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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批90後已經不會生孩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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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權自 非凡油條 

diqiuzhengshiju






孩子生少了,誰急了?




不知不覺,全面放開二孩政策已經實施兩年多了。


政策實施的第一年,也就是2016年全年出生人口為1786萬人,成為2000年以來出生人口最高的年份。


 


有人寄希望於全面放開二孩政策能夠扭轉新生人數量下降趨勢,去年生育統計數據卻潑了一盆冷水。

數據顯示,2017年全年出生人口1723萬人,比2016年減少了63萬。放開二孩政策邊際效應在遞減,或許沒過幾年就和以前一樣不痛不癢毫無效果了。


 


應該適時加入生娃大軍的90後,表現出了強烈的抗拒心態。這導致生娃越來越少的趨勢已經是禿子頭上的虱子——明擺著了,最急的就是各地政府。




5月16日,天津宣布了 「海河英才」計劃,本科生40歲以下,碩士45歲以下,博士不受年齡限制,只要持身份證、學歷學位證,即可辦理直接落戶。


 


有趣的是,這一搶人計劃是在天津舉行的第二屆世界智能大會上宣布的,難道天津市開著會,突然發現人工智慧噱頭太多,還是不如活生生的人靠得住?


 


計劃一公布,上百萬人湧向天津,從網上即可申請辦理,到伺服器癱瘓而轉為線下辦理,之後又規定調檔才能落戶,隨之又規定在外地有工作者不得戶口空掛,不能按照在津無工作申報落戶。急得現場辦理者吐槽:「天津的政策真是一天一變!」


 


天津這麼急著搶人,表面上似乎是為了吸引人才,卻總讓人覺得是在盯著「人才」背後的六個錢包。某知名經濟學家說得好哇,年輕人買不起房子不要緊,可以找爺爺奶奶,姥姥姥爺和父母要錢,一對夫妻就多了六個錢包,首付錢就不在話下了。


 




人家知名經濟學家都發話了,地方政府自然就身體力行,「天津引才,意在錢包」,政策一下,某小綠App上二手房的成交量一度漲了三倍。


 


地方政府急了,接著外媒也開始幫著著急。彭博社搞出了個大新聞:中國在年內就會廢除計劃生育。


 


替中國著急還真是不用上稅。其實外國情況照樣不好,2017年,日本出生的新生兒數量為94.1萬人,韓國為35.77萬人,都創下了歷史新低。別說東亞了,美國新生兒數量也不樂觀:2017年美國有385萬名嬰兒出生,創造了30年來的新低。


 


現在經濟足夠發達的國家,似乎都不大想生孩子了。




對於我這個還沒生孩子的吃瓜群眾來說,這太正常不過了。


文明社會本身就是一個壓抑生孩子慾望的魔鬼。


我總結了一下,一共有三座大山,它們分別是:


 


食利階層狠壓榨


文明振興燒燃料


人權進步求自由








大山一:食利階層狠壓榨




根據弗洛伊德的理論,最早的人類集體是由一個人對所有其他人進行強行統治。


成功地統治著其他人的人就是父親,他佔有所有他渴望的女人並與其生兒育女,使部落的其他成員都俯首帖耳。




「兒子們的命運是艱難的。

如果引起了父親的嫉妒,就會被殺頭、被閹割或被流放。他們被迫生活在一個小圈子裡,並從別人那裡搶奪女人,權充妻子」。所有的工作被分配給兒子們,所有的快樂歸父親享受,人類集體就此組織起來,這就是弗洛伊德眼中最原始的人類文明。


 


弗洛伊德的模型還比較粗糙,兩千多年前墨子就總結得很精練了:「宮無拘女,故天下無寡夫。內無拘女,外無寡夫,故天下之民眾。」意思是,最高統治者宮裡別養那麼多宮女,天下就沒那麼多單身漢,他們自由結合,人口就多起來了。


 


墨子生活在人少地多的春秋時期,一心為全國人口增長,實現資源合理配置出謀劃策。奈何最高統治者寧願所有的工作讓別人做,所有的快樂歸自己享受,至於人口會不會增長,都不如自己喜好來的重要。三妻四妾,後宮如雲,舉凡是個男人都忍不住這個誘惑。


 


可惜墨子生活的年代還是太早,他給出的統治者抑制生育的工具也僅僅只是限制女性的自由。說到頭來,最高統治者也就一個,整個食利階層也不過以萬計,影響相當有限。後世的食利階級通過經濟手段壓榨民眾,抑制生育的能力可就大多了。


 


宋朝農村普遍存在生子不舉現象,即多生的孩子被父母殺死。各地官員對此記載很多,比如「 聞閩人不喜多子,以殺為常……雖有法而不能勝」。這種可怕現象甚至形成了風俗,「東南數州之地……男多則殺其男,女多則殺其女,習俗相傳,謂之薅子,即其土風。宣、歙為甚,江寧次之,饒、信又次之」。


 


這種殺死新生孩子的行為有著明確的控制孩子數量的目的,在當時的記載中這一點是很明確的。「閩人生子多者,至第四子則率皆不舉,為其貲產不足贍也。若女,則不待三。往往臨蓐貯水溺之,謂之洗兒」,「岳鄂間田野小人例只養二男一女,過此輒殺之……其父母亦不忍,率常閉目背面,以手按之水盆中,咿嚶良久乃死」,婺源 「多止育兩子,過是不問男女,生輒投水盆中殺之」。


 


這可能是一種殘忍的原始計劃生育。至於為什麼會發生這種事,「貲產不足贍」五個字就能簡單說明這一問題了,說白了,就是




「養不起!」


 


如果再詳細一點,主要還是因為宋朝身丁錢(人頭稅)太重。兩浙地區的窮人需要「每丁輸絹一丈、棉一兩」,福州一帶的身丁錢居然是夏稅的三倍。官員上書描述生子不舉現象的時候,雖然斥責民眾是「愚民」,但也不得不承認稅重:「每見百姓訴丁鹽袖絹最為疾苦……終其身不可免。愚民寧殺子,不欲輸袖絹。」


 


對於多生一個孩子,孩子十多歲就得交繁重的人頭稅的小老百姓來說,趁孩子剛生下來就殺死,保持孩子數量較少就成了無可奈何的生存辦法。反正小孩也沒有生產能力,對家庭的貢獻是負的。


 


哪怕民族主義風潮興起之後,各國打倒了國王建立了民族國家,資產階級上台,仍舊有食利階級壓榨民眾,布哈林和普列奧布拉任斯基是這樣描述一戰之前的法國的:


 


「近幾十年來,工人從資產階級那裡學會了人工節制生育:或者完全不生孩子,或者不多於兩個。工人們極端貧困。以致很難或者根本不可能養活大的家庭。結果,法國的人口幾乎沒有增長。法國資產階級感到兵員不足了。它大聲疾呼:『民族要滅亡了!德國人口增長比我們快!他們的士兵要比我們多!』……於是資產階級『頓時慷慨起來』:親自起來堅決主張為工人階級進行某些改善,使之恢復一下元氣,多生一些孩子。要知道,如果把母雞殺了,那它就再也不會生蛋了。」








大山二:文明振興燒燃料






當然,民族國家建立好處更多一些。國家已經不是國王的私產,而成為民族資產階級追求資本增值的工具,客觀上有利於財富的創造。


 


按照弗洛伊德的理論,最初文明裡的兒子們性慾受到壓抑,不得不去幹活,這意味著人類文明就是通過把人類在性慾上的力比多拿出來用在工作上,從而戰勝惡劣的自然條件建立起來的。


 


這個理論反向理解,對於幹活的「兒子們」可就不妙了:文明需要你們拿出更多的力比多來工作,提升文明,至於你們的快樂和性慾,文明沒有什麼考慮的打算。而且越是急需提升的文明,越需要人們的力比多。這種文明的壓榨雖然長遠看比完全被食利者壓榨要好得多,但是落實到具體個人頭上照樣很是痛苦。


 


說白了,被發展機器裹挾進去的小人物,都成為了活生生的人肉燃料。表現在生育上,就是所謂的「人口紅利」。


 


很多人以為「人口紅利」單純是勞動年齡人口多,這就不正確了。「人口紅利」是在勞動年齡人口多的情況下,新生兒童和老人都很少,這就意味著國家賺錢的人多,需要花錢的人少,賺的錢省下來的就多了。應當抓住這個機遇期多攢錢用來投資,等到這一批勞動年齡人口變成老年人,投資就能收回回報,國家也就比較發達了。


 


所以像非洲那樣雖然勞動力不少的地區,其實並沒有所謂的「人口紅利」,就是因為非洲兒童很多,導致需要花錢的人照樣很多,積攢不下資本。等到非洲也開始少生孩子,逐漸提高教育水平,攢下錢投資,那才開始利用其人口紅利。


 


對比一下中國、印度和非洲的人口結構,你就會發現,中國人口紅利逐漸耗盡,印度人口紅利用了一半,非洲人口紅利連用都還沒用呢。


 








衡量人口紅利的利用情況,我們可以看撫養比,也就是非勞動年齡人口占勞動年齡人口的比例。這個比例越大,說明勞動人口需要養育的人越多,人口紅利越小;反之,人口紅利越大。具體又可以分出老年撫養比和少兒撫養比,來衡量老年人或兒童數量占勞動人口的數量,以確定來自老年人和兒童的撫養壓力。


 


根據中國社科院副院長蔡昉的核算,人口撫養比下降一個百分點,對人均GDP增幅的貢獻為0.115個百分點,從改革開放到2008年中國人口撫養比對人均GDP的貢獻達27%左右。


 




確實自從1996年以來,總撫養比一直是下降的。但是應該注意到的是,其實老年撫養比一直在上升。總數在下降,有一個分支卻在上升,說明另一個分支下降嚴重。而這個分支剛好就是兒童的撫養比。換言之,中國的勞動人口供給充足,是建立在少生孩子多上班的基礎上的。


 


而且再仔細觀察這張圖你會發現,從2010年開始,中國老齡化進程已經扭轉了中國原有的人口紅利。


 


人口紅利越來越少,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還沒完成,那可咋整?新鮮的燃料們,那就得辛苦你們一下,你們得可勁兒燃燒,燒得更旺些。至於生育,燃燒自己奉獻青春的人還敢生育嗎?








大山三:人權進步求自由






聰明的你看到這裡會問了:

為什麼人口紅利兌現完了,兒童撫養比還會一路走低呢?




其實只要國家經濟通過人口紅利的兌現進入高速發展階段,生育率就註定要降低,而且在現有文明框架內很難再次提升了。


這其中有一個重要因素,那就是人的權利在不斷進步。


 


最直觀的例子,人口紅利中攢下來的錢要投資於教育,而無論男女,受教育年限增長後都會傾向於晚婚——過去你十五歲上父母就給你包辦婚姻了,現在你二十七八歲還在實驗室里過柱子攢論文呢。


生活問題都還沒有解決,誰敢隨隨便便結婚吶,更別提生孩子了。


 


而受了更多教育的一代人成長為父母后,他們形成了路徑依賴,會讓自己的子女多受教育,同時對子女的婚姻態度較為開明,最終導致他們的子女也更可能晚婚。


 


另一方面,女性意識的崛起也有一定的影響。


 


人口紅利,本質上是更多的人賺錢,更少的人花錢,於是更多的女性進勞動力市場。當她們通過工作有了收入後,會掌握更多的話語權,不再急著依附於某個男性。




小姐姐們才貌雙絕,吃喝不愁,便蟄伏起來等待一位經濟和社會地位優質的男性。於是結婚率降低,初婚年齡增長,此後生育風險不斷提高,大姐姐們就乾脆拒絕生孩子了。


 


這一現象在發達國家高速發展的年代早有先例。據統計,1851-1871年,英國未婚大齡女性數量從7.25萬人升至12.5萬人。這一群體主要出現在中產階級,並隨著中產階級的壯大而壯大。


 


這看上去是不是有點眼熟?前幾年炒作「大齡剩女」問題時,你會發現,所謂的「大齡剩女」大多是在城市裡的中產階級女性。她們往往經濟獨立、條件優越。但如果她們還是受限於傳統的女性要找更強的男性的價值觀,那擇偶範圍就一下子小很多了。而優質男士向下的可選擇空間大,未必要找特別優秀的女性,雙方錯過緣分也屬正常。


 


很多優秀的女性於是選擇養著一隻小奶狗弟弟。


韓劇《經常請吃飯的漂亮姐姐》就講了這麼一個故事,其中的姐姐甚至還不算事業特別成功的類型。


 





但事實上,也就中產階級以上存在剩女問題。


在中國男性比女性總體數量多的情況下,更多的是底層找不到媳婦打光棍的男性。


 


由此可見,本大山應搭配著大山二一起發揮作用。中等收入階層在經濟增長期培育出來,他們的自我意識已經覺醒,但又要做經濟增長的燃料。清醒而痛苦的人,自然會抵制生育。


 


如果再加一點大山一,那就更妙不可言了,看看最近家庭槓桿率就知道了。


 




中國的長輩真是全世界最好的長輩,後輩要六個錢包買房子,他們就掏出六個錢包,2014年第一季度到2017年第一季度的3年里,中國家庭槓桿率居然飛漲了15%。


 


這段時間正好和2015年開始的新一輪房價暴漲重合。


 


六個錢包都拿去買房子了,年輕人怎麼可能有閑錢去生孩子呢?










未來之路是走出來的




半個世紀前,馬爾庫塞在《單向度的人》里寫道:「我們又一次面對發達工業文明的一個最令人煩惱的方面,即它的不合理中的合理性。它的生產率和效能,它的增長和擴大舒適生活品的潛力,它的把浪費變為需要、把破壞變為建設的能力。」


 


彼時彼刻,他心目中的破壞能力大概是美蘇爭霸時期威懾全球的暴力,那是兩個陣營能夠毀滅地球幾十次的核武庫。


 


但是他絕對想不到,冷戰結束快三十年了,這種破壞能力變成了一種舒緩的、平和的能力,以一種潛在的、潤物細無聲的方式,通過讓進入發達工業社會文明的人們越來越不想生孩子,來逐步消滅人類。


 


既然文明是建立在壓抑人的快樂,拿走力比多來建立起來的,強迫人們去工作的管制就是文明的基礎。馬爾庫塞進一步推論,在生產力大發展的今天,文明在操作原則下的進步本身已達到了一個新的生產水平,壓抑人類基本本能的工作時間可以因為生產力的增長而減少。


 




然而,這件事並沒有發生。


 


他由此推論,文明一直在保存自我,這意味著連續的、壓抑性的本能組織所以必須存在,與其說是為了「生存鬥爭」,不如說是為了延長這一鬥爭。


 


所以希望在於現有文明的框架需要突破,而突破點在於壓抑人類基本本能的工作時間的減少,以及得到更多物質財富。


 


於是馬爾庫塞把希望寄托在了自動化身上:「

因為社會的自動化過程表現了勞動力的變化,或更確切地說,表現了勞動力的質變,在這一質變過程中,勞動力從個人中分離出來,變成為一個獨立的生產客體,並進而變成為一個主體。


 


這和今天寄託於人工智慧差不多。


 


馬爾庫塞在想像未來時,提到:「合理的東西是這樣的一種想像,它能夠成為朝著和平的生存,即無恐懼地生活的方向重新建立和重新確定生產機構的先天條件。」然而他自己也不得不承認,他對如何走向這個未來辦法不多:「社會批判理論並不擁有能在現在與未來之間架設橋樑的概念;它不作許諾,不指示成功,它仍然是否定的。」


 


所以這條路還得我們這些「燃料」一步步摸索著走下去。


 


對了,最後溫馨提示一下,可別走上類似於Ayawawa之流教誨的情感路線,這路情感教主本質上通過反智主義推行壓抑女性個性的封建糟粕,雖然能夠有效避免大山三的出現,但長此以往會讓社會陷入大山一的世界。


男人們也一定要加入反對的大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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