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中行：學術空氣
學，或說引導自己往哪裡走，力量有偏於有形的，是課程；還有偏於無形的，是學術空氣。所謂學術空氣，表現為行動，是某一範圍的人，都在用力追求(某種或某幾種)學識；表現為想法，是某一範圍的人，都相信學識是有無上價值的。我在北京大學混了四年，自己不成材，對於這學術空氣的性質和力量，卻也有不很淺的體會，或用吹牛的口氣說，受到不很淺的熏陶。這好不好？仁者見仁，智者見智，都留到後面說。這裡要先說說情況。
學術空氣，無風不能起浪，也要有來源。來源之一是學校的地位。在大學裡，北京大學的資格最老，由京師大學堂算起，成立於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老字號，總要有點不同於眾的，這不同於眾，總的說是有一頂光榮的帽子，「最高學府」。這頂帽子帶來兩種實惠：一是底子厚，比如學術界的重要人物，圖書，都儲量大，孕育學術空氣當然就比較容易；二是選拔出色的人(主要是教師，也可包括學生)比較容易，比如有那麼一位，名高實重，幾個學校搶，北京大學也參加逐鹿，其他學校就多半會失敗。這就會形成來源之二，是學術界的拔尖兒人物多了，學術(包括著作、講論等等)的堆堆就會增大，這有如屋子裡擺滿蘭花或臭豆腐，就必致產生某一種空氣。來源之三是英雄可以造時勢。這方面的情況比較複雜，難於說清楚，因為也未嘗不可以說，是時勢造英雄。只好暫不講理，只說事。我是想說，如果不是蔡元培校長等人的倡導這個，鼓吹那個，情況也許不是，或不全是，如我們所共見的。單說蔡元培校長，他的辦學方針是「學術自由」，「兼容並包」，如果換為以什麼主義、什麼思想為指導，只許讀某幾種寶書，北大式的學術空氣還能存在甚至發榮滋長嗎？
事實是彼時並沒有「如果」，於是就形成北大式的濃厚的學術空氣。這表現在許多方面。其一是多數人把學術研究和著書立說看做自己的事業。我選了中國語言文學系，文史哲不分家，以下舉例就限於這個圈子內的。文，史，哲，都有中土和西方的，也許家門口的更容易看見也就更容易感興趣吧，其時的文史哲名流幾乎都是研究本土的，比如胡適的博士帽子是由美國掙來的，在北大開的課卻是中國哲學史。講史要知古，而知古並不容易，又因為有清一代的學風主要是漢學，即考古之實，所以充斥於紅樓的治學空氣幾乎可以說是清一色的考古；還可以舉一種書為代表，是《古史辨》。古書念多了，對勘，准情酌理，對於某些舊說，昔人信而不疑的，疑了。比如創立家天下的大禹王，顧頡剛先生就疑為是個蟲子。錢玄同先生則更進一步，廢姓，改為疑古玄同。這樣疑古，對不對，是另外的問題，這裡所取是很多人廢寢忘食，像是把自己的一切都投到治學裡。長年鑽故紙堆，其他都不顧，是一種生活態度，這態度，由一個角度看，有助於學術空氣的形成，由另一個角度看，是學術空氣熏陶的結果。
其二，也確是有了可以誇耀的成就。這可以用指名道姓法說，是某某完成了什麼樣的大著作，於傳統的學術大廈上添了磚瓦，甚至使昔日的門楣之類刷新了面貌。也可以不指名道姓，只是總而言之，說在學術領域，北大紅樓總是走在前面，推出分量重的，並開風氣之先。兩種辦法都苦於一言難盡，只好改為舉一斑以窺全豹法。說我印象比較深的。一種是今古文問題，直到北大紅樓的崔適與劉師培，還爭得臉紅脖子粗。錢穆先生多年深鑽秦漢，既寫了《先秦諸子系年》，又寫了《劉向歆父子年譜》，拋開意氣，擺事實，證明情況並不像今文家說的那樣，都是劉歆偽造。這是以事實為根據講道理，所以有說服力。再舉一種，是胡適的《紅樓夢考證》。這篇文章寫於1921年，長約三萬字，與周汝昌先生的《紅樓夢新證》比，是小塊頭，卻大有重要性。這重要性，分著說是三種。以先輕後重為序，其一是指明索隱法的荒唐。所謂索隱，是認為小說中的情節是指歷史上的某事，人物都影射某某人，如林黛玉，王夢阮的《紅樓夢索隱》以為是影射董小宛，蔡元培的《石頭記索隱》以為是影射朱彝尊。何以知之？顯然是來於幻想加牽強附會。幻想，可以自怡悅，至於取信於人，一種也大不易(如影射董小宛，據孟森《董小宛考》，董小宛死於順治八年，年二十八，其時順治皇帝才十四歲)，何況還可以有多種？(加上近年的，專說林黛玉，所影射總不少於十種吧，究竟哪一種幻想對？我看最好是聚這諸多索隱迷於一堂，讓他們都轉守為攻，駁斥對方的荒唐。)其二是判定作者是曹雪芹，小說中所寫是曹家舊事，所謂「自敘傳」是也。這樣的判定也許失之過於粘滯，沒有予藝術創造以應有的地位，但至少我看，大體上是不錯的。也就因此，半個多世紀以來，紅學走紅，不少人考有關的各個方面，基本上是在這篇考證的圈子裡轉，只是發現一點點新材料，有些粗疏的地方可以化為細緻。其三是前兩種重要之中蘊含的一種雖無形而分量更重的重要，是輸入並攤出一種更為鮮明的科學方法，找多而有力的證據擠出結論。這樣的方法，我們的祖先也用(尤其在漢學中)，只是因為它常常摻和在玄想(如陰陽五行、讖緯、天理等)之中，形跡就不夠明顯，力量就不夠大。胡先生這篇考證不然，是用大量的證據支持一點點結論，給人的印象是，情況只能是這樣，不可能是其他。因為是這樣，所以在一般學人的眼裡，索隱迷就輸定了。這是學術空氣的成果，應該大書特書的。應該大書特書，還因為近年以來，那信幻想不管證據甚至不管情理的歪風又有死灰復燃之勢。還是限於紅學，據我這孤陋寡聞所知，有不很少的人著書立說，以表示自己能夠洞察幽微。這幽微主要是兩處。一處是小說的作者問題，說是曹雪芹，不出奇，因而不能制勝，於是說不是曹雪芹。何以知之？就我見到的說，證據都薄弱得可憐。又依考證的通例，立新說，應該先把舊說(曹雪芹作)駁倒，那就應該舉證證明，如《隨園詩話》、甲戌本脂批等處正面說乃曹雪芹作的話都是錯的，這些新說像是都沒有做到這一點。另一處是小說的本事問題，即影射什麼。順治朝事、明珠家事等舊的猜謎不新鮮，於是製造新的幻想，據某書介紹，有說是罵雍正皇帝的，有說是揭露統治階級的內部矛盾的，有說是影射古往今來的人和事的，有說是反滿吊明的，等等。對於這些只可自怡悅的幻想，我沒有興趣評論，但也無妨總而言之，是：一、像這樣的猜想，就是我這樣無才無學之人，如果想湊熱鬧，拿出三天五天時間，也可以編造幾十種；二、我不肯編或不敢編，除怕通情理的人齒冷之外，是因為還記得個邏輯規律，是對同一事物的不同判斷，只可能都錯而不可能都對。然而可惜，這些新索隱家竟連這條規律也忘了(也許不是忘而是不知道)。這就禁不住使我想到科學方法以及北大紅樓的學術空氣。
其三，還表現在多數人喜歡讀書，喜歡買書。讀書，一般在自己的書桌前(圖書館的情況另題寫)，不容易具體描畫。但可以從另一個渠道透露出來，那是新著的問世。即如錢穆先生的《先秦諸子系年》，我們略翻翻就可以感覺到，中國舊籍，尤其中古以前的，他是都讀了。胡先生的《紅樓夢考證》，照舊習慣說，只是一篇而不是一本，提及的書也總可以塞滿一兩間屋子吧？再說買，對於有名的學者，其時的書店都是送貨上門。書店裡都有一些人精通業務，除版本之外，還知道某學者已經有什麼書，還缺什麼書，或還可能買什麼書。所以學術界的名人，登堂入室的客人，次數最多的常常是書店的夥計。一般是送到放下，買不買，何時付款，以後再說。所以，其時的學術界名人收入雖然都不低(銀元數百)，卻多數欠書債。買書，守株待兔之外，還喜歡緣木求魚，如新正逛廠甸就是一種方式。買書之後是存書，或說藏書，北大的紅樓人物有不少是有名的，如胡適、周作人、顧頡剛、馬廉等都是。買書成癖還會產生軼聞，只舉一種，是1933年春天，劉半農從琉璃廠松筠閣買到一部貫華堂原本《水滸傳》，傅大胖子(傅斯年)未能捷足先登，先找劉半農求轉讓，不成，又找松筠閣大發脾氣。為書這樣，亦一痴也，可笑嗎？我看呢，這才是北大，學術空氣在最上層罩著。
其四，也就是在這種空氣籠罩之下，幾乎人人都把有學識看做無上的榮譽。入北大紅樓，上講台說說道道，可以說是沒有不學無術的。但學識的質有重輕，量有大小，外貌有鮮明與暗淡，大致說是以著書立說的情況來衡量。有的人位高，如蔣夢麟，是校長，可是沒聽說他有什麼著作，在學生眼裡，不過是上方派來的一個官而已。北大之所以為「大」，是靠有胡適、熊十力、湯用彤、黃節、羅常培、沈兼士、馬衡、孟森、錢穆、周作人、梁實秋、朱光潛等等都著作等身的名教授。這樣，在北大，評定榮譽高低的標準就成為單一的，看能不能拿出學術上有分量的貨色來。能，其他方面就可以視而不見，比如孟森先生，其貌枯朽，裝束呢，總是藍布長衫，家做鞋，上課只會念講義，可是因為他是明清史頭號專家，編著多，貢獻大，紅樓里的人還是很尊敬他。
其五，這視有學識為無上榮譽的價值觀念有排他性。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於政場，輕些說是不熱心，重些說是看不起。不是不以國事為意，是認為政場中人幾乎都是為升官發財，而不是想把國事辦好。治學是清高的事業，所以就要遠離政場。自然，這是就多數人說；少數，在背地裡，也會為某種勢力奔走呼號吧？比如有個同學，人呼為馬面先生(因長臉)，據說就充當官方的爪牙，歌頌、打小報告等等。畢業後如何騰達不記得了，只記得在校時期，同學提到他，都伴以冷笑，意思是無恥到這種地步，既可鄙又可嘆。二是對於闊氣、虛榮之類，輕些說是不在意，重些說也是看不起。名教授在家裡，享用如何，不知道；走入紅樓，依當時的風氣，要樸素。這像是表示，因為志在治學，所以就沒有精力和興趣講究吃喝穿戴。在這種風氣之下，學生更是「草上之風必偃」，幾乎都是如穿制服，一年四季藍布長衫。其時西裝也是上等服裝，少數同學有穿的，我窮，無力置備，現在回想，即使財力充足，買一套兩套，也決不敢穿上出入紅樓，因為總覺得與學術空氣不協調。
由於以上多種情況，學術空氣就形成一種壓力，迫使人往書堆里鑽，希望過些時候，能夠從裡邊找出點名堂來。即如我這無能且雜務不少的學生，也就不得不鑽圖書館，翻看書庫中那些亂七八糟的，由正經正史，直到詩話詞話之類。也不少幻想，黃金屋，顏如玉，不敢，只是，從時風，夢想在考古方面也能有一些建樹，將來萬一也能登上大學講台說說道道。現在想，這樣的幻想其實是可笑的，因為對於古，其時的所知少得可憐。幸或不幸，在考古方面還毫無建樹的時候，一個新的奇想竟鑽到頭腦里來(或說本來就有此種子，至此時破土而出)，那是想明白人生是怎麼回事。《先秦諸子系年》《紅樓夢考證》一類書不合用了，我不得不盡棄所學而學另外一套。但仍想學，這動力總是與北大的學術空氣有密切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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