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讀經典 | 面對死亡的個體與國家—— 讀《這受難的國度：死亡與美國內戰》

文史 06-10

原標題：重讀經典 | 面對死亡的個體與國家—— 讀《這受難的國度：死亡與美國內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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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死亡的個體與國家——

讀《這受難的國度：死亡與美國內戰》

文 | 老肆

在我合上德魯·吉爾平·福斯特女士所著的《這受難的國度：死亡與美國內戰》（以下簡稱《這受難的國度》）一書後，我腦中浮現出許多概念和場景，但它們卻毫無規律地簇擁在一起。福斯特通過這本書把死亡及與死亡有關的事業描述得非常細膩，細膩到讀到後面就忘記前面的內容。我讀過的很多的美國歷史學家的著作都在敘事手法上給人深刻印象，以講故事的方式娓娓道來，而非粗線條的分析和描述。關於內戰的這種敘事手法，我在翻譯歸爾佐的《林肯傳：救贖者總統》時也有此種感受。而《這受難的國度》在選題上無疑具有開創性，福斯特女士像開了掛一樣，旁徵博引，見解新穎，寫作力透紙背。

昔日的戰爭邊境天空牧場州立公園

（老肆攝）

在美國學界，關於內戰的著作可謂汗牛充棟。據我在巴諾書店（Barnes & Noble）、紐約公共圖書館、巴爾的摩縣公共圖書館阿比特斯分館和UMBC大學圖書館的觀察，有關美國歷史的主題，對美國革命史和美國內戰史的研究和成果出版經久不衰。這兩個主題的圖書差不多佔據了有關美國歷史的圖書的半壁江山。內戰是美國歷史的轉捩點，是美國的再造，因此它跟美國革命一樣，無論是政治，還是社會生活，都有無限的細節待人深挖。與一般性的敘述相比，福斯特選取內戰中的死亡作為敘事的主體，把死亡及與死亡有關的事情進行了細緻的探討。這個視角顯然與一般著作對戰爭政策戰略的描寫，或者與對內戰宏觀歷史背景和影響的歷史分析，都不一樣。應該說，作者在主題的選擇上就因引人入勝而勝人一籌。

死亡是日常生活的平常事，對歷史事件中的死亡進行探討，把歷史學的範疇帶入到日常生活史的維度中，這是《這受難的國度》第一個令我印象深刻的地方。完整地描述內戰包含時間、空間和人三個維度，時間表明戰爭的歷史進程，空間則是每次戰役發生的地點，而人的維度則是複雜的，就美國內戰而言，涉及北方聯邦軍和南方叛軍，也涉及白人和黑人，涉及活著的人和死去的人。我們不管是在教科書還是在專著里看到的美國內戰都是這三個維度織就的一面歷史敘事之網，它們把內戰的歷史節點和關鍵事件或詳或略地展現給讀者。然而，歷史深處更為複雜的社會生活場景很難通過宏大的戰爭敘述手法呈現出來，因此，人們可能很清楚內戰經歷過哪些重大戰役，有哪些關鍵人物，但對於這些重大戰役和關鍵人物對個體的影響不得而知。實際上，歷史的描述也很難做到這一點。

有關內戰的紀念品（老肆攝）

我曾經造訪過弗吉尼亞州與馬里蘭州交界處的一個歷史遺址，如今成為州屬公園，名字叫天空牧場州立公園（Sky Meadows State Park）。這應該是我對內戰開始進行日常生活視角思考的起點，在這個如今已是風景如畫、毫無戰爭痕迹的地方，我看到了紀念品商店裡大量關於內戰的元素，因此，我與店員進行了攀談。我的問題很簡單，一是這個地方是不是與內戰有關係？店員告訴我這是內戰時期的「邊境」（border）。二是內戰對普通人有什麼影響，店員告訴我內戰對這裡的人沒有什麼影響，當北方軍來的時候，人們招待北方軍；當南方軍到來的時候，人們款待南方軍。這就是內戰時期這裡的日常生活。店員向我介紹了這個地方曾經的主人，他的一個侄女阿曼達·愛德蒙茲（Amanda Edmonds）曾經住在這兒，她的日記從1857年寫到1867年，基本描述了內戰時期她的日常所見。可惜當時這本日記還未出版（現在所知2016年已經出版，名叫Society of Rebels: The Diary of Amanda Edmonds），只藏在當地的公共圖書館。不過，我在店裡買到另一本日記，是凱瑟琳·布朗（Catherine Broun）在內戰時期的日記，出版後的書名叫《我們祖國的黑暗時期》（Dark Days in Our Beloved Country）。應該說，我在閱讀《這受難的國度》時也帶著這段經歷在讀、在思考。故而，關於日常生活的視角自然而然地影響到我對該書的認知。回到該書，作者關於死亡本身、戰場上的殺戮、死亡後的埋葬、死者的名字、死者親人的哀悼等內容的敘述都是美國內戰時期的日常生活。死亡是日常的，對死亡士兵的埋葬是日常的，尋找死亡士兵的遺骸也是日常的。內戰的每天都有人死去，而圍繞這些死亡的討論，上升到南北方政治、軍事戰略的探討。比如，對於殺戮，作者講述了北方軍士兵從害怕殺害同胞到為國而戰而殘忍殺害同胞的心理變化，在這個心理變化中，他們實際上找到了合法性，這種合法性是北方的政治正確給予的，也就是說他們認定北方軍從事的是一次正義的行動。於是，殺戮同胞在內戰期間就變成了家常便飯。

我從《這受難的國度》中讀到的第二個維度是社會政治的維度。社會政治是我這些年一直關注並努力追索的。社會政治研究視角與傳統政治的區別是，前者的方向是自下而上的，後者的方向是自上而下的。因此，社會政治的研究更多關注少數群體，有色人種、窮人、婦女和兒童等。福斯特對於內戰中日常死亡的研究已經將她的關注視野低放到個體及其日常生活的層面，這本身就已經觸及到社會政治研究的範疇。作者把戰爭帶入到個體的視角，比如，關於埋葬這件事情，她說內戰士兵們為自己的遺體深感憂慮，尤其是當他們開始遭遇這個使屍體幾乎無法得到傳統尊重的環境之時。歷史學人可能會質疑作者這個結論，也就是她從何得知道普通士兵的憂慮呢？作者接著引用了一位南卡羅來納州人從弗吉尼亞前線寫的信：「我在這兒看到很多墳墓，不知何故，我害怕被扔到一個被人忽視的角落，或是被人踐踏。」（第58頁）作者正是從普通士兵的通信里看到了作為社會底層的士兵的普通想法，這種想法顯然最直觀地表現了戰場中普通人的心理和情感。每一個個體的心理焦慮就組合成了一個社會的共同焦慮。或許是出於女作家的身份，作者對個體的描述也很自然地轉換到內戰中婦女的角色。不論是在對死者的「照料」而與男性在戰場上並肩作戰，還是作為寡婦或母親在家中等候丈夫或兒子死亡的消息，或者戰爭後期為收集死者信息並安葬於公墓而努力，婦女都是福斯特在敘述死亡與內戰時的主要角色。這不僅是因為女性在很長的時期里都承擔著哀悼的職責，她們或許不必像男人那樣時刻保持著對國家的忠誠。因此，在埃德蒙·B.惠特曼（Edmund B. Whitman）為死亡將士尋找「國家正義」而奔走呼告，並於1867年2月獲得國會通過的一項「國家公墓立法」之時，婦女們有感於北方聯邦政府在處理死亡事業上的不公平，她們就組織起來，成立南部邦聯的紀念會，或者南部邦聯之女協會，為南部邦聯的士兵尋求「國家正義」，建立屬於南部邦聯士兵的公墓，或者獲得與北方聯邦士兵同等的待遇。

收斂遺骸

此外，黑人和種族主義本身是內戰發生的主要因素，福斯特對死亡的敘事自然也繞不開這個話題。「死亡之豐收」（harvest of death）顯然也屬於黑人的。甚至說，內戰和內戰結束後的很長一段時期里，黑人都比白人「收穫「更多死亡。作者指出：「19世紀90年代，南部邦聯記憶同那一時代的『吉姆·克勞』惡政、剝奪黑人選舉權運動，以及州權運動緊密相連，成為一種破壞了這場戰爭的廢奴主義、國家主義及平等主義等意義的力量。」（第242頁）。我認為，作者在文中的一段文字描述集中而典型地反映了社會政治的視野：「這場解放奴隸的戰爭，為諸多社會群體廣泛的權利要求奠定了基礎——這些群體既包括白人也包括黑人，既包括男人也包括女人，既包括生者也包括死者。······內戰的死亡只是使性別差異與性別等級制度更為突出。」（第227頁）這段文字涉及到社會政治研究的主要群體。

第三個維度正如書名所指出的那樣，「這受難的國度」，即國家的維度。在20世紀初的美國歷史上，不論是從西奧多·羅斯福的「新國家」，還是從伍德羅·威爾遜的「新自由」主張中，都可以看到自19世紀末以來國家主義在美國政治生活中的痕迹。國家主義在美國政治上的抬頭，或者說美國經濟和社會生活日益國家化，這與內戰後北方人利用聯邦政府從戰爭中獲得的國家正義具有密切關係。福斯特對於內戰中人們對死亡和殺戮的認知變化，以及處理死亡事業的態度，皆反映了國家勢力向個體和社會的滲透。當內戰悼唁信列舉亡者在基督教上的成就的證據時，是在表明這個人有獲得救贖的資格，作者時常會加上有關這位士兵的軍事表現、愛國主義和男子漢氣概。作者援引一位士兵的話說：「告訴我的母親，我曾站在敵人面前為一個偉大、光榮的事業戰鬥。」（第21頁）基督教士兵的形象將愛國主義職責納入了宗教義務的範疇，而在一些情況下，愛國主義與勇氣似乎成了篤信宗教的證據。無論是北方軍還是南方軍，士兵們都從愛國主義中找到了殺戮的正當性。戰爭使他們否定了人類的基本情感。對死者的埋葬更成為一項國家的事業，作者指出，葛底斯堡公墓的建立，標誌著這個國家在面對內戰大屠殺時所產生的對待死者的態度與政策的重大轉變。聯邦政府對這些事務的職責，在葛底斯堡公墓落成儀式上首次極為清晰地展現了出來。這些職責重新確立了死者在社會中的重要地位。關照死者及其死亡屬於這個國家的職責，而不再只是他們的親人的職責。

葛底斯堡公墓一角

內戰的大屠殺使美國人集體進行反思和懷疑，這場戰爭意義究竟何在？19世紀中葉業已存在的宗教懷疑因這場戰爭而轉化為一場信仰危機，這一危機迫使許多美國人重新定義甚至拋棄對一個仁慈的、能夠應答祈禱的上帝的信仰。內戰迫使美國人以更為迫切的心情問道：「死亡是什麼？」這種思索此後一直跟隨著美國人，成這個國家對生與死的集體思考。及至重葬工作，國家公墓立法和公墓的建立，使國家對於個體死亡的話語權完全建立起來。作者指出，重葬工作代表了聯邦政府的一個不尋常的開端，它標誌著內戰所造成的一個同戰前極不同的新型國家的誕生。重葬工程規模巨大，耗費巨大，它是一個聯邦政府而非州政府的工程，它觸及了個人生活最為私密的部分。在內戰造成大量死難者之前，這些都是不可想像的。這些死難者與他們的哀悼者所構成的群體，改變了對國家及其責任的定義。福斯特引用惠特曼的話說：「如此將國家力量與資源奉獻於一種態度，這個世界前所未有。」（第232頁）

通過這些方式，美國的國家形象同當時因為其實際力量強大而樹立起來的國家形象對應了起來。正如作者總結的那樣，美利堅合眾國那新的崇高命運，同其國家本身緊密聯繫了起來：它的軍力日趨強大，它的國庫日益豐盈，它的國土愈漸膨脹，它的影響力愈益擴大。關於國家主義的論爭引發了這場戰爭；國家的力量已贏得了這場戰爭；戰爭的需求擴張了這個民族國家，使之獲得了新的力量，令它承擔和新的職責。而這一發生了劇變的國家之團結與職責，都同它的「內戰死難者」緊密相關。這段文字可謂十分清晰地說明了國家主義藉由內戰死亡而逐漸興起的事實。

描繪美國內戰的油畫

合上這本書，作者所描述的死亡種種今人都無法體會，今天的人們對內戰死亡的態度比內戰士兵對殺戮的麻木更甚。對死亡的痛感無從知道，但從這本書里所認知的時代背景造成的無奈感卻多少會有同感。人類是瘋狂的，內戰死亡造成的對人類基本感情的否定、麻痹甚至到20世紀乃至21世紀都還存在，從越南到伊拉克的士兵。或許正是這樣的事實，使福斯特下了一些或多或少悲情的結論。她說，犧牲的無目的性本身創造了它的目的。在一個「商業是老大」、「富人乃英雄」的世界中，士兵的無私忘我，代表了一種信仰的最高理想——依靠人而非上帝的行為制勝。美國人（甚至世界範圍內的許多人）仍生活在這場內戰所創造的死亡世界之中。我們將國家為那些為國捐軀者做出解釋的職責視作理所當然。換言之，愛國主義名義下的屠殺是正常的，為國捐軀是理所當然的。而死亡無時不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