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位博士論文研究鬥蟋蟀：隱蔽的斗蟋社會，中國傳統鄉土社會的「活化石」
原標題：這位博士論文研究鬥蟋蟀：隱蔽的斗蟋社會，中國傳統鄉土社會的「活化石」
來源|公眾號「穀雨計劃」（ID：guyuproject） 未經許可，不得轉載。
編輯：學長
◇ 斗蟋比賽現場。
鬥蟋蟀作為人們的一種嬉戲活動，其承載的首先是一種社會性，由此人與人的關係總是處在最重要的位置。實際上，斗蟋社會與費孝通先生所描述的鄉土社會一樣，人們交往的起點是利他，交往的目的是通過相互的利他建立一種平衡的社會關係，最終通過這種社會關係實現社會性，而非簡單物質和商品性的「互惠」。
隱遁的斗蟋社會：每逢八月，百萬群體伺機而動
撰文 / 李菁菁
2006年9月4日，牟利成南下上海攻讀社會學博士學位，火車途經山東兗州時，與蜂擁而上的蟋蟀收購大軍「遭遇」，他驚覺這是自己一直在尋找的「傳統社會」，自己的博士論文課題突然有了著落。此後，他決定成為一名「斗蟋人」。
◇ 牟利成，現山東財經大學法學院講師。
很多人知道斗蟋，是從蒲松齡的《促織》開始。明朝宣德年間，貧窮書生成名在巫師指點下捕得剛健蟋蟀一隻，但向官府進貢前，被兒子失手弄死。兒子投井，靈魂變作一隻驍勇善戰的蟋蟀，終得皇帝歡心，賞下車馬輕裘，成家最後飛黃騰達。故事雖然荒誕離奇，但也反映了當時從平民到皇族，斗蟋風氣之盛。
事實上，早在唐朝天寶年間，就有長安富人鏤象牙為籠的故事。宋代宰相賈似道好蟲，將蟲的形色、養護、鬥法寫成專著《促織經》，被人稱「蟋蟀宰相」。
上到皇帝宰相，下到市井小民，斗蟋像一根看不見的絲線將兩個世界的人牽連。用牟利成的話說，上層階級與市井小民在蟋蟀身上通了家。
◇ 牟利成的「將軍蟲」，一生無敗績，尾長及身，定位「白黃」。
在內行人的指點下，牟利成專門為自己購置了一整套「行頭」：用來裝蟋蟀的特製編織筐、芡草筒、用於抓捕逃跑蟋蟀的網罩、看網（開罐時需罩上防止蟋蟀見光跳竄逃逸），和腰包等。高級玩家的芡草筒多為紫檀木製，也是行走江湖的身份標識。
經過七年多浸入式體驗、觀察，牟利成從文化社會學的視角對斗蟋這一民間娛樂進行探究，並將博士論文編撰成書《隱遁的社會》。
每逢八月，全國有「百萬大軍」圍繞著蟋蟀流動。「他們從未進入社會學研究的視野，卻又真實存在。他們蜂擁出現，頃刻間又人間蒸發。他們分布在五湖四海，卻分享著同樣的宏觀歷史敘事，閱讀著關於蟋蟀的『古譜』，信守並遵從這古老行業的『規矩』，形成了一個不為人知的 『隱遁社會』」。
求蟲
每逢八月蟲季到來時，全國各地蟋蟀組織紛紛開赴山東寧陽求蟲，少則上萬，多則幾十萬。魯蛐蛐厲害，很大程度上得益於魯地燥濕相宜的氣候。按斗蟋名家柏良的說法，魯蛐蛐「骨豐實、牙堅硬、皮梟老、色蒼秀、相威猛、性剛烈、壽長延」。柏良少年曾師從民國享譽蟲界的濟南大蛩家劉冠三。劉冠三在民國斗蟋擂台賽曾一舉拿下重陽旗，成為蟲界執牛耳者。
◇ 寧陽一個村子，人們在路邊進行蟋蟀交易。
山東人斗蟋，似乎應了天時地利之便。寧陽的泗店作為山東省最大的蟋蟀交易集散地之一，每天凌晨５點半開始交易，一直持續到太陽落山。穿鎮而過的一條公路綿延５公里，左右兩邊都是擺攤的蟋蟀販子，一天的蟋蟀交易就是百十萬。
牟利成也曾去寧陽泗店求蟲。他在書中講述了他涉蟲圈不久的一次經歷。下午三點多，他帶著大筐出了旅店準備去收蟲。但門口的兩個上海人卻在躺椅上搖著蒲扇悠閑自在。牟利成仿效別人叼著芡草坐在馬紮上開始收蟋蟀，賣蟲的「老鄉」立刻圍了上來，不到半個小時他就收了二三十個瓷罐。突然聽見一旁躺著的上海人喊了一嗓子：「拿張桌子給他！」牟利成不得其解。
事畢，上海人問他是不是新手，原來，一般人在下午3-6點是不看蟋蟀的。午後人的瞳孔放大，看一會兒，小蟋蟀都會比蚱蜢大，所以上海人才讓老闆娘給作者塞了張桌子，調整他的視線。
上海從民國開始就是斗蟋盛地。據牟利成了解，現在每年從上海到山東求蟲的人不下幾萬，而參與斗蟋的人數可能數倍於此。再加上蟲販子、蟲把式、專業捉蟲人，從事蟋蟀薦盆、芡草、蟋蟀書籍買賣等的人員，保守估計每年蟲季全國沉浸於斗蟋嬉戲裡的人數可達幾百萬。
捉蟲
捉蛐蛐是一件辛苦又孤獨的事。深夜捕手們隻身在廣袤無垠的野地里，玉米地、河溝、麥草垛、豬圈、殘垣斷壁之所都是他們搜尋的處所。此間，蜈蚣、蜘蛛、蛇、刺蝟、黃鼠狼、野狗、野狼這些野地里的不速之客，常常會突然出現在你眼前，讓你脊背發涼。有時候單是在暗夜裡與大自然獨處這件事，都會讓你的想像力幻化出無邊的驚悚。
◇ 牟利成在玉米地里捉蟋蟀。
牟利成也在書中講述了自己的捉蟲經歷。在漆黑一片的上千畝的玉米地里，他弓著身子，一手持燈，一手防止被玉米葉劃傷眼睛，凝神靜氣辨識蟋蟀的方位。好不容易忍著腰背酸疼走出望不到盡頭的玉米地，又一腳踩進了覆蓋著雜草和麥秸的糞坑。「那種恐懼，就像掉入沼澤，一下子到了腰間，沒了大腿。」
還有一次，他正獨自站在一片玉米地中間，不遠處的玉米突然倒了一大片，心裡一驚，剛想著是不是有狗熊經過，突然「咔哇」一聲，背後一棵玉米斷了。他的汗毛刷地豎了起來。
類似這些驚悚刺激、又帶有一些超自然力量的體驗，似乎暗合了民間從古至今流傳的一些斗蟋傳說。對於做社會學研究的牟利成來說，這些帶有超自然力量的想像，是一種「賦魅」。
「我們的生活中有很多賦魅，賦魅本身承載了故事，故事又承載了人們的理解，理解又成就了文化本身。你否認這個故事，認為它是虛妄的，那老百姓的日常都被解構了，鏈條上有一環被解構了，整個鏈條就崩潰了。」
斗蟲
在當下，民間斗蟋跟博彩業之間的邊界多少有些曖昧。一般來說，城市裡的堂子是既固定又流動的——風險高，所以堂主會經常變換場所；但開堂子的人基本是固定的，堂主的姓氏、外號往往成為堂口的名號。
這一點是民國斗蟋規矩的延續。蟋蟀玩家王世襄曾回憶上世紀三十年代在北京斗蛐蛐，他也曾當過好幾年的堂主，每到白露前幾日，鄭重下帖邀請蟲友光臨，帖子由郵寄或專人送遞，帖子上不寫姓名，而是以「勁秋」二字具名邀請。
現在，北京有蟋蟀專業群眾團體，保守估計人數在十萬以上。他們大多聚集在公園的角落，賭資在二十元到兩百元不等。別小看混跡於街巷、公園的斗蟋者，其中不乏高手，很多在大場子「揚威」的蟋蟀也來自「市民堂」。
◇ 斗蟋比賽桌子。
各個城市的「堂子」大多分為大、中、小三類，劃分標準是每局斗蟋所押花面的大小，不同城市的經濟條件和堂口傳統也不同，知名「大堂子」的起斗金額可達十幾萬元甚至幾十萬元。
在操作規範的「堂子」里，堂主通常會請一個「監板」負責裁判工作，蟋蟀從開始稱量、餵食、悶花、看蟲到進入斗柵的芡草、別頭、點牙、計時、判勝負等，都有明確嚴格的規定。一般來說堂主會選一個大家公認蟋蟀斗得好、草芡得好、人緣好、正直公正的人來做「監板」。
國內大凡玩蟋蟀的人，都有一個固定的圈子，他們年齡多在四五十歲，有一定的經濟實力和空閑時間，都懂行，不是圈子裡的人，一般入不了這個門。
相比現在相對封閉的斗蟋圈，三四十年前的斗蟋，更有一番街頭野趣。斗蟋名家柏良曾在一次採訪中講過一個故事。有一次，他和朋友去一個很大的園子捉蟲，這時來了個小孩，大概十五六歲，手裡拿著個搪瓷缸子，潮得都長豆芽了，裡面放了個蟋蟀要斗。
柏良回憶彼時情景：「我都出汗了。那是個淡色紫蟲，打我們八個。在這種潮得都長豆芽的缸子里養的蟋蟀，那絕對是蟲王級的，如果不是底板好，怎麼可能這樣打法？」柏良至今不知道這蟲是哪裡捉的，什麼環境下生長的，小孩姓什麼也不知道，成了他的終生遺憾。
文化就是人們的日常洒掃
穀雨：你的書里多次提到家人擔心自己「走火入魔」，反對你的調查，當時有過自我懷疑嗎？
牟利成：我的家人非常反對，他們以為我完全迷上了斗蟋，包括我的母親。但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麼，以及還缺了哪些東西沒做。文化的承載是在個體上，個體身上有一種共性，但你無法分析他們的感受，那隻能選擇成為他們其中的一員。但這需要時間，移情是有代價的。
穀雨：那如何平衡「遊戲者」與「觀察者」的身份？
牟利成：真正參與到事件里之前，這往往是方法上的難題，等到真正地參與研究後，就會被區分開。這對經過長期訓練的人來說不太構成主要問題。你融入了這個群體，但當你寫作的時候已經跳出來了。
穀雨：斗蟋社會對外來人警惕，你是如何以「陌生人」的身份進入的？
牟利成：獲取材料，要做的第一點就是抹去你陌生人的身份，抹去你的標識、氣味。你到狼群里去，它一聞你不是同類，會咬你、警惕你。所以你要認為自己和他們是同類，那就必須抹去自己，去塑造和他們的共同點。這個共同點就是你也要抓，也要養，也要用他們行里的語言說話，不說外行話。
穀雨：斗蟋群體消失的速度很快，並且只對熟人開放，那麼斗蟋社會是如何傳承的？
牟利成：舉個例子，跳皮筋是流傳很久的遊戲，它在逐漸衰落，但它是怎麼傳承下來的呢？其動因是我們不關注的東西——人的娛樂本性。吃、穿、玩，是生活本身，不可或缺，也是傳統文化的一部分。
斗蟋的人天生就喜歡斗蟋，它們在嬉戲的過程中又發展出規則、技巧，這就是我們的文化。這也是費孝通先生所描述的——文化就是人們的日常洒掃。日常洒掃，生活起居，就是我們的文化。這也是我認為「斗蟋」是傳統文化保存最好的活化石的原因之一。
穀雨：堂子里有很多上千上萬元的交易，那是否會有「我微信紅包給你」「我發你支付寶」的場面呢？
牟利成：沒有，上百萬的也用現金。傳統意味著抗拒變革，如果隨著時代變，就不能稱之為傳統。一手交錢一手交貨的好處在於保證不存在糾紛。支付寶就會有問題，可能沒到賬，可能說轉給你卻沒轉，這會破壞人際關係，是這個圈子所不能容忍的。
所以傳統其實是人與人之間一種穩固的連接方式，也是費老說的「洒掃」，通過言談、一舉一動來傳遞、交流。這個圈子裡的人每個人都說本地方言，他們的語言模式一模一樣，處理問題的方式也一樣，他們說話的言外之意各自都明白，一個眼神就知道對方想幹什麼，但外人就很難明白。
這就是傳統，非常穩定。這個傳統的來源是什麼呢？他的父親輩就是如此，祖輩都是農民，農民的行為方式是最穩定的。
「它再過五十年也不會過時」
穀雨：每年8月份的蟲季，蟋蟀收購大軍就有百萬人之巨，此處的注釋您詳細地做了數據來源說明，這是您對自己的要求嗎？
牟利成：在我們國家，GDP、人口數據、產量數據這類都是有據可查的。但到目前為止，斗蟋人數無據可查，且這個數據本身是收縮的，一些人可能今年在玩，明年就不玩了，但讀者會很好奇，所以總體大概有多少人的數據是必須給出的。
再者，我認為這是一個具有開拓性的研究。這個數據有多麼準確，它的意義比不上提供這個數據本身。我能做到的是，用所掌握到的一切方法，窮盡所有可能，搜集到我認為最可靠的數字來源。包括一個城市大約多少堂子，每個堂子里有多少人經常參與等等。
穀雨：讀者們也許對這個神秘的「斗蟋社會」充滿興趣，但這本書涉及了一些專業的理論知識，會不會給讀者造成閱讀障礙？
牟利成：做研究不是簡單地描述事件或講故事，斗蟋領域裡有很多值得講的故事，它們可以作為寫作素材，但不能被當作研究和寫作本身。
研究性寫作不同於通俗性作品，它主要不是為了「取悅」讀者，而是圍繞學術問題和脈絡展開。這是一項學術研究不同於通俗作品的特殊使命。
穀雨：斗蟋社會的調查對社會學的研究有何意義嗎？
牟利成：正如我的老師所說，它開拓了社會學的一個新域。好比大家都沒去過某個地方，我是第一個去的人，我回來之後把它描述給大家，之後再去的人可能帶回更美的照片、更真實的樣態。
第二個意義在於中國現在面臨著大量的問題，其實很多領域就在你眼前，只是你沒有發現它的眼睛。中國是世界變遷的活化石，這就需要學者不要再糾結於課題、金錢，真正地到需要研究的實地去、田野里去，踏踏實實地做學問。
我感到欣慰的是，一位復旦大學的社會學教授對我說，你這本書我是一口氣讀完的，它再過五十年也不會過時。這就說明我研究的是一個真問題，真問題是不會過時的。
註：本文來源公眾號穀雨計劃（ID：guyuproject），作者李菁菁，版權歸來源所有，本文已獲授權，如需轉載，請與來源聯繫，萬分感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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