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麼必需拒絕大數據

歐亞集團主席伊恩·布雷默出了本新書 「我們 vs 他們」，目前正在做宣傳，電訊報對他的一篇採訪的標題是：「大數據技術正在扼殺西方民主 - 並賦予威權國家新的生機」。

絕大多數技術本身都是中立的，其最終變成什麼取決於技術落在什麼人手裡。人們都認同這點。但大數據不一樣，它基於侵入性的挖掘，它將民主社會人民對權力的監督完全逆轉了方向，恰好符合威權的邏輯，復活老大哥，令威權更為強大。

數據就像一塊肥肉，被放在了餓狼面前，它就在那兒，你不可能指望狼不吃掉它。不僅要吃掉這塊，它肯定還想要更多。

日前一個宣稱測試政治傾向的小遊戲在網路上流行，很多人將自己的測試結果公開貼出來。

警惕社交媒體傳播的心理測試遊戲，事實上所有這些在線測試不論其聲稱的測試目標是什麼，都一樣的需要警惕，它們很可能是大數據收集的更為深入的方式。

它們很容易讓你看起來無害，比如宣稱「測測你未來的女朋友是什麼樣的人」、或者更為迎合自戀心理的 「測測你最像哪位名人」，相比下聲稱政治傾向的測試還算是沒那麼裝的。互聯網人最大的甚至可以說是唯一的共性就是自戀，因為它就來自媒介效應，自戀的背後是自我認知模糊，於是這些測試所能實現的數據挖掘將超過幾乎所有直接的監視。它總有方法能讓你說實話，這是心理學最路西法的一面。

你很可能看不出自己提供的答案有什麼要緊，因為那些數據最終很可能不是被單獨使用的，它們會與其他數據結合起來使用，以達到某些操縱的目的，比如你在其他平台的公開表達、個人身份數據、以及其他測試所得出的數據，你想不到會出現什麼樣的組合。

並且，首先這類測試都不準確，與個人經歷經驗、和對經驗的感知、在被測試的那一時刻的情緒狀態，都有很大關係。也就是說它們很可能得不出它們所聲稱的測試目標。但其真實目標就藏在那些提問中。

就政治傾向測試而言，即便它準確也不建議給人貼這樣的意識形態標籤，只會嚴重局限視野。左右的存在都是有道理的，左右各有優勢，在處理不同問題方面，左右合作才有政治進步，最重要的在於所有人都能基於事實說話，尊重事實要高於尊重黨派意識形態，這樣一切問題都更容易解決。如果事先被貼上了傾向標籤，便會在下意識中以立場為重，因為人類有歸屬需求，團隊認同始終會高於獨立判斷。然而並沒有完美無缺永遠正確的黨派和團體，理性的異議才是進步的推動力，而不是盲目認同。

其次，這類測試的目的往往不在「左右」的結論上，而是其中的題目，裡面有設計者希望知道的東西（是的，很有點社交工程學的路數）。其答案不僅為政權提供了篩查異議實施定位監視的參考，還能結合其他數據被設計成隱性洗腦的方案。你一定知道 Facebook 等社交媒體採取的新聞推送類演算法如何通過定向展示（讓你更容易接收到某些消息而不容易接收到另一些）從而改變了人們的投票結果和輿論傾向。這只是所有心理操控的實踐方法之一。

更重要的是，不必押寶哪家私營公司不會在數據方面和政府合作，只要大數據技術還存在，監視資本主義還存在，它就不可能僅僅為了賣廣告。大數據本身就是公私監控夥伴關係的基礎，這事從至少17年前就開始了。

利益聯盟

企業監視和政府監視是不可割裂的、互相交叉又互相支持，這種合作關係並非哪個國家的特徵，也不僅僅在於哪幾個國家的聯姻，而是遍布全球的。從來沒有相關正式協議，但它本身是一個利益聯盟，有很多強大的利益關係支持其延續。

斯諾登披露的文件顯示了 NSA 是如何依靠美國企業來監視互聯網的。國安局從來沒有從零開始建立一個獨立的互聯網監聽系統，因為企業已經建立這樣的系統，只需接入即可。微軟、雅虎、蘋果、谷歌等美國公司為情報部門提供了大量的數據。有些時候他們會順從國安局的意願，有時按照法庭文件的要求被迫秘密交出數據（你在新聞里很可能看不見）。還有時，國安局可以未經允許直接入侵這些公司的基礎設施。

這就是為什麼發展本土公司是數字時代當權者最大的優勢，也是為什麼「要求將數據儲存在本地」變成了全球政權的流行立場。基於商業角度的批評如保護主義等，都是過於淺薄的。

早已成為全球生態。許多國家都在藉助企業監控的力量來監控本國公民。通過類似代號為「TEMPORA」的計劃，英國政府通信總部向英國電信公司（British Telecom）和沃達豐公司（Vodafone）付費買到了全球各地的大量通訊。沃達豐提供了阿爾巴尼亞、匈牙利、埃及、愛爾蘭、卡達等共計 29 個國家的通信，允許政府通信總部直接訪問這些國家境內的互聯網流量。

法國政府竊聽了法國通信和 Orange 公司。俄羅斯搜集、儲存和分析通話、電子郵件、網路使用、社交媒體關係網、信用卡交易記錄等方面的數據。莫斯科將搜索指令系統直接內置在互聯網中(System of Operative-Investigative Measures,SORM）。在2014年索契冬奧會上，克里姆林宮幾乎控制了網上發生的一切，他們舉著「打擊恐怖主義和犯罪」的旗號，事實上針對的是記者、人權活動家和政治對手。

俄羅斯和印度、沙特、阿聯酋、印尼，多年前就威脅過黑莓公司，就像現在俄羅斯驅逐 Telegram 一樣，這些政權說如果黑莓公司不允許他們獲取通訊數據就要禁止該手機。黑莓的數據一般都是加密的，可以防竊聽。最終黑莓廠商和印度政府達成了協議，允許政府跟蹤個人用戶的電子郵件、聊天和網站訪問內容。這似乎是唯一被披露的。其他國家呢？你完全可以想像都是如此，只是沒曝光。

大約有十幾個國家有保留數據方面的相關法律，要求互聯網服務提供商監控並保留用戶數據達數月之久，以備政府的不時之需，這項法律在 2014 年曾被歐盟宣布違憲。但直到如今，伊朗、越南、印度、俄羅斯等很多國家依舊做如此要求。

「911」 之後，美國政府從代理公司購買了大量數據，包括從 Torch Concepts 獲得飛機乘客信息，從 ChoicePoint 獲取墨西哥選民資料庫。美國法律要求金融機構向政府報告超過一萬美元的現金交易，貨幣兌換商的報告門檻是一千美元。

許多國家的政府都要求酒店記錄並上報有多少外國人住宿，保留客人的身份證和護照附件。如今是閉路電視攝像頭、車牌捕捉系統、手機定位系統、人臉識別系統 ……幾乎找不到它們不存在的地方。

同理，企業也能出於自己的目的獲得政府掌握的信息。比如在美國，伊利諾伊州、俄亥俄州、得克薩斯州、佛羅里達，出售駕照信息，包括把駕駛員的照片賣給私人買家；還有些州出售過選民登記信息。英國在 2014 年曾提議出售納稅人信息，遭到公眾抗議。英國國家醫療服務體系還計劃向藥品商和保險公司出售病人的病例信息……（我們應該最熟悉最後這種了）

於是存在這樣一個反饋環：企業認為應該搜集更多的政府數據，按照政府法律的相關要求，將搜集的信息儘可能公開發布，企業再把這些數據打包賣回給政府。這手被稱為「數據清洗」（這裡指向詳情）。

最終的結果就是，大量的監視數據在政府和企業之間來迴流動，於是你不用指望通過有效的法律來控制企業監視 —— 因為政府不希望降低企業監視的能力，那樣一來最終會限制他們自己訪問數據的權利（這就是為什麼國會對待扎克伯格像個老朋友，而不是負罪嫌疑人。當時斯諾登對此表示了嘲諷）。

隱私倡導者最活躍的時期可能會刺激出相關保護性法律被提出，但是數字巨頭們抵觸，最終很難被通過。2013 年在加州就是如此。幾個月前的網路中立法案輿論戰也是如此。如今即將於下個月被通過的歐洲隱私保護法案被很多人寄予了期望，不過它顯然依舊在維護那些巨頭的利益、保護他們的霸權（這裡指向為什麼的說明）。

公私監控夥伴關係

與斯塔西時代不同，當今的政府不再單獨進行監控、審查和控制操作，而是由一個龐大的公私監控夥伴關係網支撐：由一些以盈利為目的的公司組成。僅僅美國，八年前的記錄就有 1931 個不同公司在協作情報部門的數據收集。

據華盛頓郵報 2013 年報道，70% 的美國情報預算最終流向私營企業，48.3 萬個政府承包商擁有絕密級許可權。政府和企業之間有一扇強大的旋轉門，美國海軍上將 Mike McConnell 1996年從國安局離職後成為政府承包商博思艾倫諮詢公司的副總裁，專門從事國家情報方面的工作，組建了他自己的互聯網安全諮詢公司，僱傭了國安局首席技術官，後者繼續為國安局工作。

更為「聞名」的是，許多網路武器製造商向全球各地兜售網路攻擊工具。比如英國和德國公司的宣傳材料將間諜軟體 FinFisher 描述為「攻擊性信息技術入侵的解決方案」，製造商是伽瑪集團，政府購買這些軟體來監控公民的電腦和手機。

早在 2012 年，公民實驗室的研究人員就發現，FinFisher 工具包被部署在巴林、新加坡、印度尼西亞、蒙古、土庫曼、阿聯酋、衣索比亞、汶萊，以及美國和荷蘭等國。

亞塞拜然、哥倫比亞、埃及、衣索比亞、匈牙利、義大利、哈薩克、韓國、馬來西亞、墨西哥、摩洛哥、阿曼、奈及利亞、巴拿馬、波蘭、沙烏地阿拉伯、蘇丹、泰國、土耳其、阿聯酋和烏茲別克等國家政府使用計算機和手機入侵和監控產品，針對政治異議。這些監視工具就是私營公司開發的。

摩洛哥政府使用黑客組的軟體以公民記者組織 Mamfakinch 為目標，通過向處於危險中的匿名市名發送釣魚電子郵件獲取信息，其附件包含有效的惡意軟體；2011年在巴林被捕的異議人士被要求交出私人郵件和聊天記錄，由政府通過諾基亞和西門子公司提供的工具進行搜集。

最近期的消息，美國警方購買黑客工具 GrayKey 解鎖 iPhone。FBI 聲稱由於 iPhone 的加密它無法訪問到犯罪證據，並以此為證據呼籲電子設備引入加密後門，好讓當局更容易的訪問加密內容。

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加密專家馬修·格林說，在許多情況下甚至州和地方警察都能訪問到加密數據，這與 FBI 無法訪問手機數據的說法相矛盾。更邪惡的是，幫助開發該黑客工具的就是蘋果公司員工。（這裡指向該消息的中文版報道）

更近的消息，由安大略省滑鐵盧市開發的網路過濾審查技術已被 10 個國家用於審查新聞獲取、宗教內容，LGBTQ 和政治運動。在包括阿聯酋在內的這十個國家的清單中，印度和巴基斯坦這兩個議會民主國家也儼然在列。

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印度封鎖了近 1,200 個網址 - 比公民實驗室測試的任何其他國家都要多。這些網址包括半島電視台對羅興亞穆斯林難民危機的報道、以及存檔網頁快照的檔案網站 Wayback Machine。

他們並不掩飾這種合作。世界情報支持系統（Intelligence Support System World）會議在迪拜和巴西利亞等城市有頻繁的貿易展覽，監控工具就寫在廣告宣傳冊上。許多國家會派代表參會。美國和歐洲也有類似的會議。（鏈接指向本年度的該會議通告）

西方國家公司向其他國家提供審查監視技術

大多數大型國防承包商，如雷神，諾斯洛普·格魯門公司，哈里斯公司，都為美軍製造網路武器；許多大型IT公司幫助建立全球監視中心：法國的 Bull SA 公司幫助黎巴嫩政府建立監控中心，奈及利亞使用的是以色列公司的 Elbit 系統，敘利亞政府使用的是德國西門子公司、義大利 Area SpA 公司以及其他公司的監視產品，在卡扎菲的利比亞，是從南非 VASTech 公司購買電話監控技術的。

總部設在美國的 Blue Coat 公司銷售的對企業網路進行監控和內容過濾的系統，被很多國家政府使用來監視其公民，包括並不限於 緬甸、中國、埃及、印度尼西亞、奈及利亞、卡達、沙烏地阿拉伯、土耳其、委內瑞拉俄羅斯等國。（這裡有完整名單）

美國企業 Fortinet 設計的過濾軟體被用來審查緬甸的互聯網；美國 MaAfee 公司開發的審查工具 SmartFilter 被突尼西亞和伊朗政府審查其公民的上網行為；英國企業 Sophos 公司設計開發的商業安全設備被敘利亞和其他專制政權用來監視和逮捕公民。

很多人喜歡這樣安慰自己，「技術是中立的，或者這些監視審查技術可以用來抓壞人、遏制暴力」等等，好吧，下篇文章詳細說明為什麼這種思路是錯的。

順便說，人臉識別技術最初是迪士尼主題公園用的，用來幫遊客挑照片做紀念品。而在佔領華爾街運動其間，這項技術已經被用來抓捕抗議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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