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聾發聵！什麼是人生第一樂事？

生=苦。

細細尋思，這個世界充滿了假象，生活又是處處、時時都有苦惱，人這一輩子就像是做牛做馬，被頭腦的想像和社會的影響牽扯著奔波，沒有個完全輕鬆快樂的時候。

有錢沒錢，總要去做事，這是不由自主的，除了躺在床上的植物人，沒有人不需要奔波、操勞、吃苦頭，而對植物人來說，如果有的選，他倒是寧願去找苦吃呢。

有悲憫之人，看著芸芸眾生，生老病死，忙忙碌碌，不得片刻的自由，不由會說一聲：

眾生皆苦！

那麼，人生什麼事最苦呢？貧嗎？不是。失意嗎？不是。老嗎？死嗎？都不是。我說人生最苦的事，莫苦於身上背著一種未來的責任。

梁啟超先生在《最苦與最樂》一文里清楚地分析了苦與樂的問題，老方以為，這個問題才是人生的根本問題之一，是人一切行為舉止地底層邏輯，對人的命運而言，至關重要。

辯證地看，苦與樂本是一體。

眾人皆畏苦，但苦是無論如何都躲不掉的。「獨是凡人生在世間一天，便有一天應該做的事。該做的事沒有做完，便像是有幾千斤重擔壓在肩頭，再苦是沒有的了。為什麼呢？因為受那良心責備不過，要逃躲也沒處逃躲呀。」

古人說，頭頂三尺有神明。

這個神明就是自己地心啊，無論你做了什麼、想了什麼，它無時無刻，如影隨形。所謂自欺欺人地人，以為不想就沒有了，那是沒有用的，我曾見過臨終之人，如果未盡之意沒有表達，是無論如何都不甘心咽氣的。

該自己做的事，生、死都逃不過去。

「凡屬我應該做的事，而且力量能夠做得到的，我對於這件事便有了責任。凡屬我自己打主意要做一件事，便是現在的自己和將來的自己立了一種契約，便是自己對於自己加一層責任。有了這責任，那良心便時時刻刻監督在後頭，一日應盡的責任沒有盡，到夜裡頭便是過的苦痛日子。一生應盡的責任沒有盡，便死也是帶著痛苦往墳墓里去。這種苦痛卻比不得普通的貧、病、老，可以達觀排解得開。所以我說，人生沒有苦痛便罷；若有苦痛，當然沒有比這個更加重的了。」

唯一的解脫辦法，就是圓滿完成自己的責任。

「自然責任完了，算是人生第一件樂事。」

「心上一塊石頭落了地」、「如釋重負」，如此，可得大解脫、大自在，也是人生最樂之事，這才是真樂啊！

「人到這個時候，那種輕鬆愉快，真是不可以言語形容。責任越重大，負責的日子越久長，到責任完了時，海闊天空，心安理得，那快樂還要加幾倍哩！」

這就像心理學裡的延遲滿足，慾望持續地積累越多，在獲得滿足的時候，快感就越強烈。如脫韁之馬、泄洪之水，痛快淋漓。

因此，梁啟超先生又說，「大抵天下事，從苦中得來的樂，才算是真樂。人生須知道負責任的苦處，才能知道有盡責任的樂處。這種苦樂循環，便是這有活力的人間一種趣味。不盡責任，受良心責備，這些苦都是自己找來的。一翻過來，處處盡責任，便處處快樂；時時盡責任，便時時快樂。快樂之權操之在己。孔子所以說：「無入而不自得」，正是這種作用。」

無苦則無樂，無樂則無苦，苦樂的顛倒循環，便是人間的一種趣味了。

從這點來說，古今中外的英雄豪傑莫不是承擔大責任、大苦大樂之人。

孟子說，「君子有終身之憂」；曾子說，「任重而道遠，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范仲淹說，「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以苦為樂，其道理如一。

中國國防事業的元勛鄧稼先先生就是這樣的人，他放棄了國外優渥的生活條件和遠大前途，甚至是唾手可得地至高榮譽，不計個人得失榮辱，名利兩忘，在無比艱苦和危難的情況下，徹底燃燒身心，承擔起巨大的責任，至死不懈。

近日偶爾讀到楊振寧回憶鄧稼先的文章，看那一代人真正做到了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為國家、為民族，甘心情願地作出犧牲，每每讓人淚下。

鄧稼先因病去世後，楊振寧在給鄧稼先遺孀的電報和信里有這樣的句子：

稼先為人忠誠純正，是我最敬愛的摯友。他的無私的精神與巨大的貢獻是你的也是我的永恆的驕傲。希望你在此沉痛的日子裡多從長遠的歷史角度去看稼先和你的一生，只有真正永恆的才是有價值的。

鄧稼先的一生是有方向、有意識地前進的。沒有彷徨，沒有矛盾。是的，如果稼先再次選擇他的人生的話，他仍會走他已走過的道路。這是他的性格與品質。能這樣估價自己一生的人不多，我們應為稼先慶幸!

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炬成灰淚始干。

人生欲大成，必大苦。

豪傑和庸人的區別就在這裡。庸人是害怕承擔責任、能躲即躲，只想著占點便宜、尋些甜頭，盡量少做事，不勞而獲，竊以為自己是聰明之舉；而豪傑則當仁不讓，敢於主動承擔起責任，勇於奉獻自己，去尋些苦頭吃。

多做事，多承擔責任，本就是英雄豪傑的本色。華為任正非就自稱，只有到棺材釘上時才能鬆口氣。

只有真正永恆的才是有價值的，光耀千古的只有盡了責任、大苦大樂之人。而那些苦海翻滾，悲鳴苦號，不得解脫之輩，皆是想要推卸責任、逃避吃苦的人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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