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王朝的惡政與惡棍集團
文：吳思（作家、記者、歷史學者。著有《潛規則》、《血酬定律》等暢銷書。）原題《王朝的背影:惡政與惡棍集團》
精讀要摘：
清朝末年，良鄉吳店村的公共事務由村中精英組成的公會負責，這些精英通常是比較富裕又受過一些教育的人，社會聲望比較高。當時的捐稅很輕，首事們往往自己交納而不向村民徵收，因為他們更在乎聲望和地位，不太在乎那點小錢。
1919年開始，軍閥們在北京周圍爭奪地盤，軍閥們毫無節制地向村莊勒索後勤供應。這時，不願意勒索村民，自己又賠不起的村長就開始離開公職，而把這個職位當做一種撈油水的手段的人們則頂了上來。因為沒有好人願意干。
這就是說，當政權大量徵收苛捐雜稅的時候，比較在乎榮譽的人就退出了。而替換上來的，通常是敢於也善於徵收苛捐雜稅的人物。更明白地說，一個變質的政府，一個剝削性越來越強、服務性越來越弱的政府，自然也需要變質的官員，需要他們泯滅良心、心狠手辣，否則就要請你走人。這就是此前300年陳奉與馮應京相替換的背景，也是此前1700年司馬直自我淘汰的背景。
惡政好比是一面篩子，淘汰清官，選擇惡棍。惡政與惡棍集團相得益彰，迅速膨脹到老百姓不能承受的程度，一個王朝的循環就臨近終點了。在萬曆死去的時候，距離該輪循環的終點還有二十四年。在漢靈帝賣官鬻爵修復宮殿的時候，離他本人實際上也是東漢王朝的「腦死」日期只剩下四年。
（正文）
一
東漢中平二年（公元185年）二月的一天，皇都洛陽的南宮起火。這場大火燒了半個月，燒掉了靈台、樂成等四座宮殿。皇宮的這場大火攪亂了帝國的財政預算。皇上要給自己家蓋新房，這筆額外開支從哪裡出？
這時，太監張讓和趙忠給28歲的漢靈帝出了一個主意。他們建議皇上發出命令，天下田每畝要交十錢。此外，各級官員陞官上任，也要先交一筆錢，用於修建宮室。漢靈帝欣然採納了這二位太監的建議。於是，帝國官員上任之前，一概要到一個叫西園的地方問價交錢。這種勾當看起來很像賣官鬻爵，後來也確實發展成為赤裸裸的賣官鬻爵。
鉅鹿太守司馬直是個有名的正派人，他接到了一項新的任命，上任前也要交錢。因為名聲清廉，對他特別優惠，交三百萬錢即可上任。公平地說，這個要價確實不高。在公元188年之前，各郡的太守就是地方最高行政長官，地位近似現在的省委書記兼省長。這個級別的官員的俸祿是每年二千石，按照當時的行情，買這種高官要花上二千萬錢，而人家向司馬直要的錢還不足時價的二成。但是話又說回來，太守每月的正式工資才多少？折成銅錢，不過一萬三千。皇上要的三百萬，相當於司馬直19年的工資。如果不打折，按原價交足兩千萬，更相當於太守128年的工資。若不搜刮百姓，這筆巨款從何而來？如何填補？
《後漢書》說，司馬直接到詔書，悵然道：「為民父母的，反而要割剝百姓，以滿足現在的苛求，我不忍心呀。」於是上書，說自己身體不好，請求辭去任命。上邊不批准，司馬直只得上路。走到孟津，快到洛陽門口了，司馬直也作出了最後決定。他給皇上寫了一封信，極力陳說當時政策的失誤，講古今禍敗的教訓，寫完後服毒自殺。漢靈帝看到他遺書之後，一時良心發現，暫時停收修宮錢。當然這只是暫時的，不久皇上的良心又不見了。
司馬直以父母官自命，他遵循的是儒家規範。這本來是官方倡導全國奉行的正式行為規範，但是當政者對官員的實際要求與這些規範的衝突太大，司馬直除了上疏勸告或者辭職之外又不能有其他反對的表示，不然就與忠君的要求相衝突，結果他只好用毒藥將自己淘汰出這場僵局。如此激烈的自我淘汰當然是罕見的，不那麼富於代表性。我們還需要講一些比較尋常的故事。
二
轉眼又過了1400多年。明萬曆二十四年（公元1597年）三月九日夜，北京紫禁城內的坤寧宮失火，大火蔓延到乾清宮，皇上和皇后的住處被燒了個乾淨。第二年，皇極殿、建極殿和中極殿也失火被燒掉了。於是萬曆皇帝又遇到了漢靈帝的問題：蓋新房的額外開支從哪裡出？萬曆的辦法是開發礦業並增加臨時稅種，親自安排得力的宦官到全國各地開礦，徵收礦稅和店稅、商稅、船稅，收來的錢直接進皇宮，不進國庫，屬於皇上的私房錢。舉朝上下一片反對之聲，紛紛要求皇上取消礦稅。
萬曆根本就不理睬那些文官的瞎嗡嗡，他派遣閹官去各地辦理此事。閹官乃是皇帝的家奴，通常是文盲，讀不了聖賢書，也沒有後代，並不惦記著對歷史對後代對天下負責，除了討皇上的歡心之外再沒有別的責任和義務，聽說某地有什麼礦，有什麼可征的稅，可以弄到多少錢，便拍了胸脯帶著親信下去弄。果真完成了任務當然很好，沒有完成也沒有什麼大不了的。更常見的是完成了任務卻假裝沒有完成，反正皇上也搞不清楚。
陳奉是萬曆特派到湖廣（今湖南、湖北）徵稅採礦的閹官，論級別不過是正八品，相當於科級幹部，論權勢則能與省級大官相抗衡。他率領著一幫主動投靠來的親信黨羽橫行湖廣，《明史》上說他「剽劫行旅，恣行威虐」，也就是說，徵稅徵到了與攔路搶劫差不多的程度。他還下令大規模挖墳掘墓找金子。他的黨羽們十分威風，敢在光天化日之下闖入民家，姦淫婦女，有的乾脆將婦女掠入稅監辦公的官署。當地的官員難免有看不慣的，對他的工作就不那麼配合，當地商人和百姓更對他恨之入骨。
有一回，老百姓聽說陳奉要從武昌到荊州徵收店稅，數千人聚集在路上鼓噪起鬨，爭著沖他扔石頭。陳奉逃掉之後，便向皇上告狀，點了五個不配合他工作的官員的名字，說他們煽動老百姓動亂。萬曆本來是一個「占著茅坑不拉屎」的皇上，不上班不辦公，所有的請示彙報基本不看，但是對家奴的報告則迅速批示。陳奉告發的五個官員，兩個被抓，三個被撤，其中有兩個還是四品知府。
按說這形勢已經很清楚了，陳奉的來頭太大，惹不起。但是一個叫馮應京的五品僉事偏偏不長眼。萬曆二十九年正月，陳奉擺酒請客，放火箭玩，把老百姓的房子燒了。老百姓擁到陳奉的門口討說法，陳奉派兵出去鎮壓，打死了不少老百姓，又將死者的屍體切碎扔在路上震懾百姓。《明史》上說，湖廣巡撫支可大當地的最高監察官員——「噤不敢出聲」，而馮應京偏偏上疏向皇上告陳奉的狀。陳奉見馮應京告狀，也反過來告馮應京的狀，說他阻撓皇命，欺凌皇上派來的特使。皇上聽陳奉的不聽馮應京的，發了怒，貶了馮應京的官，將他調到邊遠的地方去。這時又有兩個實在看不下去的監察官員自己跳了出來，一個是給事中田大益，一個是御史李以唐，他們請求皇上原諒馮應京，說陳奉不好，還說皇上把豺狼派到了天下各地，專門吃好人。皇上更生氣了，你勸我饒他我偏不饒，乾脆下令將馮應京除名。
陳奉這裡則不斷向皇上打報告，他說他派人去棗陽開礦，棗陽知縣王之翰、襄陽通判邸宅、推官何棟如也阻撓破壞，皇上又下令將他們撤職。這時負責監察工作的要員，都給事中楊應文又跳了出來，請求皇上原諒這三位。這些人也不看皇上的臉色，一個接一個地往外跳，很像是成心惹皇上生氣，皇上也真生了氣，乾脆派錦衣衛去武昌，把陳奉告的那些人全都抓到北京關入監獄，處罰再次升級。
馮應京是個清官，在當地收拾奸豪，制裁貪官污吏，聲望甚高。錦衣衛到達武昌的時候，老百姓聽說要抓馮應京，竟有人痛哭流涕。陳奉則得意洋洋，一副小人得志的樣子，將馮應京的名字和罪狀大大地寫了，張貼在大街鬧市。老百姓怒不可遏，上萬人包圍了陳奉的住所，陳奉害怕了，就逃到楚王的王府里，他的六個爪牙沒跑掉，被憤怒的群眾投進了長江。錦衣衛中也有被老百姓打傷的。陳奉躲進楚王府後，一個多月不敢露面，請求皇上讓他回北京。皇上將陳奉召回的時候，這傢伙搜刮的「金寶財物巨萬」，在重兵的護送下，「舟車相銜，數里不絕。」而馮應京被押解時，老百姓「擁檻車號哭，車不得行。」還是馮應京自己穿著囚衣坐在囚車裡勸老百姓不要鬧了。
馮應京和另外幾個阻撓陳奉的官員被押到北京後，拷訊關押，三年後才被釋放。那個阻撓開礦的知縣則瘐死獄中。而陳奉回京後什麼事情也沒有，有兩個監察官員說他的壞話，又被皇上撤了職。
陳奉只是萬曆年間諸多的礦使稅監之一。《明史》用了半頁紙點各地陳奉們的名字，陳奉不過是其中的五個字。而這一個陳奉的腳下就躺著一片經他手淘汰出局的清官。
三
最初讀到上邊那些故事的時候，我心裡總有些懷疑。最叫我懷疑一點，就是礦使和稅監們太壞了。在我的生活常識里，純粹的惡棍就像純粹的聖人一樣罕見，怎麼皇上派下去的那些宦官竟然是清一色的壞蛋？這未免太湊巧了。我想，中國史書傾向於把太監和女人描寫成禍水，為皇上或者為專制制度開脫責任，恐怕不能全信。
幫助我想通此事的最後一遍重複，是一本描寫1900年—1942年的華北農村的書，那裡講了清末民初北京良鄉縣吳店村的村長變換的故事。
清朝末年，良鄉吳店村的公共事務由村中精英組成的公會負責，這些精英通常是比較富裕又受過一些教育的人，社會聲望比較高。當時的捐稅很輕，首事們往往自己交納而不向村民徵收，因為他們更在乎聲望和地位，不太在乎那點小錢。
1919年開始，軍閥們在北京周圍爭奪地盤，先後有直皖之戰和三次直奉之戰，軍閥們毫無節制地向村莊勒索後勤供應。這時，不願意勒索村民，自己又賠不起的村長就開始離開公職，而把這個職位當做一種撈油水的手段的人們則頂了上來。這時候出來當村長的兩個人，先後都因貪污和侵吞公款被縣政府傳訊。賠款出獄後，這樣的人居然還能繼續當村長，因為沒有好人願意干。
這就是說，當政權大量徵收苛捐雜稅的時候，比較在乎榮譽的人就從村級領導的位置上退出了，這類人就是司馬直那樣的人物。而替換上來的，通常是敢於也善於徵收苛捐雜稅的人物，譬如陳奉那樣的人物。更明白地說，一個變質的政府，一個剝削性越來越強、服務性越來越弱的政府，自然也需要變質的官員，需要他們泯滅良心、心狠手辣，否則就要請你走人。這就是此前300年陳奉與馮應京相替換的背景，也是此前1700年司馬直自我淘汰的背景。在這種背景下，清官和惡棍的混合比例並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定向選擇的結果。惡政好比是一面篩子，淘汰清官，選擇惡棍。
四
中國古代的地方行政建制是省、府、縣，承擔行政職能的最底層是里（村莊）。我們已經提到了郡太守（相當於省）、知府和村莊一級的篩選情況，中間還缺一個縣級。在礦使稅監橫行天下的萬曆年間，文學史上著名的散文家袁宏道正在蘇州府的吳縣當縣令，他後來託病辭職了。袁宏道的書信中有許多對自己當官的感覺的傾訴，叫苦連天，讀來卻頗為真切。通過這些書信，我們可以進入當時縣級官員的內心世界看一看。
袁宏道寫道：「弟作令備極醜態，不可名狀。大約遇上官則奴，候過客則妓，治錢穀則倉老人（引者註：治錢穀就是徵稅。倉老人是在最基層徵收皇糧的雜役，經常幹些吹毛求疵剋扣自肥的勾當），諭百姓則保山婆（引者註：即媒婆）。一日之間，百暖百寒，乍陰乍陽，人間惡趣，令一身嘗盡矣。苦哉，毒哉。」
「作吳令，無復人理，幾不知有昏朝寒暑矣，何也？錢穀多如牛毛，人情茫如風影，過客積如蚊蟲，官長尊如閻老。以故七尺之軀，疲於奔命。」
「……然上官直消一副賤皮骨，過客直消一副笑嘴臉，簿書直消一副強精神，錢穀直消一副狠心腸。苦則苦矣，而不難。惟有一段沒證見的是非，無形影的風波，青岑可浪，碧海可塵，往往令人趨避不及，逃遁無地。難矣，難矣。」
在袁宏道的感覺中，堂堂縣太爺的角色，對他個人品格的要求就是奴才般的賤皮骨，妓女般的笑嘴臉，搜刮百姓的狠心腸，媒婆般的巧言語，處理文牘的好耐性，總之是一副醜態。在這些醜態里，搜刮百姓的狠心腸與陳奉之流的作為是近似的，這裡不再多說。至於伺候上官及討好過客，按當時官場這些都是必需的應酬，其實質是搜刮百姓之後的利益再分配，是民脂民膏的分肥。官場宦遊，誰知道明天誰富誰貴？培植關係本來就是政黨的投資，不得罪人更是必要的保險。陪著轉轉，一起吃兩頓，送點土特產，照顧點路費，也是理之當然。再說，吳縣刮來了民脂民膏別人沾點光，別人刮來了他袁宏道也可以去沾光。這是一張人人都要承擔責任和義務的官場關係網。而袁宏道卻認為這作官是苦、是毒，以致託病辭官，也算難得的了。
五
最後該說說交稅的老百姓了。
（明）周暉在《金陵瑣事》中講了一個小故事。他說，在礦稅繁興的時候，有一個叫陸二的人，在蘇州一帶往來販運，靠販賣燈草過活。萬曆二十八年，稅官如狼似虎，與攔路搶劫的強盜沒什麼差別。陸二的燈草價值不過八兩銀子，好幾處抽他的稅，抽走的銀子已經佔一半了。船走到青山，索稅的又來了，陸二囊中已空，計無所出。乾脆取燈草上岸，一把火燒了。作者評論道：此舉可謂痴絕，但心中的怨恨，不正是這樣么！我估計，當地的燈草種植和銷售行業大概也完蛋了。作者也說，重稅造成了萬民失業的結果。這就是惡政和惡棍集團的根基，一個在自我毀滅的循環中不斷萎縮的根基。
《明史記事本末》的作者谷應泰是清朝人，他在記敘礦稅始末的結尾處有一段關於利益集團的精闢分析。他說：開始是因為征礦稅而派設宦官，後來這些宦官的命運就與礦稅連在一起了。開始是因為宦官諂媚迎合而讓他們征礦稅，後來這些宦官肥了，便結交後宮，根子越扎越深。這就是礦稅不容易廢除的原因。由此看來，清朝的史學家已經意識到，惡政可以培育出一個自我膨脹的具有獨立生命的利益集團。這個集團在最高層籠絡皇親影響皇帝，在官場中清除異己，在各地招收爪牙，在民間吸吮膏血——肥肥壯壯地擴展自己的生存空間，一層又一層地自我複製。勢力所及之處，人們之間的關係越來越不成體統，實施的政策也越來越背離帝國公開宣稱的政策。
惡政與惡棍集團相得益彰，迅速膨脹到老百姓不能承受的程度，一個王朝的循環就臨近終點了。在萬曆死去的時候，距離該輪循環的終點還有二十四年。在漢靈帝賣官鬻爵修復宮殿的時候，離他本人實際上也是東漢王朝的「腦死」日期只剩下四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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