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世瑜：新的中國通史新在何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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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太史公作《史記》以來，修撰通史已成為中國史學的一個優良傳統。」《中國大通史》總主編之一、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趙世瑜先生在接受中華讀書報採訪時說。改革開放以來，史學研究進入一個發展時期，但在20世紀末《中國通史》（白壽彝主編）出版之後，再無新的大型中國通史出版。於是，由我國史學界權威學者倡議，180餘位歷史學、考古學、哲學、民俗學、人類學、地理學等學科著名學者參與的《中國大通史》撰著計劃啟動了。這一次，歷史學家曹大為、商傳、王和以及趙世瑜，共同擔綱總主編，各卷分為綜述與治亂興衰、經濟、國家控制、社會結構、精神文化、社會生活6編，以專題形式敘史。日前，該書由學苑出版社推出。

《中國大通史》，學苑出版社出版

中華讀書報：呂振羽、范文瀾、翦伯贊、郭沫若等都編過「中國通史」，您如何評價中國通史的編撰現狀？

趙世瑜：最近，歷史學界一個比較權威的一些刊物，圍繞改革開放四十年，對於中國古代史各個不同時代的研究，請專家學者寫回顧文章。不少專家提出，深入的個案研究很多，也取得豐碩的成果，但是對於中國歷史的宏觀思考和整體把握略顯不足。

這種情況的出現不是沒有原因的。過去空話、教條化的東西比較多，大家接受的教訓也多，於是去做具體的、個案的研究。這種情況在中國現代學術史上反覆出現過。上個世紀30年代中國學術界出現「中國社會史論戰」。討論之後也有學者提出來，應該以宏觀的視野去把握歷史。研究就是在這樣一些曲折的過程中發展，彌補以前的缺失，在此基礎上向更高的層次發展。

《中國大通史》編撰之前，中國通史類的著作不少。尚鉞的《中國歷史綱要》、翦伯贊等編寫的《中國史綱要》、郭沫若的《中國史稿》等書，成為新中國通史著作的最主要代表，構成20世紀中葉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發展的幾座豐碑。這些通史都帶有個人鮮明的特點，不同時期的主編者觀點不同，描述敘述的方式不同，寫作的方式不同，呈現出一種多樣化的通史的編撰樣式。改革開放後，白壽彝先生主持多卷本的《中國通史》，這個規模體量比以前的通史著作大得多，是《中國大通史》出現之前體量最大的。當時我也參與了寫作。不過那時候在老師的帶領和指導下參與工作，很難體現自己的想法。特別中國通史著作體量很大，不可能一朝一夕編撰完成，戰線越長，越有可能無法納入最新的學術成果。

小書靠觀點取勝，大書要靠總體設計。《中國大通史》在結構上、體例上有一些新的嘗試。

趙世瑜

中華讀書報：這些新的嘗試體現在哪些方面？

趙世瑜：在結構上、體例上，《中國大通史》與司馬遷開創的紀傳體，以及《資治通鑒》那樣的編年體都不一樣。《中國大通史》根據學術的發展，分成了不同的6編，各編又有自己獨特的設計，吸收和反映了當時國內外多學科研究的最新成果。近三十年來，中國史學在整體面貌上有了巨大改觀，在視野上比較宏觀，注重總體和長期的發展趨勢，在內容上包羅萬象，以同樣的甚至更大的熱情關注普通人民的生活，體現了更為強烈的現實關懷。在方法上是多樣化的、多學科互動的、注重對深層意義的解釋。新的通史編纂也遵循這樣的思路。

中華讀書報：《中國大通史》中有哪些比較重要的特點？

趙世瑜：第一，由於注重歷史發展的長期性、連續性、漸進性，更多注意結構性的變化，我們盡量避免僅用重大的政治經濟事件作為變化的標誌，而更多考慮社會經濟結構的長期的、較緩慢的變化。這一方面是因為我們依然充分肯定生產力和生產關係矛盾運動是社會發展的終級動因，而這種變化並不可能在一朝一夕變化完成；另一方面，用個別政治經濟事件作為變化的標誌，既觀點陳舊，又流於表面化，也是引起爭論的原因之一。

第二，注重中國歷史發展的多樣性和不平衡性，充分認識在中國歷史上不同時期、不同民族、不同區域的人們在經濟文化類型方面的差異，強調這種多樣性和不平衡性在空間上的犬牙交錯和在時間上的長期共存，避免截然斷限和一刀切。

第三，提倡綜合的觀點，既注重經濟因素的決定性作用，又強調各種其他因素之間的相互聯繫，以及由此而來的「合力」對中國歷史發展的影響，從而顯示社會發展的多重性和複雜性。

第四，倡導開放、多元、平等的歷史觀，從根本上拋棄漢族中心論、西方中心論或中國中心論。

第五，重視動態的研究和空間的研究。以往的歷史研究比較注重從時間的維度考察，忽視了空間的維度；容易流於靜止的研究，較少注意動態的考察。這些在近年來的部分研究成果中已經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糾正，現在需要把它們吸收到通史中來。

第六，真正反映人民大眾的生產、生活史，對占人口大多數的下層人民給予較多關注。除了人民的反抗鬥爭外，更多注意普通人民的日常活動、行為、心態，將此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真正體現馬克思主義關於人民群眾創造歷史的觀點。

這些理論思考，都是參與這部大通史編纂的學者一致認同的，它們體現於本書各卷之中。

中華讀書報：西方人編寫的《劍橋中國史》比較暢銷，而中國自己編寫的通史卻被讀者冷落。為什麼會有這種現象？

趙世瑜：當我們靜下心來翻閱劍橋中國史中已出的各卷中譯本，並尋找它的吸引人之處時，並沒有在內容和體裁方面發現令人大吃一驚的東西，甚至感覺它並沒有體現出近年來西方史學發展的最新和最有價值的成果，但是它的確與我們已經司空見慣的本土通史不同，這也正是我們的讀者、甚至研究者趨之若鶩的原因之一。

在我們看來，其不同之處在於：一、其行文風格截然不同。如果讀者有興趣翻翻其隋唐史中譯本描寫「武后的興起」的數段，或者其明史中譯本關於「衰落期中的思想狀況」一節，或是任何什麼別的地方，就會發現，我們以前的通史中是極少有這樣的寫法的。二、各章節是由不同的作者來負責撰寫的，顯然他們都是該方面的專家，但同時他們又都有較大的自由度，並沒有完全被捆綁在一起、完全按同一模式寫作。這樣兩個鮮明的特點，實際上向我們提出了一個通史編纂多樣化的問題。

西方學者在通史編纂方面給我們提供的有益經驗，從指導性的理論來說，是較為開放而多樣；從內容上說，是更為包羅萬象，更注意以前曾忽略的諸多方面；從手法上來說，是更輕鬆活潑、靈活多樣，較少刻板和公式化。但從史學史來看，他們並沒有像中國學者那樣對通史的體裁、體例進行大量研究的傳統，因此在這方面的理論與實踐上沒有什麼建樹。而中國通史的編纂，還要根據中國歷史以及中國史學史的自身發展特點進行。

中華讀書報：本書分為15卷24冊，分卷主編來自全國各地，如何把握總體水準？有沒有爭議比較大的部分？

趙世瑜：既然是通史，就要有一些統一的立場。我們認為劃分中國歷史階段應該把握以下幾個原則。第一，應以中國歷史的具體發展為主體，以世界歷史的多元發展為參照。這一點可以參考柯文（PaulACohen）的說法，就是「在中國發現歷史」。第二，對所謂劃時代的變化，不僅要考慮客觀存在，也要考慮到當時人們的主觀認識。這意思是說，人們往往從後世的角度觀察歷史，這當然有它的好處，可以避免當局者迷的缺失。但我們也要注意當時人看法。第三，歷史階段劃分不是一刀切的，而通常是存在一個較長的過渡期的。過去抓住一個典型事件作為分水嶺，也並不是就表明這個事件之前一天與後一天就有鮮明的差異。選擇一個標識性事件總是要冒把歷史簡單化的風險，而且與歷史實際不符。第四，宏觀觀照與微觀研究缺一不可。

歷史分期問題曾成為中國史研究的熱點問題，但人們又不滿足以往的探索，所以像馮天瑜提出的《「封建」考論》，也得到了各界的關注和爭論。以往關於中國「封建社會」起點的不同意見是由於學者們對社會轉型的認識存在分歧，各有各的道理，現在大家不會用某種現成理論來做唯一的權威依據了，也不會拘泥於某個用作分期的「符號」是否正確了。但問題並沒有得到根本解決。比如內藤湖南提出的「唐宋變革期」，假如存在的話，也算是一次社會轉型了，那麼它與秦漢帝國建立的那一次是什麼關係？說它是低一層次的轉型好像也沒什麼道理。過去之所以在這個問題上眾說紛紜，除了受理論的束縛以外，還是因為人們過多地專註於「社會轉型」，而忽略了「歷史進程」，所以要想在這個問題上有所推進，就要對這個一般的過程進行認真的研究。這個認真的研究不僅是在事實或者材料的層面上說的，還包括我們必須先擺脫以往的分期理論的影響和束縛，否則很容易在一種先設的理論框架下去解釋事實和材料。

中華讀書報：疆域和族群是中國通史中非常複雜的問題，在編撰中，需要特別注意什麼？

趙世瑜：作為中國學者，既要秉持學術良心，也要擔負責任。要按歷史的實際去描述，只會有利於我們今天的現實考量。現在有一種現象非常不好，比如大漢族中心主義。這也是媒體發達造成思想混亂的局面。要說成吉思汗、皇太極的好話，很多人就會有非常激烈的反應；對岳飛一定要戴上「民族英雄」的桂冠，說他是一個抗金英雄都嫌不夠。這些都帶有強烈的主觀情緒，是狹隘的民族主義。什麼叫大國心態？大國心態是建立在每個國民的個人心態基礎之上的。每個中國國民都有宏大的包容萬象、兼容並蓄的心態，我們對歷史對現實就會有冷靜客觀的立場，這才是大國的心態。

中華讀書報：您認為「理解人心」對於從事歷史研究有何重要性？

趙世瑜：我總覺得，只留在書齋里的學者不太容易理解材料中的真諦，多少還是有局限。當然做歷史主要是通過材料，但歷史是人寫的，怎麼理解人寫材料時的思想活動和動機？如果不理解這個，就不理解史料的生產過程。如果不理解史料的生產過程，怎麼去相信並使用這些史料？尤其如果歷史寫得曲折隱諱，怎麼理解？

我們需要經常不斷地去鄉村行走、與人聊天。也許不會對歷史研究直接有用，但對於理解普通人有幫助。有些學生已經努力嘗試超越我們。我有個學生在做晚清民國浙江農村的司法案件。她試圖找到這些打官司的人的後代，跑到山裡邊，通過走訪，了解他們的祖先怎麼打官司。過去官員在判案的時候，要依據老百姓的慣習。那麼官員是在什麼情況下，可以把百姓形成的俗例作為判案的依據？老百姓的生活習慣，怎麼變成了國家司法審判制度的一部分？這就顛覆了我們以往的認識，過去認為制度是國家制定的。在學術的認識上，有田野調查和書齋里只看條文是不一樣的。結合了田野調查的的歷史研究，呈現出來的學術成果是接地氣的。

1978年，安徽小崗村實行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從地方到中央，拉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大幕。其實在歷史上有很多類似的事情，比如萬曆年間張居正的財政改革，也是從基層到中央。一個國家的巨大變動是怎麼來的？很多時候，是根據百姓的生活經驗創造出來的。

（中華讀書報記者/舒晉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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