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強調「國恥」，還是遏制反日情緒？濟南慘案後南京國民政府對日究竟是什麼態度？

至於中日兩國就「濟案」的直接交涉，直到1929年3月28日，始由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正廷，與日本駐華公使芳澤謙吉簽署相關協議，如下：一，於互換籤字之日起，兩個月內，日本撤退山東全部駐軍；二，撤軍後的接收辦法，雙方各派委員就地辦理；三，濟南不幸事件認為既往不咎，相互不課軍事行動的責任；四，組織共同調查委員會重新調查雙方損失。4月2日起，中日雙方委員在濟南商議交接程序；4月15日移交青島，5月4日移交濟南，同月20日，山東日軍全部撤離。濟南事變終告落幕。

芳澤謙吉

濟南慘案對中國局勢的意義，難以輕忽。迎接日本的挑戰，已成南京國民政府往後的施政重點。1928年5月10日，蔣介石自記：「余自定日課，以後每日六時起床，必作國恥紀念一次，勿間斷，以至國恥洗雪凈後為止。」數日後，復向參謀長何應欽指示裁軍、整軍方針，除軍隊編製、經理外，特別重視完備航空、海軍以及騎炮工輜等特種兵科。蔣氏的國軍編遣構想，已在醞釀。在教育方面，蔣另電大學院院長蔡元培，亟稱「國家危亡，至此已極。挽救之道，非從興學養廉，激濁揚清入手，別無他法」。

蔡元培

然而，國民黨人在強調「國恥」的同時，日益與廣州時期、北伐初期的激進宣傳漸行漸遠。「濟案」爆發之際，國府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部代主任何思源適在城內，急向各民眾團體及各軍勸告「不要宣傳、張貼標語及開露天大會，以免引起重大交涉」。7日，黨人成立「濟南各界五三慘案後援會」，然只注重調查、撫恤及國際宣傳工作，並不積極攻擊日本，「以免激動感情，惹起大禍」。和北伐初期的漢口、九江租界事件相比，處置辦法確有差異。

國民黨高層在全國各地群情激昂、函電紛飛的情勢下，事實上是竭力剋制「群眾大會遊行之表示」。5月10日，中央常會通過《五三慘案宣傳方略》、《五三慘案宣傳大綱》，嚴禁刊載於報紙，要旨即為「說明本黨對日政策在以和平的手段」，「宜極力保護列國的僑民財產之安全，於日僑亦當同樣保護」，「各種集會宜多重代表合議之形式，由各代表負責的各團體分別執行」，又特彆強調「一切封閉商店、檢查及燒毀存貨、罷工罷市之無益行動，皆徒損國家元氣，而傷國民之富力，宜極力避免」，「切不可召集大會，作遊行之宣傳，以免引起意外之事」。

抗日遊行

（ 張憲文、張玉法主編：《中華民國專題史 第4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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