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是如何看上世界盃直播的？

文史 06-13

文 | 諶旭彬

1986年6月，記者袁晞在湖南永順縣王村採訪。

這個湘西閉塞的山村，是電影《芙蓉鎮》的外景地。袁晞在攝製組見到，黑板的一半寫著拍攝計劃，另一半寫著足球世界盃冠軍的競猜表，表中還有謝晉、姜文的名字。決賽重播時，攝製組的電視機「只能看到黑白相間的足球忽大忽小，時起時落，比賽情況只能聽解說員說，可觀眾中的叫好聲、歡呼聲卻響徹河谷。」

也是在這一年，愛好踢足球的莫言，在解放軍藝術學院觀看了自己的第一屆世界盃，「我和同學們都特別崇拜馬拉多納，覺得他特有天賦。」

這一年，第十三屆足球世界盃在墨西哥舉行，央視錄播/直播了全部52場比賽。

這是中國人第一次有機會全程觀看世界盃。

圖：黑白電視時代，世界盃讓中國人大開眼界

這種機會的得來，並不容易。

中國人通過視頻影像接觸世界盃，最早可以追溯到1974年。

那年夏天，鄧小平觀看了一部反映第十屆世界盃足球賽的紀錄片《世界在你腳下》。陳家亮回憶：

「我記得很清楚，放映是從早上9點開始的，一直持續到近中午1點，小平看得是目不轉睛，太投入了！我跟你說一個細節，在放片的3個多小時中，他一直沒有休息！他也很少問我問題，話不多，有的時候看到盡興處就很簡短地來個評論。」「《世界在你腳下》這片子好像七八十分鐘就放完了！但是小平顯然意猶未盡，馬上問：『還有什麼？再放！再放！』於是我們一點都沒休息，馬上把帶來的世界盃決賽等紀錄片放給他看。」

1978年，還叫做「北京電視台」的央視，使用國際廣播衛星的公共信號，派解說員宋世雄在香港的一個酒店房間里轉播了第十一屆世界盃的三四名和冠亞軍決賽。

這是中國首次轉播世界盃比賽。沒有預告，沒有宣傳，有幸看到的球迷多屬偶然。深圳作家張若雪回憶：

「在轉播那屆世界盃前，國內幾乎未做任何宣傳。……眼看到了六月下旬，世界盃已近尾聲。我開始備戰半個月後的高考。一天偶遇健子，他說昨夜電視轉播了本屆世界盃三、四名的比賽，巴西二比一勝了義大利。聞訊大悔，竟錯過了如此精彩。隨即又興奮起來：那明天的決賽豈不是也會轉播?……決賽時間大約是晚十點。我惶惶然，腦子裡只有足球，早已裝不進書。……時間已到。開機後，熒屏上卻是一片雪花點，眼巴巴看著健子把天線扭來扭去，急得心都要跳出來。……突然傳出一陣球場的歡呼聲，似乎還夾雜著號角。健子扭了扭天線，壯觀的河床體育場終於露出真容。我們這十幾個幸運觀眾不禁也歡呼起來。這可是中國人第一次看世界盃決賽啊！激動的心情遲遲不能平復。」

圖：1978年，阿根廷對陣荷蘭

1982年西班牙世界盃，央視再次派人去了香港，在酒店根據西班牙傳來的畫面對比賽進行解說，然後再把錄像帶空運送回北京。也就是說，球迷看到節目時，比賽早已結束。直到西德與義大利決賽的前夕，央視才收到上級指示，臨時租了衛星，在北京演播室對著畫面做了一次同步直播。

這也是內地球迷看到的第一場世界盃現場直播。

1986年，央視終於派了記者前往現場錄播/直播墨西哥世界盃。資深球迷鄧小平看完了全部52場比賽，據警衛張寶忠回憶:

「第十三屆世界盃足球賽的時候，52場還是53場比賽我記不清了，他一場沒落，全都看了。白天能看的比賽他就看，晚上看不了的比賽，他讓我給他錄下來。而且錄下來以後，還不讓我告訴他結果。」

圖：1982年世界盃，宋世雄的「解說現場」

作為最早以影像形式被引入中國的競技體育項目，世界盃讓壓抑已久的中國人，再次找回了那久違的血脈賁張。

面對河床體育場的山呼海嘯，和看台上漫天飛雪般的紙屑紙條，作家張若雪非常感慨地寫道：

「中國人已經被種種政治運動訓練得含蓄、剋制，賽場上的狂熱往往被視為缺少教養的表現；但在那一刻，我忽然理解了阿根廷球迷，能夠盡情地宣洩情感，釋放愛憎，不也是一種幸福的原生態？」

心生相似感受的，還有當時年僅10歲的黃健翔：

「一下就從此把一個人給抓住的就是決賽。阿根廷出場前，河床體育場那個看台上，扔那個藍白紙片像雪花一樣那個鏡頭。那一下，哎喲，這個足球怎麼這麼了不起呀！能夠讓這麼多人為它瘋狂，那一下就抓住了。」

1985年5月19日，國足在北京工體輸球，無緣次年的墨西哥世界盃。「比賽結束瞬間工體就像一個死人的墓地」，隨後「中國隊，××！」「曾雪麟，××！」的咒罵聲鋪天蓋地而起，北冰洋玻璃瓶、木頭椅子飛向空中……

這是中國體育史上第一次球迷鬧事，也是迄今為止規模最大的一次。

事件最終被定性為「有組織的破壞活動」。超過一百人被拘捕，18人被處以刑事拘留、勞役和判處有期徒刑。但法新社卻將其視為「中國人終於開始與世界接軌」的標誌性事件，理由是「5·19」意味著「中國第一次有了真正意義上的球迷」。

法新社做出這種評價並不意外。畢竟，中國人已經很久沒有這般洶湧澎湃地依據個人情感快意愛憎了。

也是因為世界盃，人們覺察到了從「自由地看球」到「自由地踢球」，還存在著相當遙遠的距離。「體育人口不足」與「公共體育設施缺乏」，在1986年世界盃之後，開始引起國人的關注。

作家尹衛星在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時，與李存葆、莫言等人是同學。他們這群「自命不凡又確實有實力的青年作家們」，平日里上課鈴聲再三催促也未必能催得動，但「在世界盃足球賽的那些個晚上，每天凌晨三點鐘就會有人自發地拉響走廊里的電鈴，這時候，大家都披著大衣走進階梯教室，去看足球大賽。」

1987年初，尹衛星寫成報告文學《中國體育界》，感慨當年只能「君子動口不動手」，飽了世界盃的眼福之後，卻受限於體育設施匱乏未能成為真正的「體育人口」。書中披露：

「中國的體育科研人員曾用兩年的時間，對14個大中城市每日居民體育鍛煉的現狀進行了抽樣調查，得出的結論是：城市體育人口（每周鍛煉超過三次，每次在30分鐘以上者）在總人口中的比例為9.23％，而農村體育人口僅為2.7％。」（上述統計不包括在校學生）

作者指出，並不是中國人不愛體育運動，而是他們沒有可供運動的公共體育設施：

「不要說在偏遠的山區和落後的農村。就是跑遍首都北京，你就會發現有相當數量的中學沒有運動場，全市基本上很難找到群眾運動場，而業餘體校的運動館場並不對『業餘者』開放，人們有幸走迸輝煌的體育大廳只是去觀看別人比賽，哪裡有城市公眾的或商業化的運動場、游泳池、健身房?」

「在北京，人們要想得到一張游泳館(池)的游泳證，需要托關係，走後門，成千上萬的人不得不擁擠到『八一湖』，像下水餃一樣在混濁的、漂浮著各種雜物和昆蟲的水裡做垂直運動……北京護城河河道的小橋上，常有一些年輕人從橋上往下做跳水運動，橋有五六米高，水則極淺，其景緻十分悲壯，過路人無不圍觀，猶如觀賞懸崖跳水一般，場面十分熱鬧，偶有跳水者受傷送往醫院，而跳水者和圍觀者不見減少，大有前仆後繼、赴湯蹈火之勢，此乃北京夏天一景。北京的業餘體校和一些專用體育場，通常是在下班後就嚴禁入門的，有『業餘者』擅自闖入或越牆而入，輕者被訓斥喝退，重者被罰款扣留，唯獨不售門票……」

以上描述，並無絲毫誇張。

圖：2017年7月，山東臨沂「暴走團」違規佔用機動車道進行晨練。

「公共體育設施」是一個舶來概念。50年代「體育大躍進」時期，曾按照「在5年內每鄉要有2個體育場、1個體育館和1個游泳池的標準」，修建了許多質量甚差的公共體育設施。80年代開始重視公共體育設施的質量，但當時制定的人均標準很低。1980年頒布的《城市規劃定額指標暫行規定》，僅如此要求：

「公共建築用地定額中包括0.6～0.9平方米/人的體育運動用地，其中市級、居住區級和小區級的體育運動用地分別為0.2～0.3平方米/人。」

這個《暫行規定》沿用多年。2005年頒布了新的《城市社區體育設施建設用地指標》，關於公共體育設施的標準仍然非常低：

「城市社區體育設施可根據需要設置在室內或室外，室外用地面積與室內建築面積控制指標應滿足以下要求：人均室外用地面積0.30~0.65平方米,人均室內建築面積0.10~0.26平方米。」

這個非常低的標準，一直沿用至今。

1996年「第四次全國體育場地普查」的結論是：

截至1995年末，全國每萬人擁有體育場地5個，人均擁有體育場地面積0.65平方米。可供足球訓練比賽的室外足球場僅2630個，僅佔到場地總數的0.43%。就分布而言，教育系統擁有67.17%的體育場地，佔據絕對優勢。再加上農業系統、工礦系統、體委系統、武警系統、軍隊系統、鐵路系統，七大系統共擁有全國體育場地總數的91.6%。

換句話說，在1995年，真正意義上的、對外開放的公共體育設施，幾近於無。

圖：2017年5月，河南王城公園發生了廣場舞大爺大媽與年輕人搶奪籃球場的鬧劇。

2014年，「第六次全國體育場地普查」數據公布。其結論是：

截至2013年12月，全國每萬人擁有體育場地12.45個，人均體育場面積1.46平方米。這個數據，較之1995年末增長了一倍有餘。但主要增長部分並不在公共體育設施。就數量而言，行政機關+事業單位+企業單位，佔比達到了55.3%，其中事業單位佔比高達41.81%。就面積而言，行政機關+事業單位+企業單位，佔比達到了84.26%，其中事業單位佔比高達58.75%。

這些體育設施，大部分仍不對普通民眾開放，「公共性」相當有限。

可供對比的是：1995年時，平均每400個日本人使用一處體育設施，平均每3350人使用一個游泳池。同期的中國，平均每350萬人使用一處體育設施（指開放的公共體育設施），平均每40萬人使用一個游泳池。2010年，日本人均擁有體育場地面積為19平方米，中國在2013年人均體育場面積仍只有1.46平方米。

下表是2010年日本全國體育場地的統計表（因進入高齡少子社會，部分體育場館被廢棄，其總數較1995年減少了6000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