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曉峰：《北京歷史地圖集》的數字化

原標題：唐曉峰：《北京歷史地圖集》的數字化

地理信息系統（geographical information system，縮寫為GIS）是20世紀後期飛快發展起來的電腦地理信息技術。在這項技術的支持下，電子數字地圖（digital map）亦迅速發展，廣泛運用。在信息量的包含、深層空間關係揭示、動態表現等方面，電子數字地圖比傳統紙面地圖有巨大的質的飛躍。

在中國，歷史地圖數字化的工作也已經啟動，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與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合作，建立了「中國歷史地理信息系統」，英文名稱為China』s Historical Geography Information System，縮寫為CHGIS。其成果已經上網。

順應時代發展，技術進步、社會服務的需要，北京大學歷史地理研究中心與北京市測繪設計研究院合作的北京歷史數字地圖編製計劃也已經初步啟動。古都北京是中國歷史文化的一個重要窗口，北京城市的輝煌歷史一直吸引著國內外眾多的學者和文化人士。30多年前，侯仁之教授率全國之先組織編製了我國第一部城市區域歷史地圖集，即《北京歷史地圖集》（一、二、三卷）。考慮到數字化地圖的重要價值和對其需要的緊迫性，編製北京歷史數字地圖的工作應該儘快實施。

在歷史地圖方面，數字化地圖比傳統紙面地圖由許多優越之處。以下試談一些看法。[1]

首先，打破傳統紙面歷史地圖中單幅圖的標準年的約束。歷史地理學者都很清楚，編製基本的歷史地圖（不是表示移民遷徙、戰爭進程等事件的說明圖）一定要有一個標準年代。比如《北京歷史地圖集》中的唐代北京地區（幽州）圖是開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的，明代北京地區（順天府）圖是萬曆二十一年（公元1593年）的，清代北京地區（順天府）圖是光緒三十四年（公元1908年）的。標準年代的確定，是歷史地圖科學性的基本要求，若將不同時期的地理內容混編在一幅圖上，必然會產生混亂，造成錯誤認識。所以編製一個地區的歷史地圖集，在實際上只能在資料較完備的基礎上，選擇少數代表性年代作標準年，在圖上僅僅編製這些年份的內容。由於圖幅數目有限，圖集中圖幅之間的年份常常間隔很遠，比如《北京歷史地圖集》中明、清兩代地區圖間隔有315年。由於標準年代的限定，在這315年中的重要地理內容、地理變化便無法反映。在城市圖部分，元大都（至正年間）後面接的是明京師圖（萬曆年間），其間隔二百來年，其中存在了一百多年的僅有內城部分的早期明京師形態（口字形）便沒有得到反映。儘管萬曆年間的北京城已呈現兼有內、外城的整體形態（即凸字形），且資料充分，選擇萬曆年間作為明朝北京城的標準年沒有問題，但不在「標準年」內的早期都城形態被略掉是個明顯的遺憾。

在編圖準備中對標準年份的選擇時，當然會盡量反映重要的整體性變化，在可能和需要時，也會增加幾個標準年代的圖幅（比如在《北京歷史地圖集》中可增加一幅明代早期的北京城圖）。在這種努力下，也許整體性的地理變化會沒有多少缺漏，但是，數量可觀的局部性地理變化依然沒有顯示，而很多局部性的變化很可能關聯著具有重要意義的歷史事件，不顯示它們依然是遺憾。例如明朝英宗曾居住過的南宮。正統十四年（公元1449年）英宗在土木堡為瓦拉所俘，代宗（景泰）繼位。景泰元年（公元1450年）八月，英宗被釋回京，代宗尊英宗為太上皇，但不準其入住紫禁城，而將其「禁錮」在紫禁城外東南的南宮。南宮又稱南內、小南城。1457年，英宗復辟（即所謂「奪門之變」），改元天順。因念南宮曾為居所，「增置各殿為離宮者五，大門西向，中門及殿南向，每宮殿後一小池跨以橋。池之前後為石壇者四，植以栝松。最後一殿供佛甚奇古。左右迴廊與後殿相接，蓋仿大內式為之。」[2]南宮的宮殿亭池到清朝已不復存在。因為是局部的變化，因為不在標準年內，這樣一處與明朝重大歷史事件相聯繫的宮苑建築群在現在的紙面《北京歷史地圖集》中完全沒有反映，這是一個不小的缺憾。而如果是數字地圖，在圖面上加設圖層，於明朝京師圖上作局部變化顯示，復原南宮的輪廓結構，是毫無問題的。

一幅傳統紙面歷史地圖往往只有一個或少數幾個主題，地理要素是比較單一的。比如地貌圖只顯示地形，政區圖主要是城邑和政區邊界，人口圖則主要是顯示人口分布，農業圖則顯示作物分布等等。這樣的一個個圖幅彼此割裂，無法直觀地顯示諸多因素的相關性，而相關性恰恰是許多地理問題的重要內容。比如北京城的北部，廠橋一帶是高地，這個高地北面和東面是積水潭、後海、什剎海（為古高梁河故道），南面曾是明清皇城的北界。顯然，當年北京城這一帶的規劃設計與地形有著直接關係，但在紙面地圖上，若將詳密的等高線、水系分布、宮室布局、街巷走向均畫在一張圖上，會顯得混亂一團。而數字地圖則可以將不同要素分層編繪，然後任意選擇層面（要素）組合做疊合對照，清晰明了。

除了對相關性的顯示外，數字地圖在顯示地理過程上，也有巨大優勢。紙面地圖都是具有標準年代的靜態地圖，對於比較細緻的動態過程，紙面地圖向來乏於表現，在絕大多數普通紙面地圖中，甚至基本不考慮動態顯示。在現有紙面《北京歷史地圖集》中，有兩幅清代北京西郊園林圖，即「清西郊園林」圖和「清圓明園、長春園、綺春園」圖，兩圖標準年代同是咸豐十年（公元1860年）。我們知道西郊園林的發展是從明朝的勺園、清華園為起點，到清朝三山五園的最後完成，發展經歷了兩百來年的時間。在這期間的曲折變化，如能反映，會大大提高歷史地圖的學術價值。侯仁之先生在《歷史地理學芻議》一文中曾明確指出，復原一個確定時間斷面的地理面貌當然是很有意義的，「但是更重要的是還得把不同時代的已經復原了的地理按照歷史發展的順序，聯繫起來進行研究，尋找其發展演變的規律，闡明今天地理的形成和特點。這一研究對於當前地理科學的進一步發展，是很有關係的。」[3]侯仁之先生所倡導的對發展演變的考察，藉助數字地圖的手段，會更有成效，因為數字地圖在動態顯示上的技術，是相當直觀準確的。數字地圖系統是開放的，沒有紙面地圖那種圖冊篇幅限制，可以不斷累積動態過程的圖幅數量，最終有可能在相當細緻的程度上展現地理景觀動態變化的全過程。

因為數字地圖是一個開放系統，所編製的數字地圖本身並不是絕對的終極成果，它是一個可延伸的系統，是進一步工作的起點，是工作平台。編者可以繼續增加延伸數字地圖的內容含量，讀者則可以進行選擇性閱讀、重組性閱讀，可以自己提出主題，重組地圖中的信息關係，很可能讀者會有重要的發現，這時，讀者也成為地圖主題的設計者、研究者。地圖與讀者的互動關係是數字地圖的巨大優勢。測繪科學專家高俊院士指出，編製傳統紙面地圖研究三個關係，即實地與地圖的關係、讀者與實地的關係、讀者與地圖的關係。而數字地圖出現後，卻要研究六個關係，在前面三個關係上還要加上數字地圖與傳統地圖的關係、數字地圖與實地的關係、數字地圖與讀者的關係。[4]其中數字地圖與讀者的關係，較之傳統，是一個大的飛躍。

在數字地圖系統中，更便於附加文字、圖片等信息形式，與地圖形式一起對地理問題做充分的展現和豐富的說明。數字地圖又可以隨時修訂，隨時增補新的研究成果，並易於複製傳播，在社會效益上也是紙面地圖無法相比的。

總之，從紙面地圖向數字地圖的轉變，是地圖發展史上的一場革命，在學術價值與社會效益等方面，數字地圖將產生更深廣的影響力。

北京是一個歷史悠久的地區，北京城是一個世界聞名的文化古都，運用現代歷史地理學的方法對北京地區和北京城的研究幾近半個世紀，在歷史探索、舊城改造、環境管理、文化建設，宣傳北京等方面，做出了應有貢獻。在新的電腦科技時代，隨著新的數字技術的運用，在北京歷史地理研究和服務社會的工作中，必將獲得更新更多的成果。

注釋：

[1] 關於歷史地圖的數字化，亦可參考葛劍雄：中國歷史地圖：從傳統到數字化，《歷史地理》第十八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11頁。滿志敏：走進數字化：中國歷史地理信息系統的一些概念和方法，《歷史地理》第十八輯，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2－22頁。

[2]于敏中等編纂：《日下舊聞考》卷四十皇城引《湧幢小品》，北京古籍出版社，1981年，第629頁。

[3] 侯仁之：《歷史地理學的理論與實踐》，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7頁。

[4] 高俊：數字化時代地圖學的詮釋，《地圖》，北京：中國地圖出版社，2003年第3期，第5頁。

來源：《2016 ????? ??? ???? ???? ????? : ??? ???》論文集，侵權立刪。

喜歡這篇文章嗎？立刻分享出去讓更多人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