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講壇」傳統醫學，漫步在科學與人文之間

傳統醫學誕生於母體文化，且至今仍服務於民眾醫療健康，是廣涉歷史、密接現實的知識體系與實用技藝，也是一個各有仁智之見的恆久話題。近日，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原所長廖育群在中國科學院大學進行了相關的主題演講。他從醫療行業的屬性及現實問題說開來，沿著傳統醫學的「科學」「文化」「傳統」等基本特點，用史學的研究視角為我們深入解讀了中國傳統醫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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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學的問題都是「科學」問題嗎？

一二百年前，醫學力量真的十分有限，安慰難免不是無奈之舉。而如今早已不可同日而語，那麼我們又該如何「安慰」，什麼才是有效的「安慰」呢？

醫療行業屬於服務業嗎？這可能是讓很多人陷入思考的問題。

對一些反對的聲音究其原因，可能與輿論最常見的說法「醫者仁術」不無關係，很多醫學生都是以踐行人道主義為目標走上這條職業道路的，這似乎與傳統服務業的性質相左。但事實上呢？我們來看世界貿易組織統計和信息系統局（SISD）對於服務行業的分類，其第8類便是，「包括醫院在內的『人類健康』服務」；同時「衛生」則包含在第6類「環境服務」中。

如此說來，人們對於醫療的模糊定位，實際上可能也從側面說明了當今社會對這一行業屬性認識的迷茫。其實，全民的基本醫療保障、無償的免疫接種等，雖屬政府行為、社會福利，然其本質卻應該歸於政府通過稅收手段向從業者購買服務。因而從這個角度我們不難發現，平日里大家難免忽視了這個行業的最佳價值取向，無非就如同同仁堂的經營理念：義利並進。同仁堂的堂訓「品味雖貴，必不敢減物力；炮製雖繁，必不敢省人工」，通常只是被視為誠信楷模，卻忽視了其同時也是企業做大做強的價值保障。

如今，醫療技術越來越發達，對人體的研究越來越細，人們對醫學的要求也越來越趨近「萬能」，而且該領域的科學家也絕不會停止追求解決一切問題的腳步。兩方面或自覺或不自覺地加蓋了「機體＝機械」的意識，有人笑稱，很多醫生就像汽車修理工換軲轆、水箱、變速箱一樣，踐行著換肝換腎，然後換髮動機（心臟、大腦）的科學研究與實踐。然而，汽車修理工尚且認同「報廢」，制度上可以規定使用年限，但「人」呢？

隨著醫學的發展，人類的平均壽命有了大幅提高。換言之，「盡其壽限」而不是死於缺醫少葯者越來越多。如今，老年病、慢性病日益普遍，但從本質上講，這些都是「退行性病變」、自然規律。但是，卻只有為數不多的醫生敢於直言：這是「老」，不是「病」。各位不妨掃描一下自己的記憶，你所見過的訃告，哪個不是「因病醫治無效」？「壽終正寢」一詞不僅在表述方式上，甚至在頭腦中都已經絕跡了。

近半個多世紀以來，醫學取得了極大的進步，許多醫學專家也致力於為大眾傳播科學知識，希望起到「正視聽」、提高大眾科學素養的效果。但我們依然能看到，人們對「醫療服務」仍有許多不滿，兒科醫生流失、過度醫療以及技術進步背後無節制改造自然的行為所帶來的倫理問題等接踵而至，讓我們不得不生髮出一系列的追問：這些僅僅是醫學中的「科學」問題嗎？醫學與其他同樣具有科學內涵的行業相比有什麼樣的特殊性？

幾乎所有醫療從業者都明白，醫療行為理應包括兩種維度——醫學關懷、人文關懷：作為臨床醫生的醫療活動，並不能完全遵循科學家或科學研究的言行模式。當面對患者時，不管業界和學界對這個疾病如何無知，你都必須有所作為。而「作為」，可能既包含科學的舉措，也要包含人文關懷。

近年來，一位長眠於紐約東北部的撒拉納克湖畔的醫生特魯多（E. L. Trudeau）的墓志銘，日益在國內走紅：「To Cure Sometimes, To Relieve Often, To Comfort Always」（有時治癒，時常幫助，總是安慰）。近一個世紀以來，來自全球的醫師，一波波地來到這裡「朝聖」。對此，我以為當從正反兩方面思考。首先，在高頻次的引用中，有些人的目的是藉此批評現代西醫，讚賞傳統醫學。其二，在這種褒貶中，實際上更包含著對醫療服務態度的人情冷暖，和對不同醫學體系自身特點的考量。現代醫學的客觀性，決定其通常會採取對病情實事求是的效果評估，而這有時難免令人覺得「高冷」。

舉個最簡單常見的例子。在西醫骨科，幾乎所有的骨折患者或家屬在接受完治療後都會問醫生：「要給他（她）喝些骨頭湯吧？」而醫生可能會面無表情地回答：「該多少天長好，就多少天，喝什麼都沒用。」但另外有些醫生恐怕就不會如此回答了，其思想基礎大概至少可分為三種情況：

（1）僅有傳統知識的醫生不僅會認同，甚至會主動提示患者家屬這樣做。（2）就骨折治療這一具體問題而言，一些醫生認同X光直視下的整復過程效果更好、更便利，但同時也相信食物、藥物有利於促進骨痂生長。（3）即便已經不相信任何傳統醫學方面的說法了，但有什麼必要去和民眾理論呢？反正喝點骨頭湯又不會有什麼壞處。

總之，傳統醫學的一個重要特點是，總能給患者「向好的希望」，哪怕實際上可能做不到，但醫生心中真的是這樣認為的。如此當然會給予患者「溫暖」感；而這種「溫暖」感的實質，並非簡單的服務態度，而是給予患者最寶貴的「盼頭」！A希望破滅了，那就再換B希望。

因而，對於「治療、幫助、安慰」的問題，我認為還是要學會基於「醫學發展史」的基點，理性、客觀地認識這個問題：一二百年前，醫學能夠治療的疾病真的十分有限，安慰，難免不是無奈之舉。而如今早已不可同日而語。但如何「安慰」，什麼才是有效的「安慰」，就是值得我們思考的問題。而與之密切相關的一件事，就是醫學界出現的一種對「回歸傳統醫學」的呼籲。這就不得不提到西醫、中醫在我國現階段共存的現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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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醫、中醫、中西醫結合的

「三駕馬車」

「現代醫學與傳統醫學」另一個重要區別：前者，沒有什麼「醫案學」，後者的「醫案」著作，不僅歷史悠久，且已成為一門課程和分支學科。

「三駕馬車」是幾十年來，業界對中國醫療構成的一種表述。即西醫、中醫、中西醫結合三支隊伍共存，且沒有主次之分的表述方式。而在域外，所能看到的卻更適合用「馬駕轅、驢拉套」來形容。駕轅的，無疑是現代生物醫學（西醫），「拉套」的則是傳統醫學，故謂之「補充醫療」或「替代醫療」。

就中西醫結合的「源流」而言，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西方醫學傳入，即所謂「會（匯）通學派」。就「表現形式」而論，在理論方面表現為借一方理論解釋另一方，既有以中釋西，也有以西釋中；並有藥物混用的醫家，例如在治療感冒發燒時，用中醫的白虎湯＋阿司匹林。然而，通常被忽視，但卻最值得注意的是：西醫傳入後對中醫種種潛移默化的影響。例如，對於生理、病理、病因、疾病屬性等等的認識；教育、教材編寫的方式等等。你不妨聽聽電視中的中醫科普、養生節目——哪怕是自詡秉承傳統的老中醫，其言論中其實也都充滿了現代醫學知識。

而近現代的生物醫學獲得長足進展也不過是最近一個多世紀的事情。作為一種知識體系，一個最為顯著的特點就是擁有「科學的性格」：只有當造成某個機體現象的真正原因或實質性病理改變被揭示時，醫學科學才會對此發聲。諸如神經衰弱、抑鬱症、自閉症、毒品的心癮問題等，或已揭示其生理基礎、病理改變，或仍在努力探索中。而在此之前，我們通常不會看到任何基於主觀推測的言論。

而近些年，說起醫學「科學性格」的體現，或許與一種新興的理念「循證醫學」（Evidence-Based Medicine，EBM）不無關係。它標誌著臨床醫學實踐從經驗走向理性，其核心是要告訴臨床研究者和實踐者如何做才更科學。

舉個例子：一個病人被收住院，在沒有明確診斷時，總不能像住旅館吧？於是醫生通常會開出一系列檢查單，然後下用藥醫囑，可能至少是維生素C+B1（一日三次）。但這時候循證醫學就要問：為什麼給他維生素？他缺少維生素嗎？你給這些藥物的依據是什麼？顧名思義，Evidence-Based（循證）強調「基於證據」。而最重要的證據，無疑是客觀的，因而病人的主訴（感覺），例如「吃了葯好多了」、「覺得很舒服」等等，是不能作為主要證據的。

其次，個案——沒有一定樣本量的效果，也是不能作為證據的。很多人都知道：前些年一位香港的美女主播在海外遇交通事故，被判已是「腦死亡」不治。後到北京，在採用包括針灸療法等中西醫結合的方法後，恢復得相當不錯。但循證醫學則表示質疑：只是個例。的確，哪個醫生也不能保證下一個同類型的患者依然會有這樣的療效；此外，你是否有機會遇到一大把同類型的患者呢？好在面對這樣的科學質疑，恐怕大多數人都會唏噓：「哇！這個患者畢竟得救了啊！」應該說，兩方面都沒有錯，只是看問題的立場、方法不同而已。

而僅此兩條，恐怕就會讓傳統醫學的醫生很頭痛。如此，我們又會看到「現代醫學與傳統醫學」另一個重要區別：前者，沒有什麼「醫案學」，也見不到某醫生將自己的治療經驗寫成書出版；我們能看到的，通常就是一版又一版的教科書——新的研究成果、治療方法，只有得到公認後，才能作為知識傳播，而一旦新版教科書問世，便不會有人再學習、使用舊版了。

回過頭來再看傳統醫學：個人治療經驗的「醫案」著作，不僅歷史悠久，而且在中醫院校中，「醫案學」已經成為一門課程、一個獨立的分支學科。從古代醫案到當代老中醫經驗的出版物不勝枚舉，醫案為何能成為出版社的重要選題，當然是銷量；而銷量背後，則是需求。且近年隨之而來的則是對院校教育體制的批判，呼籲恢復「師帶徒」的知識傳承方式。我無意評說其對錯短長，只是以此為例，供大家思考兩種知識體系的差別。

有旁觀者在評價中西醫自身重要性之爭時說了這樣一句話：「全國的西醫醫院關門一天，將會怎樣？中醫醫院關門一天，又會怎樣？」確實，現代醫學的重要性，真是不言而喻。然而話雖如此，那麼對於傳統醫學又該如何評價呢？首先毋庸置疑的是，它是仍舊存活下來的古老知識、技藝和文化。之所以現如今依然能煥發如此的活力，有人秉持「落後說」，認為一些醫學發展落後的地區給了傳統醫學一定的生存空間。但顯然，至少在北上廣這樣的大城市，現代醫療早已全覆蓋，為何偏偏是在這些地方人們對傳統醫學仍舊有那麼大的需求？所以，顯然「落後存活說」沒有言中關鍵。其次是「文化情結說」。但若真是情結使然，那麼不是同樣應該眷戀中國的數理化、天地生等等知識體系嗎？看來也禁不起推敲。最後便是「經驗、療效說」，認為的確是一定數量的成功案例確定了傳統醫學在當今的定位。

而民眾對傳統醫學的態度容易出現兩種極端。第一是形成了一群「骨灰級鐵粉」，他們基於治病需求或是養生求壽，對傳統醫學臻於痴迷。麻煩的是，缺乏辨別力也是這種「痴迷」的重要原因之一。很多人將「非現代醫學的治療方法」、江湖術士皆視為「傳統醫學、民間療法」。而第二種極端就是對傳統醫學的全盤否定。

值得我們注意的，是兩位物理或化學出身的科學史家對傳統醫學的說法。其中，袁江洋教授對中醫的評價是：「唯一可以傳統，與現代科學對抗的特例」；而董光璧先生的話是「在世界科學發展史上，唯一可以寫一筆」的。兩位所言雖然不是「存活之因」，但同為自然科學出身的科學史大家有如此看法，的確是很有意思的，值得業內人士深入思考。

3

傳統醫學的「科學性」和所謂「傳統」

未來傳統醫學的發展方向在哪裡？它更應像「按需定製」的非標準件那樣，差異化處理具體問題；而西醫、西藥，更便於像批量生產的標準件一樣，更廣泛地實現全覆蓋。

傳統醫學與傳統文化血肉相通，甚至毋寧說就是母體文化之子，這一點毋庸置疑。概言之，所謂「文化解讀」基本可以歸為三類。

第一是中醫文化學，近幾十年來，注重與傳統文化的關係研究，解讀代表人物的思想、經典著作的主旨乃至學術發展的源流等方方面面的歷史，已成主流。第二類是故事、外史之類的著作，比較雜，值得一提的是肇始於台灣地區的「醫療疾病社會史」，意在扭轉史學家過去關注的大多是政治、經濟、社會，對於「自身」卻疏於研究的傾向。第三類則是文化「強綱領」性的，其中容易出現一些片面的聲音，如強調「中醫是個哲學問題，中醫的研究就是哲學研究」??試問，又有誰僅僅是在用哲學和文化治病呢？要尊重和利用傳統醫學，否定它的「科、技」屬性，一味囿於「傳統」、摒棄研究創新是絕對不可取的。

話題一旦進入傳統醫學的科學性，也就進入了我們討論中最難說清的焦點問題了。首先，眾所周知，「科學」這個詞本就不是一句話即可說清的。丹皮爾《科學史》開篇說：Science一詞源於拉丁語Scientia（泛指學問或知識）；或與之最為接近的德語對應詞Wissenschaft（包括一切有系統的學問）。從這樣的角度講，中醫，無疑是一門「科學」。劉鈍教授在「縱談」中國古代科學發展史時，給出了如何界定是「學」而非僅僅是「技」的4條理由或稱評價標準：（1）各有理論體系。（2）各有流傳千古的代表作。（3）各有共同遵守的學術規範和特定的專業術語。（4）各有領先世界的學術代表人物。以我個人的理解、實踐而論，中醫中確有並非僅用「經驗」、「有效性」就能解釋的重要理論內容。其最重要的就是「陰陽學說」的實際運用。

接下來，便是關於中醫「傳統」的問題。Tradition一詞最基本的含義，是指將文化從一代人傳至下一代，且尤指通過「身授」或「口耳相傳」的方式實現傳承。「傳統」在漢語中雖然成為了一個固定的名詞，但兩個字卻仍舊寓含著不同的意思。傳：是時間坐標，表示世代相承；統：是空間坐標，是相對於冗雜的「邊緣」，以及那些可以被揚棄的「存在」而言，承載其精華、核心的部分。概言之，在中文語境下，所謂「傳統」，當指那些「得傳」、「成統」的知識；而這樣的知識，自身必然構成了一定的體系。

而其中值得我們注意的是，某些貌似歷史悠久的傳統，其實出現、存在的時間並不很長，是一種「納入的傳統」。那麼，在所謂「中國的傳統醫學」中，是否也存在著這樣的情況呢？回答是肯定的。例如，耳穴、耳診、耳針。

1957年，法國針灸醫師諾格爾（P. Nogier）將他所發現形如倒置胎兒投影的耳穴分布圖，公之於世。中國的反響是：古已有之；並據《黃帝內經》、經脈學說加以解釋。但法國人所論，與中醫著作所言，實有本質區別，關鍵在於中醫方面沒有「耳穴」分布形如「倒置人體胎兒」之說，而不過是按照五行方位，將五臟列於耳上，也沒有據此形成的診斷和治療方法。

1964年，這位來自大洋彼岸的「外籍人士」——耳針，才作為「附篇 參考資料」，收入中醫高校《針灸學》教材，從此獲得了「傳統醫學」的身份證。所謂「轉型」、變化，其實無時不在。一方面，正像上面提到的來自異文化的「耳針」和來自所謂民間療法的「足療」、「拔罐」，與佛、道兩種宗教修鍊密切關聯的「氣功」，在一定的環境條件下，經過一段時間，已經在某種程度上「融入」了主流之中，成為「傳統」的組成部分。因而，「傳統」並非一成不變。不僅有新的元素融入，而且會不斷有所淘汰。中醫學的基礎理論體系也好，治療技藝也罷，無不是在如此過程中經歷了大大小小、無處不在的重新整合、取捨變化，才形成了一個今日所見的「體系」或「傳統」。

有人曾問我，在我國，未來傳統醫學的發展方向在哪裡。我認為，基於這門知識的固有特點，更應像「按需定製」的非標準件那樣，差異化處理具體問題；也可以說是滿足更高層面的個性化需求。反而是西醫、西藥，才更便於像批量生產的標準件一樣，更廣泛地實現全覆蓋，惠及廣大群眾的最基本需求。

廖育群

1982年畢業於北京第二醫學院中醫系，入職中科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主要從事醫學史研究。1996年任研究員，後任自然科學史研究所所長，2013年退休。個人學術專著包括《岐黃醫道》《阿輸吠陀—印度傳統醫學》《醫者意也》《繁露下的岐黃春秋—宮廷醫學與生生之政》《重構秦漢醫學圖像》《扶桑漢方的春暉秋色—日本傳統醫學與文化》《傳統醫學縱橫談—漫步在科學與人文之間》等。

整理/健康報記者 魏婉笛

編輯/管仲瑤

原創聲明：以上為《健康報》原創作品，如若轉載須獲得本報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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