，社會應如何管理？要解決這些問題，一個可能有效的方法是在聯合國層面進行國際交流並達成共識。

文化差異對國際共識被不同社會接受的程度與速度會產生不同的影響。甚至在同一社會中，人們都會因宗教信仰不同，在人工流產等問題上產生嚴重分歧。隨著中國學術國際地位的上升，為了達成國際共識，中國科學家應積極投入到國際上有關科學倫理的討論之中。我們可以預見，在未來，中國的科學家不僅僅只會按部就班、循規蹈矩，隨著科學探索和技術發展，他們將積极參与到國際科學倫理共識的建設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