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變事，不變法——「戊戌變法」為什麼失敗？

關於戊戌變法，一百二十年來，人們都在尋找它失敗的原因。不同的人從不同的角度假設出了種種如果，都希望那曇花一現的「百日維新」能夠成功。

如果袁世凱不出賣維新派，如果光緒皇帝能擺脫慈禧太后的控制，如果康有為、梁啟超等不是那麼唐突冒失，如果……如果本來就是一枚禁果，只能賞玩，不能自食。如果改變不了既成事實，但能使發生過的一切更清晰、更有借鑒意義。

無疑，戊戌變法是內外危機加劇、各種矛盾激化的產物，是一次激進而短暫的改良運動和有限的思想啟蒙運動。它之所以發生，是十九世紀末中國面臨的空前的民族危機的直接產物。尤其是甲午中日戰爭，一個有數億生靈、有五千年文明的東方泱泱大國，竟敗於「蕞爾小邦」東鄰日本手中。這大大刺激了中國的民族意識和自強救亡精神。

正如梁啟超在《戊戌政變記》中寫的那樣：

「吾國四千餘年大夢之喚醒，實自甲午戰敗割台灣，償二百兆以後始也；我皇上赫然發憤，排眾議，昌疑難，以實行變法自強之策，實自失膠州、旅順、大連灣、威海衛以後始也。」

作為一國之君的光緒皇帝自然不甘受此奇恥大辱，作為戰敗國的資產階級代表，誰又能咽下這口氣呢？

譚嗣同吟詩一首，表達了當時普遍的憂憤。

世間無處抵春愁，

合向蒼冥一哭休。

四萬萬人齊下淚，

天涯何處是神州。

舉國皆在尋求自強之路，作為社會良心的知識分子義無反顧地承擔起了這個歷史使命。這就是，康有為、梁啟超等人在1895年發動的知識分子請願運動——「公車上書」。他們錯誤地認為：「中國不亡，國民不奴，惟皇上是恃」，所以，把救亡圖存的希望全寄托在光緒皇帝身上了。

康有為在上光緒皇帝書中，熱切期望：

「以安危大計，乞下明詔，行大賞罰，遷都練兵，變通新法，以塞和款而拒外夷，保疆土而延國命……」

康還強烈籲請光緒皇帝能直面空前的民族危機：

「方今當數十國之覬覦，值四千年之變局，盛暑已至而不釋重裘，病症已變而猶用舊方，未有不葛死而重危者也。竊以後，當今之治，當以開創之勢治天下，不當以守成之勢治天下；當以列國並立之勢治天下，不當以一統垂裳之勢治天下。……言無為而諸國交爭，必至四分五裂。……」

如此激烈的言辭，讓正尋求自強新法的光緒皇帝動心了。他破格接見了尚為庶民的康有為，還破格提拔了楊銳、譚嗣同等為軍機處「四章京」，開始了一場旨在挽救危亡，仿效日本明治維新，實行君主立憲制的變法維新運動。

從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力排眾議頒布「明定國是」詔開始，到9月21日慈禧再次「訓政」結束，僅僅只進行了103天，因而也稱其為「百日維新。」為何一場關乎國家民族命運的變法運動，竟像曇花一現，這麼快就失敗了？

首先，從整體上看，維新派的力量太小了，無法與守舊勢力相抗衡。

當時，雖然「數年以來，中外臣工講求時務，多主變法自強」（光緒明定國事詔），但在整個中國，封建秩序和意識形態仍佔主導地位，認為「祖宗之法不可變」者大有人在。主張變法的，主要是像康有為、梁啟超這樣有憂患意識和責任感的知識分子。絕大多數人，包括那些一心追求功名利祿的知識分子，都對變法持冷漠或反對態度。

即使被維新派視為唯一靠山的光緒皇帝，在變法維新內容上與康、梁也存在著「根本的分歧」。光緒畢竟是清朝的皇帝，這一既定角色決定了他始終是舊皇權體制的死硬維護者，至多只能算一個改善者。他不可能接受什麼「民權」。即使對於君主立憲制，他也一直持保留態度。

這是由於光緒始終大搞「雙重標準」：

一方面，他希望通過維新變法，挽救危亡，奪回自己失去的權力和尊嚴。正如「明定國是」詔中所說的那樣：「試問今日時局如此，國勢如此，若仍以不練之兵、有限之餉、士無實學、工無良師、強弱相形、貧富懸絕，豈真能制梃以撻堅甲利兵乎？」

另一方面，他主張的只要「變事不變法」，依然是「中體西用」，而非君主立憲。對此，「明定國是」詔也講得很清楚。「用特明白宣示：嗣後，中外大小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發憤為雄。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採西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

顯然，光緒皇帝所要維護的依舊是皇權體制，所要變的只是「變事」。雖然康有為認為變法的要害在於「上體太尊而下情不達故也」，但迫於光緒的壓力，康也只能在「君權至上」的前提下「變事」。從光緒在103天里接連頒布的一系列詔令來看，內容涉及政治機構、諸如光祿寺、太常寺之類的閑機構的裁撤，冗員的淘汰及允許官民上書言事；經濟方面，獎勵發展工商業；軍事方面，要求裁撤綠營兵，訓練新軍；文教生活方面，引進西學，創辦新式京師大學堂，廢八股科舉，允許自由辦報等，都只是在「變事」。

而除過光緒皇帝之外，支持變法的大臣就屈指可數了。「帝師」翁同龢表面上支持，實際上對許多新政極不贊成。所謂：「內有常熟（指翁同龢，常熟人），外有南皮（指張之洞，南皮人）」，其實都不可靠，尤其是張之洞，一直搖擺不定，視對自己權力的影響程度而定，唯有湖南巡撫陳寶箴堅決支持新政。

其他，守舊、反對變法維新的大臣佔了多數，固守「寧可亡國，不可變法」者極多。尤其是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的利益未能有所體現和保障，因而失去了最廣大群眾的支持。工商業者，本應是受惠者，也未能有效地利用。從而造成支持變法的力量的微小和軟弱。

其次，維新變法自始至終捲入了「帝黨」和「後黨」爭權奪利的黨爭之中，蒙上了失敗的陰影。

光緒皇帝名義上早已親政，但並未有實權，明著已「光榮退休」的慈禧仍牢牢抓住最高權力不放。所以，此時的權力呈現二元結構，形成了以光緒皇帝為首、「帝師」翁同龢等輔佐的「帝黨」和以慈禧為首、榮祿等輔佐的「後黨」兩大權力中心。

在維新變法上，「帝黨」和「後黨」的共同之點是，都希望通過維新變法挽救清王朝的危機，都以不變更所謂的「祖宗之法」為底線。不過，光緒皇帝的「祖宗之法」是「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採西學之切於時務者」，即「中體西用」，慈禧則是「祖宗之法不可變」的原版正聲。所以，當光緒只「變事」，慈禧尚可容忍。一旦「變事」觸及「變法」那就忍無可忍了。

而雙方的權力爭鬥，都是以犧牲變法維新為條件的。當光緒憤然裁撤冗職，罷免反對維新的幾個冗官後，慈禧就拿「帝師」翁同龢開刀，以切斷光緒左膀右臂，並強迫光緒要榮祿出任直隸總督、北洋大臣掌管兵權，在光緒頭上懸了把利劍。當光緒自感皇位不保時，鋌而走險，讓康有為、譚嗣同等設法護駕，企圖借袁世凱的新兵之力自救不成時，維新派的命運也就決定了。等待光緒的是，瀛台被囚。康、梁雖然逃亡海外了，「六君子」卻血染北京菜市口。一場也算轟轟烈烈的變法自強運動，畫上了血的句號。

再次，也是要特彆強調的，維新派的輕舉妄動也是造成迅速失敗的原因之一。康有為雖然明白：「若決欲變法，勢當全變」、「全變則強，小變則亡」，但在如何變，先變什麼，後變什麼，變什麼最快能見成效等變法策略上一塌糊塗。康以為只要皇帝頒布詔書就萬事大吉了。

康有為甚至對光緒皇帝吹牛說：「泰西講求三百年而活，日本施行三十年而強，吾中國國土之廣，人民之眾，變法三年，自可以自立。」他又說夢話：「三年而宏規成，五年而條理備，八年而成效舉，十年而霸圖定。」急於求成，盲目樂觀，對變法維新的艱難性和長期性缺乏足夠的認識和準備。

同時，康、梁等維新派沒有建立任何同盟，自以為有皇帝支持，就可以成功了，把很多原本可以爭取支持變法的人和群體也逼到了對立面，增加了變法的難度和風險。變法初，康有為就沒頭沒腦公開揚言：「殺二、三品以上阻撓新法大臣一、二人，則新法行矣。」變法到了關鍵時候，他又提出殺慈禧：「尊君權之道，非去太后不可。」把本來並不完全反對新法，只不願失去最高權力的慈禧太后完全置入維新的對立面，從而造成慈禧因害怕死亡而翻臉「訓政」，使維新派土崩瓦解。

由於變法是在103天內連續頒布詔書，沒有漸次進行，所以，反對者聚集在一起，引發了眾怨和眾怒，使新法得不到普遍支持。假若廢八股科舉，給那些文人以出路；假若淘汰冗官，交權後待遇不變；假若取消旗人特權，為其生活做出適當安排，至少有一個過渡期，使之適應；假若裁撤百萬綠營兵，安排其複員轉業……那結果會不會好看一些？

還有康有為「托古改制」，缺乏信服力，牽強附會，在理論上也站不住腳，「避禍」也難。

戊戌變法只是「變事」，「祖宗之法」其實根本就未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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