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在哈佛進修的中國醫生，被美國醫院的兩個細節震驚了！
「面對面接觸美國的醫療後，我才發現，原來，我們中國的醫生都『戴著鐐銬』，從未真正意義上釋放過自己。」許林說。
年初，作為青年醫生代表，許林被醫院和市衛計委推薦，獲得了一個前往哈佛附屬醫院進修的名額。這個機會對他來說彌足珍貴，一同被推薦的有9人，但哈佛只接收10%的國際申請者，最終只有他1人幸運地拿到了門票。
機會難得，許林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每天的觀摩和學習中。多學科協作的診療模式、以患者為中心的服務理念、家庭護理……這些都在他的意料之中，真正令他感到意外和震驚的，是兩個小小的細節。
1「讓孩子再抽一會。」
「快！××，12號床的患兒病情發作了。」
許林抄起筆記本，跟著Dr. J跑向12號床。這是一位五六歲的美國小女孩，患有癲癇，孩子父母就守在病床的旁邊。
「不用進行干預嗎？」看著Dr. J淡定地盯著腦電圖，只有護士在照顧抽搐著的孩子，許林忍不住問。而孩子的父母就在旁邊小聲談論著，好像習慣了這樣的處理，一丁點疑惑、反對的意思都沒有。
「為什麼要干預？」Dr. J奇怪地反問許林。
一下便把許林給問住了。他這才意識到，這不是國內，而國內醫生通常會考慮照顧家屬的情緒，讓孩子儘快停止發作。
「讓孩子再抽一會。」 Dr. J說，「我們的目的不是讓癲癇停止發作，而是預防今後的發作。」
Dr. J一邊觀察一邊介紹，癲癇發作的前30秒是最佳觀測時間，藉助腦電圖可以追蹤發作的部位，也可以觀察發作的劇烈程度，和之前的發作對比分析。如果沒有自然緩解的跡象，再考慮5分鐘內進行干預。
看到這一幕，許林愣住了，美國醫生的做法給他上了生動的一課：醫療的核心乃至唯一目的，是讓患者受益。
2「為什麼只照說明書？」
「劑量調整後效果明顯，繼續增加劑量。」
「已經是說明書指導劑量的兩倍了，還可以繼續增加嗎？」
「為什麼只照說明書？」「說明書就是用來指導用藥的啊？」
「是臨床給指導用藥提供了數據支撐；如果臨床只能按照說明書，那就永遠不會有新的用藥方案了。」
這樣的對話，刷新了許林的三觀。
一直以來，嚴格照說明書用藥都是他默認的醫生需要遵守的鐵律，無數前輩也用血的教訓告訴他：不要超說明書用藥！中國在超說明書用藥方面還沒有明確的立法，醫生可能冒有被家屬追責的風險。
然而，這家哈佛附屬醫院的神經調節項目主任、一位國際大牛醫生告訴許林，off-label use在兒科是非常常見的。很多藥物一開始只批准用於成人，但並不意味著對兒童沒有效果，兒科醫生的職責之一，就是了解哪些成人藥物可以用於兒童，並探索如何使用可以讓兒童患者受益。
為此，他們會計算成人用藥如何用於兒童，然後對比風險，一些是基於科學研究和文獻，一些是基於臨床經驗。醫院每天都在監測、記錄患者的用藥數據，對藥物的副作風及風險非常熟悉，即使超說明書用藥，也是安全可控的。
更重要的是，美國已經把超說明書用藥納入相關立法，只要保留用藥證據，法律就會給醫生提供應有的保障。
這兩個小小的細節，給了許林非常大的觸動。原來，我們中國的醫生都自我設限，從未真正意義上釋放過自己。
為什麼我們總是擔心一些醫療以外的事情？醫生在乎的，離患者越來越遠；離患者越遠，離醫療的本質也就越遠。中國的醫生本來就缺少科研時間，還戴著各種各樣的「枷鎖」，一步步失去創新的習慣和勇氣。
這樣的醫療，真的是我們想要的嗎？
註：應受訪人要求，「許林」和「Dr.J」均採用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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