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學者提出，唐代文化只在日本傳承，中國早已絕跡！

原標題：日本學者提出，唐代文化只在日本傳承，中國早已絕跡！

1907年10月，內藤湖南受聘為京都帝國大學文科大學講師，開設東洋史概論與清朝史課程，開始在學術上構建「以中國文化為中心」的「京都支那學」，「唐宋變革論」與「文化中心移動論」便是內藤中國史學研究的兩大理論支柱。

這一篇，先講一講在中國引起巨大反響的「唐宋變革論」。

關於「唐宋變革論」，有論者指出內藤將「唐宋」作為歷史分界、以「宋」為近世起點的看法在1907年的大學講台上已經談到，並在1909年明確提出，最後在1922年《概括的唐宋時代觀》一文中公開發表。

這是從文獻考證的角度提出的觀點，反映了作為內藤史學體系的「唐宋變革論」的發展過程。但是作為一種思想過程，「唐宋變革」的觀念在內藤第一次中國旅行期間（1899年）便已明確形成，主要體現在內藤對中日書法的比較認知上，在對中國南北的字體分析上:

「北方人質樸近於遲鈍，凡事討厭變化;南方人敏銳而多輕薄，凡事喜歡新異。北京、上海的店鋪招牌都是院體的字，康熙、乾隆各皇帝自己也學習，並以此為取士標準的歐陽詢、趙孟順、董其昌的書法風格。到了上海則多半是秦篆、漢八分、魏晉楷行，連貼紙的聲明也用偏側奇逸的六朝風格字體。這些雖然是些瑣事，卻也顯露出南北風氣的迥異。」

內藤在上海期間與羅振玉討論了金石拓本和書法問題，當內藤被問及喜歡何種書法時，內藤稱自己欣賞六朝書法，並對羅振玉講：

「唐人的書法，我國還能找到不少真跡，書法家中也有繼承其筆法的人，應該學習。宋人多改變古法，大多不能作為依據。」

隨後，內藤在旅行期間以雜感的形式發表《書法與金石》一文，文中記載內藤曾拿出唐代流傳至日本的雀頭筆與嚴復、羅振玉交流書法技巧，嚴、羅二人均不得要領，於是內藤認為雀頭筆的運筆方法在中國已經失傳，繼而指出:

「中國唐代的書法範式都在我國繼承流傳下來。而中國自宋代以來已經失去了正傳，越是後來的時代越缺乏古意，到明清則古法蕩然無存了。」

其中表達了兩層意思:一是中國文化的外部傳播，即唐代文化傳至日本並得到保存;二是中國文化的內部變遷，即書法風格在唐宋之際產生變革，至清代已沒落。

這種書法上的唐宋變革與內藤對中國社會發展階段上的近世轉型暗自呼應，內藤認為中國在唐宋之際形成了社會的大轉型，貴族政治衰落而君主獨裁政治興起，中國自宋代開始進入近世時期，直至清朝。

內藤將這一過程比作人的生命成長史，就像人會經歷幼年、青年、壯年、老年各階段一樣，中國文化也經歷了幼年期的上古時代、青壯年期的中古時代和老年期的近世時代。

「唐宋變革論」的意義在於隱含著中國文化自宋代開始便進入近世，中國文化得到空前發展，同時也步入老年期，文化活力降低，不易接受新事物，於是至清代時中國文化逐漸走向「老衰」，呈現出「守舊」之形象。

由此可見，在內藤史學的文脈中，「守舊」之中國形象是由於中國自宋代開始「過早」地進入近世，至清代則耗盡了活力，進入垂暮之年，自然呈現出「守舊」氣象。

即，「守舊」之中國形象是位於以中國文化為中心的「唐宋變革論」的延長線之上，而並非源自黑格爾的以西方文化為中心的「中國停滯論」，儘管其表象類似，但其文脈卻是兩立的。

因此，內藤在指出書法的唐宋變革後感慨道:「書法雖然是小道，但探尋它興衰的原由之後，不能不發出千古之嘆。」

來稿/天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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