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墨的長假，山東人民真有福
少海連牆，即墨長假。
琅琊放榜，膠澳清幽。
據說山東前兩天有的地方很熱鬧，有的地方很清靜多了一個小長假
山東老二城會玩？
圖樣圖森破，作為老司機杭州和廈門笑而不語。
《今日印度》雙周刊列出城市停擺的一系列癥狀：
——旅館飯店將餐具刀撤下，換上塑料餐刀。飯店住客被告知「由於安全原因」這個星期沒有剃鬚刀供應，因為一般刀片甚至是塑料的刀片都是當局禁止的。大片地區的街道被封鎖，一些地區的居民樓也被封鎖，鼓勵居民出去度假。一些公司甚至提供金錢獎勵員工放假。
——在許多路口有成群的年輕便衣走動，他們戴的耳機暴露了他們的身份，但依然努力裝作若無其事。很多人員在沿海的步道巡行。
——火車站從星期五就戒備森嚴，抵達的旅客要排長隊通過強化的安檢；在北京和其他地方的火車站，前往該城的旅客也要接受機場安檢式的安檢才能進入火車站；超過100毫升的噴霧香水要沒收。
——這些強化版保安措施跟去年廈門舉辦金磚國家峰會和2016年杭州舉辦20國峰會的保安措施類似，但似乎是更上層樓。
中國的會議總是這麼高大上。
「我不在中國開會，就在去中國開會的路上。」
自從擔任英國某知名媒體駐華記者以來，安格斯已經被那些大大小小的國際會議邀請搞得有些頭大。
剛開始，安格斯還覺得參加這些會議「不僅浪費時間還有悖新聞工作者的職業規範」――會議的主辦方會幫你打點好從機票到食宿的一切，儘管會議常常很枯燥，但午餐十分豐盛，下午的遊覽更是「貼心」，最後還會在信封里收到「意外驚喜」。但時間久了，安格斯還是決定選擇大約每10個邀請中的一兩個出席。事實上，安格斯的困擾，也幾乎是每一個境外駐華記者的必修課。
長期以來，除了國家層面正規的國際會議之外，各地大小城市似乎也染上了「國際會議癮」。會議多數由地方政府直接或間接主辦，由財政埋單。有數據顯示，從2000年到2009年，中國主辦的國際會議不斷增多，從每年83個上升至245個。馬來西亞《星報》北京分社主任周豪文向記者透露，在他駐北京的4年多時間裡，曾先後參加20多場國際會議，而至於曾收到的邀請，則數不勝數。
「在國際會展界，中國基本已經成為免費的代名詞。」
有業內人士告訴記者，不少在華召開的國際會議，外賓都能享受如下待遇：頭等艙，五星級住宿，吃大餐，高出場費，高規格出行、觀光，等等。幾年前央視的一檔節目里中外市長的對話，亦為「免費」提供了相當形象的註腳。在該節目快結束時，主持人邀請外國市長來華訪問，該市長說當年的預算已經花完，沒有錢來中國。此時，中國的市長反應很快：「沒問題，您來吧，費用我們解決。」與之相比，多年來，中國的不少官辦國際會議，幾乎每一個毛孔亦都滲透著如此財大氣粗、一擲千金的豪氣。
前述業內人士指出，一向以組織正規國際會議著稱的ICCA，也被中國慣出了一身毛病，「達沃斯就是很好的例子，夏季達沃斯本身價值多少先不說，關鍵是到了中國要價就翻番。」這種說法，得到了《人民日報》前國際部記者王南的佐證。曾到十幾個國家參加過數十場國際會議的王南表示，達沃斯這樣的會議在西方已經走下坡路了，但是到中國來，收的參會費很高，一般要3萬塊錢買一個參會指標。「這已經變成一種變相圈錢的形式了。」
要政績，還是要會展市場
事實上，從市場角度而言，一次會議完全有可能成為贏利的買賣，這也就是為什麼「會議經濟」以及「會議產業」能在中國方興未艾的關鍵。
以行業國際大會為例，陳澤炎揭示了一次會議有可能成就的商機：先是有民營公司從決策層面提出會議創意和主題，分別向行業內專家和企業發出邀請，雙方一旦產生需求，與會者同意繳納註冊費，便能形成市場；決策之後，由專業的承辦組織負責落實，發信息、做網站、聯絡、接待、註冊登記、收費服務，而下游環節則涉及會場的布置、設備、同聲傳譯、宣傳及會後旅遊……就這樣，由一場會議為中心的產業鏈就此形成。「每個環節都能產生效益，像日內瓦，就是會議養出來的城市。」
但中國正好相反，屬於「城市出錢養會議」。「首先是國家撥款，從源頭上就出了問題，花起來不心疼，沒收益也無所謂。官辦國際會議就等於花錢買一個樂呵、熱鬧。損耗與本身產生的價值不符，政績要求高於市場規律，等於走偏了。」陳澤炎說。
國內就是這樣了，僑居在外的朋友們只有呵呵以對了。文山會海我無意，自在山水最逍遙。
雨季的暹粒和它在旅遊旺季時喧鬧景象對比強烈。最近我會一直在此地一段時間，歡迎有空的朋友一起聊天。
好了再啰嗦一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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