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學地域化的近代形態：三大知識群體互動的比較研究》

《儒學地域化的近代形態：三大知識群體互動的比較研究》是楊念群先生的重要著作。楊念群先生在其《中層理論——東西方思想會通下的中國史研究》一書中曾提出「中層理論」的概念，通過閱讀《儒學地域化的近代形態：三大知識群體互動的比較研究》，我們可以窺出「中層理論」這一概念是如何在史學研究實踐中得到運用的。

作者在導論中首先提到了梁啟超關於中國近代變革模式的構設，即器物—制度—文化的漸進演變。作者對這樣的構設是否為一個真實的歷史序列產生了懷疑，他認為這種敘事邏輯是梁啟超等歷史當事人人為構築的，隨後被處於非近代歷史語境之中的研究者如殷海光等人所承繼。而且在作者看來，這也是一種整體論式的表現形式。作者要做的就是將器物—制度—文化這一根據時序線性發展所歸納的進步程序加上空間的維度，也就是說，作者觀察到這三次變革是由三個不同區域的知識群體所發動的，每個區域的知識群體都有自己獨特的知識體系，正是這種知識體系漸次登上歷史舞台，使得近代中國在不同階段發生了不同屬性的變革。為了給自己的觀點找到學理上的支持，作者運用了福柯的話語分析理論。福柯的「話語分析」實質上有著濃厚的後現代意味，在他的視野里，有序的歷史時間被撕裂為空間的碎片。這種過於大膽的解構即使在西方也頗受爭議，但也不可否認其有著一定的合理性。作者就是以此作為他的分析依據，將原本的整體論式一分為三，建構了三個不同區域的知識分子各自的話語和知識體系，即湖湘群體、嶺南群體、江浙群體。

既然作者認為儒學在清季已經形成這三大地域話語圈，那麼這種儒學的地域化是如何產生的呢？作者通過考察儒學的發展史得出結論，即儒學地域化這一進程大致是在宋明時期形成的，代表性的現象就是各地域私立書院的建立，因為這為處於邊緣狀態的非體制內知識群體構成了組織化的活動空間，也清晰地標示出地域儒學流派的傳承範圍和軌跡，造成了更為強烈的知識群體聚合的效果。既然源頭找到了，那麼具體到湖湘、嶺南、江浙這三個地域知識群體本身，作者認為湖湘士人多注重經世致用，嶺南士人長於思想層面的思索，而江浙士人則更重學術的「專門化」。但是這裡有一個問題不容迴避，那就是這種地域的劃分是基於何種思量做出的，僅僅是在官方行政區域的基礎上所做的粗獷劃分嗎？其實這也是如今在區域化研究大行其道的今天，歷史學家所要面對的一個基本問題。也有一些學者已經注意到這種以行政區域或習以為常的分類作為地域研究基礎的隱患，因為文化之間的異質性往往和所謂的特定區域是不完全契合的。當然，作者針對這一質疑也做出了回應。他認為自己所做的區域劃分是以學派的流動性所自然形成的狀態為前提的。如在論證嶺南儒學的學風發展時，作者認為嶺南的這一學風肇始於陳獻章的白沙學派，加之嶺南之地本就有濃郁的禪學氣息，造就了如康有為這樣的嶺南學人特有的浪漫主義理想型思維，加之其又沒有摒棄儒家本質上的入世訴求，所以導致了後來具有「政治神話」色彩的種種構思和實踐。

在全書的下篇，作者以書院作為主要研究對象，試圖通過書院——這一知識分子的公共活動領域對各地學風的形成進行線性考察。作者認為書院自唐代出現以來，一直處於官僚教育體制的邊緣位置，同時其特殊的功能又使其成為溝通國家教育與社會教化的中介場所。選擇書院探究個體化經驗如何凝聚為群體意義模式的方式，大致可以兼顧知識分子在國家與社會兩重領域中的相關行為。作者在討論湖湘書院時，認為嶽麓書院是官學化的象徵，也是湖湘人士經世致用思想的重要來源。但論證的過程卻稍顯簡單，因為作者對其中的具體沿革並未過多提及，從而也使得這種從宋朝的書院直接跳轉到清季士人學風的因果論看上去實在有點天馬行空。所以，看得出來作者關於儒學地域化的這一構設是一種「理想型」的研究模式，作者自己也承認這一點。

總體上看，本書作者提出的「儒學地域化」體系非常有新意，並且證偽了原有的學術史研究範式。但爭議之處也在所難免，因為對於該書的所謂三大地域知識分子推動近代中國三次變革的命題，作者自己並沒有給出令人信服的解釋，比如，地域話語是如何嬗變成在一定時期內具有宰制性的話語的呢，這種轉向之所以發生的內部和外部因素又何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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