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韻：今天，仍有女性逃不脫莆田阿樂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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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出生就已經被流產、出生後被棄被殺，被當作商品一般買賣，被限制行動強迫進行勞動，被強迫作為「妻子」進行生育——這樣的女性命運，在很多中國人的眼中，似乎是一個「異數」：不符合對當下中國的想像，也無法與自身日常產生關聯。畢竟流行話語中有意無意傳達出的很多信息，在很多人的感知中，中國社會性別已經很平等了——甚至，女性地位早已超過男性。畢竟常常愛說的，是「光棍危機」是「女性金貴」，是男性壓力大娶妻男。因此每當出現對於性別平等的呼籲，提及這些「異數」，便總會有些爭議、驚詫、不滿。

「你說的，也太誇張太極端了吧？」

「這麼可怕的事，怎麼可能如今還有呢？」

然而「異數」並不是異數，這些看似可怕的，如今還有，從來都有。

「莆田阿樂」——用文字展現出的是女嬰買賣與「童養媳」現象，就發生在福建

。其中童養媳這個看似是解放前的概念，直到十年前——北京奧運召開、第一代iPhone已經問世的十年前——仍然存在。而十年後，在這些報道下的留言評論里，更還有一個個沒有 被包括在報道中、卻經歷類似的女性傾訴。

在這樣的報道與敘述面前，能夠問出「這麼可怕的事，怎麼可能如今還有呢？」 已然是何種幸運——能夠對黑暗存在表示驚詫、質疑誇張，恰恰是因為類似黑暗或許從未出現在自己的視線里。然而，看不見，不代表不存在。所有能被曝光的、一切已被知曉的，都帶著「倖存者偏差」——還有許多女人，她們的生命、她們的聲音，如同烈焰焚過水滴，在性別不平等的暴力結構中消失得無聲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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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遺棄的

許多「莆田阿樂」是被遺棄的女嬰。

中國的性別比嚴重失調是已有共識的人口學問題

。根據2005年人口抽樣調查數據，中國的第一胎出生性別比率是120.5，也就是平均100個女性新生兒對應120.5個男性新生兒，而這個數字在正常狀態下應該在105左右 。中國的第二胎，第三胎、第四胎出生性別比例更是達到了143.2、156.4和141.8。這些數字背後，意味著大量家庭強烈的性別偏好：不斷追逐試圖生一個男孩的過程中，是選擇性流產，是放棄新生女嬰，以及計劃生育框架下瞞報女嬰出生。

與畸形的出生性別比對應的，是同樣畸形的死亡率性別比。正常狀態下平均每100個未滿一周歲的女嬰的死亡，對應120—130個男嬰，至於1—4歲的孩童，死亡性別比率則是1：1—1：1.2，但是在中國，未滿一周歲嬰兒的死亡率性別比1：0.8，1—4歲的孩童，則是1：0.84，與正常狀態下男性略高的情況截然相反。男孩往往比女孩能獲得更充足的營養、在生病時能得到更及時的醫療救治——畸形的死亡率性別比背後，同樣是重男輕女的性別偏見的選擇結果。

有數千萬女性消失了——然而和「莆田阿樂」一樣，這些消失的女性，並非是一個龐大數字的註腳，而是切實的人與人生。能做與應做的，是記錄擴散倖存下來的聲音——和莆田「阿樂」們一樣，她們同樣是記錄中國女性生態時，最不應該缺少的一筆。

被損害的

許多「莆田阿樂」長大後的命運，是被強行配給買家的兒子做「妻子」以傳宗接代，婚姻的意願不由她們自主，婚後即便遭遇暴力也往往無法逃離。關於家庭和親密伴侶間暴力，著名社會學家，中國問題專家William Parish和他的同事在2004年的一項研究中發現，中國20—64歲的女性中，超過三分之一曾經遭受過來自伴侶的身體暴力，而根據全國婦聯在2011年的一項調查：85%的親密伴侶暴力發生在婚姻關係中，其中94%的受害者是女性。這些暴力的形式，包括身體上的虐打，語言與精神的辱罵，也包括對經濟和行動的限制，強迫進行性行為等等。而大量受害者，往往是同時承受幾種暴力。

並且，許多研究都表明，在許多中國家庭內，對什麼構成「親密伴侶暴力」的理解極其稀薄。在婚內強迫進行性行為，強迫女方生育、（為了生齣兒子）強迫進行性別選擇性，這些，都屬於家庭暴力的一種。而相應的是在司法制度中往往對這類暴力輕描淡寫的處理：家庭暴力被視為「清官難斷家務事」、被看作「小打小鬧有什麼大不了」，諸如此類等等理由，將那些試圖發出尋求幫助的聲音，一再重新投入黑暗裡。

陷阱重重的「自願」

在面對「莆田阿樂」的婚姻時，於是當地政府的一個處理是，「只要口頭表達自願，就給辦理手續」——然而這裡不得不追問，這些「自願」是否真的自願？自願選擇的前提，是要真正有的選才行。對於一個「莆田阿樂」，從小她被灌輸的，是「除了這裡，你沒有容身之所」，是「養父母恩重如山必須報答」——在她從來沒有被展示過人生其他選擇和可能的情況下，所謂「自願」，陷阱重重。

在這樣的情況下，地方政府與政策考慮的，不是如何真正讓這部分女性「有的選」，而是抓住一個「口頭自願」的稻草，就將實際上的「童養媳」形式， 納入「自由婚姻」的體系，看似解決問題、皆大歡喜。

我們談到許多掙扎在黑暗的女性時，熱愛使用的一套話語是「怒其不爭」——「如果真的那麼糟糕，你為什麼不逃出來？」，更有甚者，將「沒有逃出來」，用以證明或許事實沒有那麼糟糕。這一套話術，在「莆田阿樂」的事件外，於各類性別暴力受害者身上也常常見到。不被性別壓迫所鐐銬，這不僅僅是少部分具有各種結構優勢地位女性才能獲得的「幸運」，而是所有女性無論階層、城鄉、教育程度，都應該具備的「權利」，然而人無法拎著自己的頭髮從深淵中提起來。在性別不平等的結構暴力前，更應該問的，不是個體為什麼不能有效自救，而是社會與政策，為什麼沒有提供足夠支持。

莆田媒婆

不能遺忘的「惡」

而在性別不平等，在男權與父權無孔不入的壓迫下，有一部分女性成為了附庸與幫凶。販賣「阿樂」的「媒婆」是女人，購買「阿樂」許多時候出面的是女人、強迫「阿樂」嫁給自己兒子、一定要生齣兒子的「惡婆婆」是女人——這些女人，成為「惡」的面孔，也成為可見度最高的批判對象，然而同樣需要時刻記得的，是「惡」的根源：男權與父權的壓迫，不能因為看似有了形象清晰的「媒婆」「惡婆婆」可以討伐，就真的能夠悄然遁形。

關於人口買賣和強迫婚姻，中國難以找到準確可信的數據；

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統計估計，全球約有1500萬人身陷強迫婚姻中，其中84%的受害者為女性

。和全球範圍內的情況相似，人口買賣在中國的高危人群，同樣是女性和兒童。

貧窮、經濟發展不平衡，常常被用以合理化重男輕女與人口買賣：一定要生男孩，因為他們才可以保護住家庭財產；買賣女孩，至少賣出去還有口飯吃——而硬幣的另一面，是女性經濟、財產、土地權益極其容易受到剝奪和損害；是女性同時承擔著生產與生育的壓力，是在貧窮中，是女性同時承擔著性別與階層的雙重壓迫。女性被視作工具、商品、資源、勞力——卻唯獨沒有沒有被視作「人」。

被視作「差一等」的性別，被遺棄買賣、被限制行動、被強迫勞動與生育、 遭遇性別暴力，來自父權與男權的壓迫，與種種其他社會經濟文化因素共同作用，擰成的枷鎖或輕或重——而 「莆田阿樂」的境遇，同樣是中國女性共通的命運。即便「看似幸運」，卻並不能真正「置身事外」。

「這麼可怕的事，怎麼可能如今還有呢？」——一直還有，不能忘記。

（本文原標題《莆田阿樂後，共通的命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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