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潮變動與學術轉型：西方政治學引入與晚清社會

最新 06-13

思潮變動與學術轉型：西方政治學引入與晚清社會

吳祖鯤，中共吉林省委黨校《長白學刊》編輯部編輯、三級教授

王昆，通訊作者，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博士研究生

原載《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2016年第4期

摘

要

西方政治學的引入不是平面而是立體的，思潮變動與學術轉型是西方政治學引入的雙重作用。這其中既存在新知與新學的「下滲」，也存在部分階層、部分群體的選擇性「迴避」，這就是西方政治學引入的真實狀況，即新知的傳播與接受存在一定的差距。在清末的時代背景下，西方政治思想與西方政治學作為「新知」，在這個面臨多重危機的「舊國」內生根，繼而又發芽、成長。它們兩者所產生的文化碰撞、衝突與矛盾，最終「挾持」著這個國家走向另一個新的時代。

關鍵詞

西方政治學；思潮變動；學術轉型；晚清社會

西方政治學在晚清社會引入的影響並不僅限於學術建構層面，它對政治啟蒙、社會思潮以及學術轉型都有重要的作用。西方政治學的引入促使晚清士人用西方的價值標準來重新評判自身所處的社會，並用西方政治學作為理論武器進行現實批判。而晚清未來小說中所表達的對民主政治、平等自由、民族獨立與國家富強的基本訴求，則是西方政治學在社會思潮層面引起的變動。最後，西方政治學的引入使得傳統經史子集的四部分類法出現失靈，各類新式教育的創辦與學術分科的初步形成，則是西方政治學在學術轉型層面的重要影響。

一、西方政治學引入與「過渡時代」的形成

西方政治學在晚清社會的引入是與中日甲午戰爭的失敗相伴而來的，如果說鴉片戰爭打開了國民了解西方的視野，那麼甲午戰爭的戰敗就是徹底擊碎了洋務派「師夷長技以制夷」的幻夢。甲午戰爭後，特別是戊戌維新以後，西方先進的政治觀念與政治思想如潮湧般向沉寂已久的孔教倫理侵襲而來——這一時代既是辛亥革命所處的變革前夜，也是保皇黨人試圖求變的最後一戰，但無論如何這都是一個變革、過渡的時代，「今日之中國，過渡時代之中國也」[1]。

當然，對於清朝的執權者而言，這種「過渡時代」的危機並不表現為現存制度的弊端，而是將這種危機解釋為民心不穩、弊政過多。但是，無論是晚清士人還是普通民眾，這種「過渡時代」可能帶來的影響絕非僅限於個人；事實上，對於「民族由死而生」的期待卻是社會大多數階層所共有的。這樣的期待自然也決定了在民族救亡面前，學術的引入或多或少會顯得有些蒼白無力。但是，清末的士人並不相信普通民眾的「覺醒」能力，他們認為中國人在民族性上是「畏死」的，「吾觀支那人之性質，曰柔順，曰巧滑，曰苟且偷安，喻以利則為排外之舉動，逼於勢則為外軍之順民，總之畏死二字，足以盡之矣」[2]。但在另一方面，西方政治思想與西方政治學在晚清社會的引入，對清末的士人來說，自然是具有完全的「覺醒」意義，這種「覺醒」主要表現在晚清士人對民權的提倡、對專制的批判以及對未來社會的嚮往與規劃。

西方政治學的引入使得晚清士人對「權力」一詞有了全新的認知，「權力」不再是皇帝的獨享，而是為普通民眾所共有。而與「民權」相對的便是「專制」，晚清士人對專制的痛恨程度可以用「深惡痛絕」一詞來形容。當然，這種激進的民權態度也促使在清末最後的十年間社會思潮的急速「左轉」，從對「立憲」的幻想轉為對「革命」的期待。不過，對於普通民眾而言，這些思潮究竟對他們產生了何種影響，或者說這些思潮是否動搖過普通民眾的思想根基？這些問題都是值得商榷的。在晚清士人的觀念里，二十世紀應該是文明的時代，應該是自由與公正熠熠生輝的時代，但是有些人卻認為這「不過夢擬之想耳」，其原因是「帝國主義之方盛，而自由之不敵也」，加之「吾國民多文弱而畏戰爭之心」，因此怎能抵擋「獅凶虎暴豺虐狼貪之沖」？因而只有「奮發尚武之精神」[3]，才能避免這些災難。當然，這些意見確然不能反映所有晚清士人對未來國家的構想，但其中體現的對民主政治與自由平等的追求，對民族獨立與國家富強的渴望，卻是所有晚清士人共同認可的。

總之，隨著西方政治思想與西方政治學的引入，使得晚清士人開始重新思考國家、權力等一系列問題，開始逐漸用西方政治學的基本原理解構中國專制的現實，也開始用西方政治思想所賦予的理論來構想未來中國的藍圖。正是因為西方政治思想與西方政治學的啟蒙作用，晚清士人深刻意識到了「救亡」的迫切性，開始從國家制度的角度對未來中國的出路進行探討並初步付諸現實。「過渡時代」既是此後中國發生突變的歷史條件，也是西方政治學在晚清社會引入的時代背景。這一「過渡時代」，對於1911年爆發的辛亥革命與1921年中國共產黨的創立來說，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當然，當「救亡」成為時代的主題時，學術的引入便順理成章地退居其次了。

二、西方政治學引入與晚清未來小說的訴求

晚清未來小說可以看成是民間（社會）知識群體對於未來中國社會的美好想像；在某種意義上，晚清未來小說又是社會民眾對西方政治學認知與接受的載體。因此，未來小說中所表達出的訴求，一方面體現了西方政治學在晚清社會引入的影響；而在另一方面也透露出晚清社會知識群體對未來國家的期許。筆者在下文的論述中，將以梁啟超的《新中國未來記》與碧荷館主人的《新紀元》為研究載體，以文本為基礎分析西方政治學的引入對晚清未來小說創作的影響，以及晚清未來小說中所透露出的對未來中國的訴求。

梁啟超的《新中國未來記》創作於1902年，最初刊載於《新小說》第一、第二、第三、第七號，後收入1936年出版的《飲冰室合集》中。《新中國未來記》是一部未能完稿的作品，小說以倒敘回顧的方式，講述了從1902年以來中國社會60多年的歷史變遷。《新中國未來記》用大量的筆墨描寫了革命派與改良派之間的論爭，用小說的方式影射了20世紀初「中國往何處去」的大論爭。

《新中國未來記》開篇便向讀者介紹說，現在的中國是經歷六個時期的變革[4]（P12-13），才有了今日獨立、民主、強盛的面貌，而在之後的論述中，小說以大量西方政治學的基本思想進行論述，事實上是將西方現有的政治運作模式想像為未來中國政府運行的基本藍圖，其中體現了梁啟超對民主、自由、公正、正義的追求，特別是對西方憲政模式、議會民主的推崇：

其時正值萬國太平會議新成，各國全權大臣在南京，已經將太平條約畫押。因尚有萬國協盟專件，由我國政府及各國代表人提出者凡數十樁，皆未議妥，因此各全權尚駐節中國。[4]（P6）

再說維新以後，國中三大政黨，所謂「國權黨」，所謂「愛國自治黨」，所謂「自由黨」，常握一國政治上之權力，以迄今日。這三個黨名，諒來聽眾諸君聞之已熟。雖一個主張中央政府的勢力，一個主張地方自治的權利，一個主張民間個人的幸福，其宗旨各有不同，常常互相反對，激烈辯爭。[4]（P15）

從上述所引文本我們可以清楚地發現，西方主權在民、議會民主、政黨政治等思想已然成為梁啟超想像未來社會基本政治理念最為核心的組成部分。未來國家的權力完全掌握在國民手中，國家的運行按照憲法的規定，而政府的管理則仿效西方的責任內閣制。

雖然梁啟超通過對未來中國政治走向的設想表達了他對西方民主制度的推崇，但在《新中國未來記》中，梁啟超亦有對西方民主政治的反思，特別是對議會民主、選舉制度的反思。比如小說中提到政治社團在討論問題時，很多時候大家只是把「民主」等同於一種形式，而並不關心民主的真正內容，當他人在進行政見表達時，「也沒有人聽他，只是拍掌之聲總不斷的」，但當眾人進行表決時，「又齊聲拍掌說道，贊成，贊成，贊成，贊成」；可是當表決結束後，「眾人便已一鬨而散，一面走，個個還一面記著拍掌，好不快活」[4]（P124-126）。而梁啟超把這一切的不正常又歸於「天下最可怕的，莫過於國民膨脹的勢力，現在英國、德國、美國、日本，都是被這種勢力驅逼著，拿中國做個尾閭」[4]（P100）。

除此而外，《新中國未來記》還透露出對民族獨立、國家富強的強烈期待。正如小說一開頭對「各國全權大臣在南京」、「上海開設大博覽會」的描述可以看成是未來中國強大的一種表現。可是，當小說回顧這六十年的變革歷程時，描寫到小說的主人公黃、李二君借住旅順俄租界時，那種被壓迫民族的悲愴感，讓今日的讀者看來依舊感同身受。同樣，當西方政治文化侵襲孔孟之國時，梁啟超對服飾上「不中不西」、「半中半西」的光怪陸離，讓他感覺到自己像是「初進大觀園的劉姥姥」[4]（P121）。這種情感與文化上的雙重不適，恰恰是清末的社會思潮面對西方政治思想衝擊時最原始的本土性回應。

相較於《新中國未來記》用倒敘的方式細說六十年來中國的政治變遷，碧荷館主人的《新紀元》則直接將時間的節點定在了20世紀最末——即1999年。雖然《新紀元》也是一部未完之作，但與《新中國未來記》相比，《新紀元》則相對更能完整體現出作者對未來中國社會的構想。《新紀元》已經刊印的部分共分為二十個回目，主要講述了20世紀末，中國作為世界上最為強大的國家之一，因為匈耶律國境內黃種人後裔與白種人發生衝突導致內戰，因而出兵歐洲解決匈耶律內亂並開啟世界「新紀元」的故事。

與《新中國未來記》一樣，《新紀元》對未來中國社會進行了一番構想：

這時中國久已改用立憲政體，有中央議院，有地方議會，還有政黨及人民私立會社甚多。統計全國的人民，約有一千兆。議院裡面的議員，額設一千名。所有沿海、沿江從前被各國恃強租借去的地方，早已一概收回。……各國都個個懼怕中國的強盛，都說是黃禍必然不遠，彼此商議，要籌劃一個抵制黃禍的法子。[5]（P3-4）

和《新中國未來記》對未來中國的政治構想一致，《新紀元》也把未來中國設想成君主立憲制國家，國家設有上下議院，政府的首腦稱為首相，而國家的元首依舊是「中國大皇帝」；國家奉行政黨政治的運作模式，兩大政黨輪流執權，「其時中國的政黨，分作兩派，一是溫和黨，一是急激黨。黃之盛本來是急激黨中人，既任了海部大臣，本待要把海軍好好的整頓一番，誰知不滿半年，溫和黨首領內部大臣任其艱得了權勢，舉為首相」[5]（P11）。

如果說《新中國未來記》主要講述了20世紀中國政治曲折發展歷程的話，那麼《新紀元》則把筆墨更多放在描寫20世紀中國乃至世界科技的飛速發展上，「十九世紀的下半世紀，是汽學世界；二十世紀的上半世紀，是電學世界；二十世紀的下半世紀，是光學世界……將來到了二十世紀的最後日期，那科學的發達，一定到了極點」[5]（P1）。

《新紀元》中講述了中國出兵歐洲解決匈耶律內亂的具體過程，每當中國軍隊遇到困難險阻時，總會因為新技術、新武器的發明和運用，使得戰事的局面發生扭轉，最終過關斬將，順利到達歐洲平定戰亂。譬如作者對未來「行動電話」的設想，「這倒容易，此去瓊州海口上有一林大雄樹，是空心的，裡面裝有不用線傳的德律風（即telephone，電話，引者注），只消從那裡打個德律風來，我們就曉得了」[5]（P37）；再比如對無線電技術和聲吶技術的運用，「到了第三日，黃之盛統率了大隊兵艦，浩浩蕩蕩的由東方而來。海、傅兩統領見了，慌慌打個無線電過去，說前面不便進兵，請元帥暫行碇泊，再作計較」[5]（P41），「其器用磁電以通知覺，凡遇雪霧不能瞭望之時，前途二三海里外有敵艦之危險，此器皆能報知，故其海軍膽力愈壯而敢於冒險」[5]（P42）；當然，更為絕妙的是，作者竟然預想到了今日的「空中客機」，或者說這也可能是對「宇宙飛船」的想像，「一系美國桑港亞爾米尼姆造成，名世泰萊茵，長二百八十英尺，略如船式，能載重二萬一千磅，每具可容三千人，內有貨艙，足以容納各項貨物食料，為世界最大之飛行船」[5]（P109）。

當然，與《新中國未來記》一樣，《新紀元》中也透露出作者對民族獨立、國家富強的強烈願望；需要特別指出的是，《新紀元》主要圍繞中國未來海軍的軍事作戰展開描述，這或許與甲午戰爭中北洋水師的慘敗有關。在小說中，中國海軍總是戰勝的一方，而敵軍總是落荒而逃；中國海軍總是「遭炮斃華軍受小挫」，而敵軍則「被火攻敵將喪殘生」。作者對未來中國軍事強盛的理解，主要表達為中國海軍的傲視群雄：

到了十六這天，這一隊中國軍艦開離越南海面，越南海口炮台上的軍官升了二十三門炮恭送，一路行來真箇是舳艫千里，旌旗蔽空，凜凜威風，騰騰殺氣。還有許多水底魚雷艦及平常的魚雷艦，前後追隨，好不威武！[5]（P81）

同時，作者也把未來世界的衝突理解為西方國家對中國強盛的恐懼與敵視，理解為黃色人種與白色人種的矛盾，類似於今天西方所說的「中國威脅論」；這種理解雖然存在種族主義的傾向，但卻是作者對未來中國強大的美好想像，而與當時中國被各個列強瓜分的現實形成殘酷的對比：

某適才探得錫蘭島全島的黃種人民立意與白種人反對，已刊發傳單，不許島中官商接濟魯總督軍中的薪、糧、葯、彈等件，擬結成一個大團體，與白人開戰。又發電到新加坡，令新加坡所有黃種人民也一齊反對。[5]（P62）

此外，因為《新紀元》一書描寫的是20世紀末的故事，因而該書的另一層意義則顯示在今日中國與「新紀元中的中國」的對比，處在21世紀的我們，去回望百年前晚清士人為我們預設的未來，是唏噓不已，是拍案驚奇，還是苦笑不語？這些看似「精神催眠」的想像，在中國經歷了百年變革之後，是成為了現實，還是變成了新的「精神催眠」？

需要特別指出的是，與近代中國政治學的引入路徑相類似，晚清未來小說的形成也深受日本的影響，在很多作品的呈現中都可以找到日本政治小說的影子。例如在1899年《清議報》刊載日本作家柴四郎的《佳人奇遇》後，梁啟超與陳天華便受此影響，分別創作了《新中國未來記》與《獅子吼》；而上文所引用的碧荷館主人的《新紀元》，則是在題材、結構與內容上對日本政治小說《雪中梅》的模仿。

但是無論如何，西方政治思想與西方政治學的引入，使得晚清士人用西方的價值標準來看待清末的中國，同時也用西方社會的運行規範來規劃未來中國的發展方向。晚清未來小說中所透露出的對民主政治、平等自由、民族獨立與國家富強的追求，恰恰是西方政治學在晚清社會引入後，在社會思潮層面引起的最為強烈的對照性回應。未來小說並沒有像政治啟蒙那樣，直接鼓吹政治變革、號召民眾改朝換制；相反的，它給民眾提供了一個可以參照並且可以實現的未來社會的美好藍圖，激發民眾對未來中國的希望與期待——而事實上，在列強分割中國、政府貪腐無度、民眾怨氣四起的那個年代，這些未來小說或許也是某種意義上的「精神催眠」。但是，通過晚清的未來小說，確然可以清晰地看到，社會思潮在西方政治思想與西方政治學的引入後所引起的變化與回應。

三、西方政治學引入與學術轉型的嘗試

嚴格的來說，西方政治學的引入對近代中國學術轉型產生的影響應該早於西方政治學在近代中國的正式傳播；換而言之，作為西方政治學傳播序曲的西方政治思想的推介，是近代中國學術轉型更為龐大的思想背景。而新式教育的創辦，則是這一轉型最為顯著的外在表現。

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刑部左侍郎李端棻在《請推廣學校折》中向光緒帝提出設藏書樓、創儀器院、開譯書局、廣立報館、選派遊歷等建議，希望通過這些方式變革舊的教育模式，以達到「賢俊盈廷，不可勝用」[6]的目的。光緒帝採納了這些建議，並認為「興教勸學為安內攘外之基」[7]，要求各部門積極配合妥善處理。

庚子國變，滑稽的「開戰」變為西方列強爭相瓜分大清帝國的狂潮，清王朝的最高統治者不得不清醒地認識到，新知與舊國之間存在的矛盾衝突。基於這樣的現實情況，慈禧太后以光緒皇帝的名義下詔變法，對朝章國政、吏治民生、學校科舉、軍制財政等方面進行改革。而這一變動，可以看成是清末統治階層在面對西方新學衝擊中國傳統舊學面前的一種被動調整，但這種變動卻在客觀上推動了西方政治思想與西方政治學在近代中國的傳播。

因此，改革舊學、創辦新式教育便成了清末統治階層與知識分子共同的價值認同，事實上最早在甲午戰爭後、戊戌維新前，各地便有新式的學堂成立並開始招生授課。1897年，由刑部主事張元濟等人提請創辦的通藝學堂在北京成立，學堂的課程設置就已經以西學為主：

先習英文暨天算、輿地，而法、俄、德、日諸國以次推及。其兵、農、商、礦、格致、製造等學，則統俟洋文精熟，各就其性質之所近，分門專習。一俟籌款稍充，再行延洋教習，廣購儀器，分建藏書、譯書等館，以期考核精審，溫故知新。[8]

通藝學堂設學董、堂董、副董、議事、司事等職，其中學董與堂董由議事及學生公推，議事由學生公推，而司事則採取聘用制度。所以無論從課程設置還是從管理模式來說，通藝學堂都應看做是新式教育的一個代表。而這種新式教育背後實際上包含了西方政治思想中所提倡的自由與平等的基本觀念，與中國傳統私塾的管理思維大不相同。

但是，作為官辦新式教育的代表，京師大學堂卻呈現出與通藝學堂不同的面貌。在「中體西用」的思維模式下，即使是開辦新式教育，仍然不能忘記「中學為體」這一根本問題，「中國學人之大弊，治中學者則絕口不言西學，治西學者亦絕口不言中學；此兩學所以終不能合，徒互相詬病，若水火不相入也。夫中學體也，西學用也，二者相需，缺一不可，體用不備，安能成才」[9]（P230）。而對於京師大學堂學生的考核獎勵，清朝的教育部門則採用給予其「出身」的方式，「原系生監者，賞給舉人。原系舉人者，賞給進士，引見授職」[9]（P235）。而這種「出身」獎勵事實上與學生的學業成績直接掛鉤。

由此可見，雖然京師大學堂所學的知識是新知，但其管理模式卻是傳統而陳舊的。但在實際的操作中，很多新式學堂在「中體西用」這一問題上，都採取了迴避的態度，而是強調「中學」與「西學」同等重要，不可偏廢。

值得注意的是，創辦於1897年的育材書塾，則直接將課程表製成英文課程表與經館課程表兩大類，試圖達到學貫中西、體用兼備的目的。

除此而外，在傳統中國社會「學」與「仕」的角色轉換中，科舉作為促成這一轉換的主要途徑，不僅決定了知識分子基本知識體系的形成，更在一定程度上決定了知識分子的價值判斷和認同。因而與改變舊學、創辦新式教育相配套的舉措便是對科舉考試的改革:科舉考試被改革為由三場綜合考試組成，「頭場試中國政治史事，二場試各國政治、地理、武備、農工、演算法之類，三場試《四書》、《五經》經義」[11]。因為科舉考試涉及眾多「西政」的內容，一時間民間各類介紹西方政治思想、西方政治學的「考試輔導書」便大量出版、刊印。同時，科舉試題的命題人因為考慮到晚清士人對「西政」的認知強烈而迫切，為了能更好地選拔人才，關於「西政」的試題大多是全面而又與時事緊密相連的。這種雙向互動，促使了西方政治思想與西方政治學在近代中國士人階層的廣泛傳播——科舉的變革帶動了新知的輸入，而新知的輸入又促使科舉考核內容的「與時俱進」。

總之，創辦新式教育是西方政治思想與西方政治學在近代中國引入的重要影響之一。正是因為西方政治思想的傳入，使得傳統舊學的價值判斷與傳統學堂的管理模式受到了衝擊；也正是因為西方政治學的引入，使得傳統「經史子集」的四部分類法出現不適應與失靈，從而使得晚清士人用新的學術分科方法對傳入的新知與已有的舊學進行劃分。在民國二十二年北京大學創立35周年的校史回顧文章里，「延外國教習選譯書報，兼授西學」[12]（P2）、「別分政、藝二科」[12]（P3）、「設經、文、法政、醫、格致、農、工、商等科」[12]（P5）被認為是清末京師大學堂建立和發展的重要事件。由此可見，對於近代中國高等教育的發展而言，新式教育的創辦與學術分科的初步形成，是不可或缺同時也是至關重要的。

四、結語

本文論述的重點實際上是從西方政治學的引入擴展到了包括西方政治學在內的西方政治思想的引入對於晚清社會政治啟蒙、社會思潮與學術轉型的作用。事實上，刻意區分西方政治學與西方政治思想的差異，在當時的歷史條件下，並無太大意義。因為在甲午戰爭後，西方政治思想與西方政治學的傳入基本是前後相繼、互為表裡的。西方政治學有時以政治學的面目出現，有時又以政治思想的方式進行表達，甚至在某些情況下又與政治學史混為一談。簡言之，西方政治思想與西方政治學在當時的學術語境下，是很難進行清晰而又明確區分的。當然，在本論文的研究中，筆者把那些涉及學科本身系統化、理論化、學科化的研究成果，歸之為「西方政治學」的範疇。

首先，西方政治學的引入為清末的政治啟蒙提供了很好的理論武器，晚清士人利用西方自由、民主、平等的政治理念對現存的清政權展開猛烈的批判，啟蒙國民以新的政治視角來看待這個已經腐朽、沒落的王朝，號召仁人志士用行動終結清王朝的統治時代。雖然，立憲派並不完全贊成革命，但他們對西方自由、民主的追求，與革命黨人在價值理念的內核上是一致的。

其次，西方政治學的引入還引發了清末社會思潮的變動，晚清士人通過未來小說表達對理想國家的追求與嚮往，表達了對民主政治、平等自由、民族獨立與國家富強的渴望與期待。而這些未來小說所提倡的基本理念，又通過小說本身傳遞給社會的普通知識階層，在社會思潮層面引起變動。未來小說中所幻想的未來中國，不過是當時西方先進國家的政治制度在中國土地上的二次生根，與西方所提倡的基本價值並無差異。

最後，西方政治學的引入又促進了新式教育的創辦與學術轉型的嘗試，人們開始在教育層面對西方的新知進行系統化的傳播，並試圖在這一過程中平衡「中學」與「西學」的主次關係。當傳統「經史子集」的四部分類法無法解決當時學術分科的現實時，「政」、「藝」二分便成為了一種較為常用的學科大類劃分方式，當然，這種劃分方式在很長的一段時間內並沒有能完全取代四部分類法。

總之，在清末的時代背景下，西方政治思想與西方政治學作為「新知」，在這個面臨多重危機的「舊國」內生根，繼而又發芽、成長。它們兩者所產生的碰撞、衝突與矛盾，最終「挾持」著這個國家走向另一個新的時代。我們很難說這種「挾持」是西方文化戰勝了東方傳統——當然，我們可以認為這是普遍的價值認同打敗了沒落的封建秩序。

【參考文獻】

[1] 梁啟超.過渡時代論[N].清議報，1901-06-26（83）.

[2] 李群.殺人篇[N].清議報，1901-08-14（88）.

[3] 自強.論帝國主義之發達及二十世紀世界之前途[N].開智錄，1901-05-10（2）.

[4] 梁啟超.新中國未來記[M].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5] 碧荷館主人.新紀元[M].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8.

[6] 李端棻.請推廣學校折[A].舒新城編.近代中國教育史料[C].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5.

[7] 總理衙門.議覆推廣學校折[A].舒新城編.近代中國教育史料[C].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6.

[8] 張元濟.呈請設立通藝學堂文[A].湯志鈞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戊戌時期教育[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250.

[9] 總理衙門籌議京師大學堂章程[A].湯志鈞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戊戌時期教育[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

[10] 育材書塾章程[A].湯志鈞編.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戊戌時期教育[C].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7.286-287.

[11] 張之洞，劉坤一.會奏變法自強第一疏[A].舒新城編.近代中國教育史料[C].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1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