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偉大」的交集：喬伊斯和普魯斯特
喬伊斯和普魯斯特是20世紀偉大的小說家（也許是最偉大的）。前者寫下兩本「天書」：《尤利西斯》和《芬尼根的守靈夜》，號稱要讓評論家忙上300年，後者寫下一部「長卷」：《追憶逝水年華》，4300多頁300萬字；一個深不可測，一個廣闊無邊，分別在難度和長度上，達到所有時代中的極致。
在文學世界裡，他們的「偉大」是兩根平行線，各自的無限延伸，並不妨礙對方的光彩。在現實世界裡，這兩根「偉大」的平行線，曾有過交集。
他們生在同時代，一個1882年，一個1871年，喬伊斯比普魯斯特小11歲。空間上，兩人的國家也不遠，喬伊斯在愛爾蘭，普魯斯特在法國；1920年起，喬伊斯開始定居巴黎，這時，距離普魯斯特去世還有兩年。
他們見過面。1922年5月18日，喬伊斯在朋友聚會上見到了普魯斯特。當喬伊斯正因為沒有穿晚禮服而道歉時，穿裘皮大衣的普魯斯特忽然出現在門口。經朋友介紹，兩人坐到了一塊兒。關於這次會面，親歷者和轉述者眾說紛紜，但基本都同意，他們倆根本沒談文學。
一說喬伊斯和普魯斯特明確表示，沒有讀過對方的作品。一說他們像病友似的，互相抱怨身體狀況。喬伊斯說自己「每天都頭疼，眼睛難受極了」；普魯斯特說自己也好不到哪兒去，「可憐的胃，疼死了。」一說普魯斯特只問了喬伊斯，是否喜歡吃塊菌，喬伊斯說「我喜歡」。交談到此為止。當晚兩人同坐一輛計程車回家，沒有對白流傳出來。
這次會面後過了半年，1922年11月18日，普魯斯特去世了，喬伊斯參加了他的葬禮。
在寫作層面上，兩人似乎沒有任何共鳴。普魯斯特沒讀過《尤利西斯》任何章節，喬伊斯對普魯斯特的文體也不感興趣，稱「讀者等不及讀完句子就會打住」；並且堅持認為，普魯斯特的作品和自己毫不相似，儘管評論家喜歡把他們倆放在一起。喬伊斯唯一羨慕的，是普魯斯特的生活：「舒適的住房，地面和四壁都裝著軟木隔音」，而他只能在人來人往的地方寫作。
當我連續閱讀喬伊斯和普魯斯特的傳記，我發現了這兩個偉大作家的相通之處。這些「相通」比「差異」更加迷人，讓人感到，世間萬物自有其聯繫，即便是兩個看上去很遙遠的人。再沒有比河流更好的「相通」意象了——「百川東到海」——當兩條河流相通，它們深入感受彼此，就會發現，兩者的血液是相似的。
根據閱讀的發現，我提煉出喬伊斯和普魯斯特共有的特質，它們有的相似，有的相反相成。我把關鍵詞、結論和細節羅列於此。需要說明的是，其中的細節，主要來自企鵝人生系列傳記《喬伊斯》和《普魯斯特》。
如果當年喬伊斯和普魯斯特知道他們有這麼多共同的話題可以聊，見面時就不會只是問對方是否喜歡吃塊菌了。
1、童年睡前媽媽的親吻。喬伊斯讀小學時，同學戲弄他，問他睡前要不要吻媽媽，他起先承認，後來一再否認。相比之下，小男孩普魯斯特，更急切、更真實、更坦誠地需要媽媽的親吻；沒有它，就無法入睡。他有時用「歇斯底里」的表現，來迫使父母在這方面妥協。「媽媽的親吻」，也成了《追憶逝水年華》第一卷「貢布雷」的重要意象，普魯斯特寫道：「我上樓去睡，唯一的安慰是等我上床之後媽媽會來親吻我。」
2、血統/精神上的猶太人。喬伊斯不是猶太人，但認同猶太人的特質，將其視作「第一個在全世界流浪的民族」。對於流亡，喬伊斯感同身受，他有名言：「流亡，是我的美學。」就血統而言，普魯斯特是半個猶太人（因為母親是）。但他從不認為自己是猶太人，還因為一家報紙把他當做猶太作家而大為光火，在小說中他也從不提及自己的猶太出身，簡直成了一種忌諱。
3、放蕩的生活。13歲時，喬伊斯被一名妓女當街攔住後，就與守身如玉的禁慾生活無緣了。他對妓院的迷戀，持續了一生。他認為它是任何城市中最有趣的地方，並在《尤利西斯》中賦予它「令人戰慄、令人迷幻的生氣」。如果把作家的情書做一個排行榜，喬伊斯寫給諾拉的情書，可能是最淫蕩的。他坐在廚房的餐桌旁，回憶妻子身體的每個細節，想像他在她的身體里進進出出，而她用長長的手指摩挲他。論放蕩，普魯斯特不輸於喬伊斯，只是更加隱秘地進行。他一生有過十多位同性戀人，召過男妓，把秘書當作情人。他對此絕口不提，但身邊的人其實都知道。後來他告訴紀德，為了達到高潮，他需要集齊許多罕見的元素（就像集齊紙牌），包括窺視和手淫。
4、貪婪而嚴厲的閱讀者。喬伊斯幾乎什麼都讀，書，小冊子，手稿，街頭指南。他死後，書房裡清點出1000本書，包括古希臘悲劇集，柏拉圖、尼採的哲學作品，愛爾蘭歌曲集，彌撒書和倫敦精品店商品目錄。儘管口味兼容並包，喬伊斯批評人起來也毫不留情，他抱怨「英國小說怎麼會這樣乏味、無聊」，愛爾蘭作家只擅長描寫「湖水之類的鄉村風景」。普魯斯特的閱讀視野是國際的，趣味是古典的，包括莎士比亞、歌德和喬治·艾略特。他讀的最多的，還是巴爾扎克。這些相互交織、卷帙浩繁的小說，讓他也渴望寫出一部描寫巴黎社會的全景式作品。而即使面對自己的文字英雄福樓拜，普魯斯特也敢於地指出其缺陷，即缺乏創造隱喻的能力，「我相信，僅以隱喻就能造就不朽的風格。但在福樓拜的作品中，恐怕連一個像樣的隱喻都找不到」——普魯斯特說到做到，他的確靠隱喻造就了獨樹一幟的風格。
5、天才的語言模仿能力。喬伊斯喜歡模仿卡萊爾（哲學家）、麥考利（歷史學家）或紅衣主教紐曼的風格寫戲劇評論，作為一種消遣。《尤利西斯》是眾多文學風格的大雜燴，融入了彌爾頓（詩人）、托馬斯·布朗（醫生作家）、理查德·伯頓（探險作家）、班揚（宗教作家）、斯梯爾（劇作家）、艾迪生（散文作家）、黑人英語、倫敦方言、愛爾蘭英語和酒館裡的粗話，令人眼花繚亂、目不暇接。艾略特評價這本書徹底暴露了所有文學風格的無用。普魯斯特也自豪於語言模仿的才能。他很喜歡撰寫仿作，甚至專門發表過一部仿作集，以致敬自己崇拜的作家，包括巴爾扎克、福樓拜、龔古爾。他說「有意模仿」，是為了控制前人的影響，「為了以後再次擁有獨特性，而不是終其一生無意識地模仿」，深入其中，細心分析，全身而退，重新創造。喜歡模仿，終究是為了擺脫模仿，抵達前所未有的原創性。
6、（幾乎）放棄了第一本自傳體小說。喬伊斯22歲開始寫自傳體小說《斯蒂芬英雄》，屢次中止，等寫完短篇小說集《都柏林人》後，他才重新掉轉頭來，大力刪改，使之成為《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從《斯蒂芬英雄》到《一個青年藝術家的畫像》，中間隔了10年。在改寫之前，喬伊斯一度覺得寫得太差，要把它焚毀，後來經家人搶救出來。《斯蒂芬英雄》的原稿在喬伊斯死後發表了。普魯斯特有類似的經歷，但最後無疾而終。23歲時，他開始寫《讓·桑特伊》。這本自傳體小說歷時3年，後來也被棄置了（逝世30年後才發表）。跟喬伊斯不一樣的是，對於這本不成功的書，普魯斯特尚未完成、也沒有進行任何修改，就主動放棄了。
7、生活和寫作互相模仿。喬伊斯用文字建造了屬於自己的都柏林，力圖描繪「每一個腳印、每一聲鳥啼、每一片干或濕的葉子」，「街道上的馬蹄、人走動的聲音和它們不同的迴響」，空氣里各式各樣的氣味，以及一天之中光影的變化。喬伊斯對自己的作品非常自信，說假如都柏林被毀滅了，人們完全可以根據他的小說來重建。普魯斯特在小說里，也彷彿造物主一般，把自己的出生地——巴黎南部夏爾特爾附近的一個村子「伊利埃」——重新命名為「貢布雷」。他將這裡的風景與記憶，「城鎮，花園，教堂，盥洗室里鳶尾花的味道，多年前初次感受到的性的悸動」，都通過琥珀般的寫作，完美地呈現。由於《追憶逝水年華》的不朽，當地成了全世界普魯斯特迷的朝聖地，所有蛋糕店都在賣著名的瑪德萊娜蛋糕，普魯斯特全家消夏的房子成了博物館，村子的正式名稱變成「伊利埃-貢布雷」，「真實-虛構」就此合二為一。
8、漫長而艱苦的工作。喬伊斯每天工作10小時，有時用兩隻眼睛工作，有時只能用一隻，並反覆吸食可卡因為自己減輕痛苦。《尤利西斯》耗費了他7年2萬個小時的創作，為此經歷神經緊張、忽然昏厥和頑固的眼疾——「青光眼、虹膜炎、白內障、結晶白內障、瞳孔雲翳、結膜炎、視網膜破損、積血、膿腫」。在為期14年的馬拉松式寫作中，為了自我振奮，普魯斯特服用了大量的興奮劑，包括腎上腺素和咖啡因；為了安然入睡，他又長期服用鎮靜劑，如鴉片。暗無天日的寫作，讓他身心交瘁，有時因眩暈而跌倒，有時瞬間失語。
9、細節控，奇聞軼事的挖掘者。喬伊斯的寫作，離不開韻書、地圖、吉爾伯特《都柏林歷史》。他詢問朋友和熟人們商店的名錄、通往埃克爾斯大街七號的台階數，纏著他們講各種奇聞，「打聽在斯庫拉和卡律布狄斯之間飛翔的鴿子是否和都柏林的鴿子一樣」，把學到的各個國家的神話傳說，和當下柏林學童中間最流行的色情故事，統統寫進書里。為了鍛造博大的作品，普魯斯特也對一切有價值的秘聞趣事孜孜以求，像鍊金術師一樣，費心挖掘、搜集整座城市的動名詞。一戰期間，他全身心投入寫作，走街串巷尋訪細節，有時深夜忽然拜訪友人，為的是了解某個古老的逸聞，有時拜訪豪華酒店的服務生領班，為的是求證一個流傳已久的傳言。他還寫下數千封信，只為了獲知一些準確的信息，比如某人穿過的一條裙子，說過的一句俏皮話等。
10、狂熱的修改者。出版《尤利西斯》前，喬伊斯堅持要了五份校樣，頻繁在上面修改，迅速把全書擴充了三分之一，上面布滿星號和畫線，修改的字跡密密麻麻，像蜘蛛網一樣，快把印製商逼瘋了。他有時會在兩個單詞之間，突然插進兩百個詞，把原來的一頁紙，擴充成二三十頁。這類「語言的雪崩」，也常常發生在普魯斯特身上。1909-1911年，普魯斯特只幹了一件事，就是重新擴寫《追憶逝水年華》第一卷。他不斷在手稿上增添細節和觀察，就像「那些喜歡讓整幅畫布保持在變化中的畫家」。邊頁上總是寫滿越來越多的新段落；新段落有時很長，普魯斯特不得不貼上新的頁碼。
11、對書籍裝幀的偏好。喬伊斯希望裝飾第一版《尤利西斯》封面的顏色，是像希臘國旗一樣的深藍，封面的藍底白字，要有巨大的視覺衝擊力，就像「白色的島嶼散布在蔚藍的大海上」。而普魯斯特的第一部作品《歡樂與時日》，延擱了兩年出版，也是為了等待繪製裝飾頁面的花紋。
12、在意作品的銷量和影響。《都柏林人》出版那年，只賣出379冊。其中有120冊，都是被喬伊斯自己悄悄買走的。那時，他還十分窮困潦倒，到處跟人借錢。1922年《尤利西斯》出版後，喬伊斯託人帶話給艾略特，希望在《泰晤士報·文學副刊》上幫忙寫一篇書評。有作家聲稱「《尤利西斯》在人類思想和歷史上的地位還沒有得到充分認識」，喬伊斯聽說後，立即請他幫忙宣傳。這種想辦法擴大作品影響的手段，普魯斯特同樣做了，並且更加「無恥」。為了獲得龔古爾獎，普魯斯特用禮物和筵席跟評委套近乎，最終以6票比4票，贏得了這份「虛榮」。
13、藝術崇拜者和獻祭者。喬伊斯把自己當成語言的上帝，表示「能用語言來做喜歡做的任何事情」。他認為所有的辭彙都盡在囊中，他要做的，只是把它們以正確的順序排列好。他把詞語像核桃一樣碾碎，提取內核，把一個詞嫁接到另一個詞上，把一種聲音組合到另一種聲音上，分解-疊接-變形，讓「水像水一樣說話，鳥像鳥一樣唧喳」。他琢磨詞本身，用盡全力感受每一個詞，這樣的行為，有時甚至會令他流下眼淚。藝術的真理對他來說是神聖的，哪怕在最細微的地方，他也講究風格的完美，音韻的斟酌，音符的適當，詩意的精確。普魯斯特同樣是文學聖徒。他比喬伊斯還謙虛些，自稱是一個無所作為的藝術愛好者，但內心始終把真理當成自己絕對的藝術標準，把真誠置於一切文學矯飾之上。「對真相的敘述，再加上長句子，大量的比喻，從每一主題發掘出最後一盎司黃金的決心」，使得他的寫作持久地迷人與新鮮。普魯斯特情願把生命奉獻給藝術，事實上他的確這麼做了。
14、熱衷於社交，又極端冷漠。喬伊斯不是一個甘於孤寂的人，生活越喧鬧，他的狀態似乎就越好，生活「四周需要有人圍著」，沒有出遊和別人的讚賞，那實在太難熬。他的座右銘是「及時行樂，直到至樂」。人群的喧鬧，根本打擾不到喬伊斯，因為他內心是無情之人。他坦承，「和別人交朋友總是有目的的」，這個「別人」，也包括家人。喬伊斯年輕時，就對家人的哀號充耳不聞，因為「他知道一旦傾聽了就會被吞噬」。後來，他又相繼成為失敗的丈夫和父親。無視親身兒女的命運，只關心「藝術之子」——自己文學作品的命運。他打發孩子去巴黎的書店導出轉悠，為的是看看《尤利西斯》第二版銷量如何。極端的熱情和冷漠，同樣凝聚在普魯斯特身上。一生混跡於貴族社交圈的普魯斯特相信，一個藝術家有兩面（就像一把摺扇），一面是「社會人」，參加聚會、認識異性、討好評論家，一面是「創作者」，埋頭苦創小說、詩歌和散文。兩面毫不相干：日常習慣、社交生活和惡行中是一個自我，「書是另一個自我」。長時間與語言的搏鬥，剋制的近距離觀察，同樣讓普魯斯的心腸特變得剛硬。對於世界和人群，他似乎做足準備隨時置身其中，隨時揚長而去。他說自己受夠了虛偽和友誼，因為它們總是變成同一件東西。友誼一文不值，交談代表著思想之死：「當藝術家放棄一小時的工作，同朋友聊天時，他知道他為並不存在的東西犧牲了現實……」
15、對巴黎的迷戀。喬伊斯年輕時，就夢想著童話一般的巴黎，認定那裡是「戀人世界裡森林的燈籠」。後來真的到了巴黎，也沒有因為見到真相而大失所望，相反，他深信這是「全世界最後一座富有人性的城市」。他最後在巴黎生活了20年，佔據他人生1/3長。如果說巴黎有很多偉大的代名詞，那麼顯然普魯斯特也是其中之一。他幾乎一輩子都呆在巴黎，一輩子都在寫巴黎。他每天夜晚在筆記本上描繪整個巴黎「微不足道和轉瞬即逝的東西」，就這樣把短暫變為永恆。
16、癮君子和非長壽者。鴉片之於普魯斯特，酒之於喬伊斯，都是長時間寫作和修改過程中，必不可少的慰藉物。他們原本脆弱的身體，因此變得更加脆弱了。普魯斯特每年在藥品上支出多達2萬美金，喬伊斯每次酗酒，就「躺在桑葚色的、五彩繽紛的大量嘔吐物當中」。他們倆最終都沒活過六十，普魯斯特是51歲，喬伊斯是59歲。
即使偉大如喬伊斯和普魯斯特，也有種種相似的癖好，種種相似的弱點。這些構成他們的癖好和弱點，並不新奇，在每一個普通人——每一個你我——身上也都存在著，儘管是以零零散散的方式，並不完整。
我們不妨說，「偉大」之人在「偉大」處相遇，也在「不偉大」處交集。這些「偉大」，叫普通人欽佩得五體投地；這些「不偉大」，則拉近了普通人和天才之間的距離，並讓前者感到些許慰藉。
天才也好，普通人也好，這些可愛、可憐、可敬、可鄙的相通之處，讓我想到，或許，每個人都從屬於一個更為壯闊的靈魂譜系，而這些靈魂譜系，其實歸於「一」。那個「一」便是「人性」，是人之為人所擁有的共同特質，歷經千萬年而不滅，甚至歷久彌新。
這意味著，所有人可能只是一個人。每個人都是取自人性之海里的一瓢水。我們從這裡出發，又終將匯入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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