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內鬼」「偷渡」「反偵察」：貪官的外逃與被追逃

（圖片來源：全景視覺）

經濟觀察報首席記者 李微敖中央追逃辦又出手了。

2018年6月6日晚間，中央反腐敗協調小組國際追逃追贓工作辦公室（即：中央追逃辦）在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公布了50名涉嫌職務犯罪和經濟犯罪的外逃人員的部分線索。

此前的2017年4月27日，中央追逃辦首次以公告形式，發布了22名未歸案「百名紅通人員」的藏匿線索。

所謂「百名紅通人員」，是指2015年4月，國際刑警組織中國國家中心局公布的100名涉嫌犯罪的外逃國家工作人員、重要腐敗案件涉案人員。

公布外逃人員部分線索的舉措，似乎收到了不錯的效果：在隨後一年多的時間裡，這22人中已有6人，回國投案自首。

此次公布的50人名單，既包括部分原有的「百名紅通人員」，亦有2017年以來新增的外逃者。

有紀檢監察系統的官員向《經濟觀察報》記者介紹，中央追逃辦，成立於2014年6月，成立之初，由中央紀委、最高法院、最高檢察院、外交部、公安部、安全部、司法部、中國人民銀行8家單位組成；中央紀委國際合作局，為其具體的辦事機構。

中央紀委國際合作局原為預防腐敗室，時任國家預防腐敗局副局長、預防腐敗室主任傅奎，隨即兼任中央紀委國際合作局首任局長，也即為中央追逃辦首任負責人。2015年，傅奎調任湖南省紀委書記，資深外交官、時任外交部部長助理、原外交部新聞發言人劉建超，轉調中央紀委，接替了傅奎的職務。

「劉建超調到中央追逃辦後，部分（外交）部里的工作人員，也跟著他過去了」，外交部一位官員告訴《經濟觀察報》記者，而在劉建超2017年轉任浙江省紀委書記之後，又一位資深外交官——臘翊凡，調至中央追逃辦，接替了他的職務，直至今日。

生於1967年的臘翊凡，畢業於外交學院，1990年進入外交部工作。曾任外交部國際司副司長、中國駐衣索比亞大使等職。

在地方層面，31個省、直轄市、自治區以及新疆生產建設兵團，也相應地成立了省一級的「追逃辦」。

中央追逃辦成立之後的第二年，即2015年，中國啟動了旨在追逃、追贓的「天網行動」，持續至今，成效頗為顯著。

其公布的最新數據顯示：截至2018年4月底，通過「天網行動」先後從90多個國家和地區追回外逃人員4141人，其中國家工作人員825人，「百名紅通」人員52人，追回贓款近百億元人民幣。

不過，在2018年1月，中央紀委監察部網站（現更名為：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刊發的文章亦披露：「（截至2017年年底）仍有涉嫌貪污賄賂等職務犯罪外逃的國家工作人員800餘人在逃」。

數年來，《經濟觀察報》記者對於防範涉嫌違法犯罪的國家工作人員外逃及相應的追逃課題，亦有持續關注。

這些「潛逃未歸案」者當初是如何「外逃」的？中國的追逃工作，又存在哪些困難和挑戰？

「反偵察」意識強 「百名 紅通人員」之一的外逃

「一般能夠潛逃至境外的，都有一定的『反偵察』意識。如果沒有事先對他/她，進行提前布控監視，沒有採取邊控（邊境出境控制），比較難防範。」一位紀檢監察系統官員，對《經濟觀察報》記者表示。

「反偵察」意識強表現突出的外逃官員之一，就是中國移動的前中層管理者李向東。李向東在「百名紅通人員」中排名第7，迄今未有歸案。

1965年出生的李向東，為江蘇南通如東人，大學在地處成都的電子科技大學就讀，畢業後也留在了成都工作。

2001年，時年36歲的李向東擔任四川移動數據部總經理。2005年，他負責在四川籌建中國移動無線音樂基地；次年，基地正式成立，李向東出任基地的「一把手」，即運營中心總經理。

彼時，藉助「彩鈴」等業務，中國移動無線音樂運營中心業績飛漲，在2007年，即實現收入逾140億元；2009年，號稱已超過200億元。李向東也成為當時包括流行音樂界在內的多方追逐的對象，一時間炙手可熱。

然而，就在2010年3月下旬，李向東在接受上級部門的談話之後，再沒有露面。

審計部門為何找其談話？

數位接近中國移動的人士向《經濟觀察報》記者回憶，當時這有兩種說法：

其中之一，國家審計署在2010年2月進駐廣東移動，展開專項審計，涉及到處於四川的中國移動無線音樂運營中心業務，因而審計人員也找到李向東了解情況。

另一種則是，李向東因為在主政中國移動無線音樂基地之時，業績出眾，上級部門有意將他提拔，所以找其進行談話。

談話之後的兩三天里，李向東同事和其他部門工作人員試圖撥打他的手機，但始終沒有人接聽。通過技術手段定位，則顯示李向東的手機一直在成都市內，且時刻處於「移動」的狀態。

幾天之後，各方覺得情況不對，於是根據手機定位，找到了這個手機的「攜帶者」——原來是一位走街串巷的小販。

該小販說，這部手機原有的主人將手機交給他，並給他數千元錢，讓其隨身攜帶並保持開機狀態，但不要接聽任何電話。

而事後查明，實際上，就在跟上級部門談話的當天晚上或第二天一早，李向東就從成都搭乘飛往深圳的飛機，然後從深圳過境香港，再轉去了加拿大。

值得一提的是，就在李向東「潛逃」一周左右，即2010年4月6日，李向東的頂頭上司、時任四川移動董事長李華，曾對本文記者謊稱：李向東已經被抓獲歸案，紀檢部門對其正式立案調查了。

兩個多月後，即2010年6月，李華被紀檢機構帶走調查。2011年8月，李華以犯受賄罪，被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並處沒收個人全部財產。

知情人士向《經濟觀察報》記者確認，李向東迄今未有歸案。

「內鬼」、偷渡、提前布局 外逃者的「歪門邪道」

除了具備「反偵查意識」，提前布局，也是外逃者的「成功」法門之一。

紀檢系統人士向《經濟觀察報》記者介紹，「提前布局，既包括資產提前向境外非法轉移，或者他/她在位時進行的尋租交易，錢款交易就直接在境外進行，錢款也存在事先開好的銀行賬戶里；也包括購買其他國家的護照，甚至具備雙重國籍、多重國籍——儘管中國不承認雙重國籍，但實際運作中，如果沒有主動申報，也比較難以查到。」

在2018年6月6日，中央追逃辦披露的50人線索名單里，彭旭峰就符合上述的特點。

生於1966年5月的彭旭峰，為湖南省婁底市雙峰縣人。曾任長沙市住建委副主任，2010年，兼任長沙軌道交通集團黨委副書記、董事長職務；後免去長沙市住建委副主任職務，專任長沙軌道交通集團黨委書記、董事長。彭旭峰任內的長沙軌道交通集團，主導了長沙市的多條地鐵線路及磁浮線路建設，實際投資額高達約千億元。

2018年3月3日，彭旭峰從長沙軌道交通集團調至湖南省屬國企——湖南基建投資集團，任董事長。其身份由「長沙市管幹部」，變為「湖南省管幹部」；對應的行政級別，也由「正處級」，晉陞為「（副）廳級」。

但是不到一個月，即2018年3月24日，他就出逃了。出逃的路線是，從長沙到上海，然後出境，到澳大利亞，再飛往美國。

紀檢系統監察官員告訴《經濟觀察報》記者，彭旭峰的妻兒，事先已經出國；他同時持有塞普勒斯等國的護照，可以在境外長期居留。

6月6日，中央外逃辦披露的信息顯示:彭旭峰持除塞普勒斯護照外，亦持有聖克里斯多福及尼維斯聯邦護照，此兩者均為英聯邦成員國，目前可能居住於美國加州的奇諾崗市（Slate Dr，Chino Hills，CA, the United States）。

此外，根據接近案件調查人士向《經濟觀察報》記者的介紹，彭旭峰得以出逃，還有個重要原因是，時任長沙市紀委常委，並曾在公安系統長期任職的胡林輝通風報信。胡林輝後來醜行暴露，湖南省檢察院決定將其逮捕，他涉嫌的罪名之一，就是「幫助犯罪分子逃避處罰罪」。（關於彭旭峰的外逃細節故事，詳見《經濟觀察報》2018年6月7日的報道《紀委常委當 「內鬼」：廳官彭旭峰外逃幕後》）

亦有部分涉嫌違反犯罪的公職人員，選擇「偷渡」的方式潛逃出境，這既包括從海路出境，亦包括走陸路。

中國有超過3萬公里的漫長海岸線，東南沿海，尤其是廣東、福建等省份的沿海地區，有較長時間的「海上走私史」。《經濟觀察報》閱讀過的一份司法文書也顯示，有一位前武警系統的人士，選擇在廣東珠海，雇船偷渡到了澳門，但只是為了滿足她賭博的慾望。

在陸路，有來自雲南的官員及廣西的官員，都向《經濟觀察報》記者坦承，從雲南邊境向緬甸「偷渡」，或者從廣西邊境向越南「偷渡」，都不是太過困難的事情，「比如在廣西防城港，到越南，跨過一條河就夠了。」

此次，中央追逃辦披露的50人線索名單里，曾任遼寧省撫順市公安局新撫公安分局經偵大隊大隊長王敬梓，就是在2009年3月，外逃至了越南。

來自湖南紀檢監察系統的官員也向《經濟觀察報》記者介紹，該省亦有涉嫌貪腐的官員，選擇通過陸路，外逃至緬甸、越南等東南亞國家的案例。

國際追逃 引渡條約缺乏與其他挑戰

上文提到的彭旭峰出逃已經1年多，李向東的出逃則已有8年多；而此番中央外逃辦公布的50人線索名單里，出逃時間更早的包括：1999年5月，外逃至美國的河北唐山豪門集團原總裁.賀業軍；2000年3月，外逃至美國的珠海華美汽車制動工業有限公司原副董事長兼總經理、珠海中汽華粵工業有限公司原法定代表人兼總經理梁錦文。

梁錦文實際也是2015年公布的「百名紅通人員」之一。彼時，國際刑警組織中國國家中心局公布的信息稱，梁錦文在1996年11月，就因涉嫌貪污罪，潛逃至中國香港、新加坡、美國等地。此番中央外逃辦更新了他的線索信息，並稱他目前可能居住在美國加州的科洛納市（KAMELIA STREET CORONA，California, USA）。

為何這些人出逃這麼久，還未抓獲歸案？

數位受訪的紀檢系統官員均對《經濟觀察報》記者表示，「中國與美國、加拿大這些國家，沒有簽署引渡條約，是最大的障礙之一。」

上述受訪者還介紹，除美國、加拿大外，澳大利亞、紐西蘭，也是涉嫌違法犯罪的中國國家工作人員主要的外逃和藏匿目的地。

中央紀委國家監委網站在2018年1月披露的數據也證實，「約70%剩餘外逃人員和90%剩餘『百名紅通人員』藏匿在美加澳新，不少人已取得當地合法身份」。

此番中央外逃辦公布的50人線索名單里，逃往美國的有23人，比例達到46%；而在美加澳新四國的，則有44人，比例高達88%。

所謂引渡，是指一個國家或政府，應外國政府的請求，把正處在自己領土之內而受到該外國通緝或判刑的人，移交給該外國審判或處罰的行為。通常情況下，兩個政府間要簽有引渡條約或協議方可引渡。

中國在2000年12月頒布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引渡法》，而根據時任「中央追逃辦」負責人劉建超在2017年1月舉行的中央紀委新聞發布會上的介紹，彼時中國已和48個國家簽署了引渡條約，這其中包括法國、西班牙、義大利等國家。

但是迄今為止，中國尚未能與美國、加拿大、紐西蘭等國，簽署引渡條約。

美國的法律有明確規定，「與外國政府開展引渡合作，特別是外國從美國引渡逃犯，需要以該外國政府與美國政府之間存在有效的引渡條約為前提條件」。

同時，這48個簽署的引渡條約中，尚有10多個條約未能生效。其中最典型的是中國與澳大利亞的條約。

中國與澳大利亞早在2007年9月6日，即於悉尼簽署了引渡條約。但是10餘年過去了，澳大利亞國會一直沒有批准這一條約。因而，澳大利亞到目前為止，還是中國涉嫌違法犯罪人員的四大出逃國之一。

亦有紀檢機關及司法界人士對《經濟觀察報》記者表示，即使在缺乏引渡條約的條件下，也可以通過非法移民遣返、異地追訴、勸返等手段，實現國際追逃，在這方面，中國不乏成功的案例。

一位中央紀委的人士向《經濟觀察報》記者介紹，為指導追逃工作，在中央追逃辦等機構的支持下，中央紀委所屬中國方正出版社從2018年1月開始，編輯出版了「反腐敗國際追逃追贓系列叢書」。

叢書第一本即是《國際追逃工作實務》，著者為中央紀委國際合作局官員冉剛。該書就是針對中國公職人員外逃至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紐西蘭等國之後，如何從「貼近實戰」的角度出發，運用引渡、遣返、異地追訴、勸返等多種手段，努力解決「找（犯罪嫌疑）人難」、「取證難」、「不會追」、「不善追」等難題。

「不過從目前看來，對於『百名紅通人員』的追逃，以及對於其他逃到美加澳新國家的公職人員的追逃，我們最有效的方法還是勸返。這在『百名紅通人員』已經歸案的人員里，佔了多數。比如排名第1號的楊秀珠，第5號的閆永明，都是勸返之後回國自首的。這方面（勸返），我們已經有了比較多的經驗和相對成熟的工作方法。但是勸返的成功與否，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外逃人員本人，也是涉嫌違法犯罪份子本人的決定；並且不可避免，在量刑方面，我們要做一些讓步。」

一位紀檢系統官員如是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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