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等收入人群特徵與六大「政策包」

內容摘要

l「中等收入者」國際常用標準：「家庭人均每天支出10-100美元」。該標準的下限是兩個貧困線最低的發達國家（葡萄牙、義大利）的平均貧困線，上限為最富裕的發達國家（盧森堡）收入中位數的2倍。

l從總量規模看，我國已為中等收入人群全球最多國家，中等收入者成長快，消費結構正在向個性化、高端化、服務化升級，但整體上呈現比重小、層次低、不穩定、分布不均等特徵。

l構建綜合性的政策包，提升勞動生產率、完善工資形成機制、發揮稅收調節功能、建立社會保障體系、加大對弱勢地區和群體扶持、促進社會流動等，對促進中等收入人群壯大具有重要意義。

正文

中等收入群體是經濟發展的中堅，是社會和諧的基石，是構築「橄欖型」社會結構的基礎。當前，我國正處於經濟社會轉型的關鍵期。努力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關係到能否把「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落到實處，使廣大人民群眾共享改革發展成果；關係到我國經濟增長能否從投資驅動轉向消費驅動，切實提高經濟發展的質量和效益；關係到能否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任務，順利實現第一個百年目標。

一、中等收入者：國際常用標準

中等收入者是指一個國家中生活較為寬裕、收入達到一定水平的群體。國際上通常用中產階級來描述中等收入群體，這一群體通常具有較好的教育背景，相近的價值取向和生活方式，較強的消費能力，注重公共參與和追求自我價值實現，是經濟社會發展的主要依託力量。對中等收入者的衡量方法很多，判斷標準並不統一。目前，用的比較多的是世界銀行「家庭人均每天支出10－100美元」的標準，該標準的下限是兩個貧困線最低的發達國家（葡萄牙、義大利）的平均貧困線，上限為最富裕的發達國家（盧森堡）收入中位數的2倍，由此排除了低收入發達國家中的窮人和高收入發達國家中的富人。

二、我國中等收入人群的基本特徵

黨的十九大提出，我國已形成世界上最大規模的中等收入群，消費結構正在向個性化、高端化、服務化升級，成為國內市場快速壯大的基本支撐。但從佔比來看，我國中等收入群體比重與發達國家仍有較大差距，呈現比重小、層次低、不穩定、分布不均等特徵。

中等收入者更傾向發展享受型和個性化消費。我國中等收入者消費結構正在從傳統消費向新興消費升級、從注重商品消費向更多服務消費過渡，對新興科技產品、高檔消費品的需求明顯升溫，以文化娛樂、休閑旅遊、教育培訓、健康養生為代表的服務消費支出增長較快。

中等收入人群整體處於較低水平檔次。按照「家庭人均每天支出10-100美元」標準衡量，我國中等收入群體的人均日支出大多數落在10-30美元區間內，與歐美髮達國家相比，中等收入群體結構層次和水平相對較低。

中等收入人群分布不均衡。我國中等收入人群，多分布於在壟斷部門和資本、知識、技術密集型行業，絕大多數為城鎮居民，多分布在東部沿海發達地區。目前，我國中等收入者大多數來自石油石化、電信、電力、煙草等壟斷性行業，航空運輸、汽車製造、專用設備製造等資本密集型行業，銀行保險證券、高等教育、互聯網和相關服務、科技研發等知識、技術密集型行業，以這些行業的職業白領和高級灰領為主。

中等收入者收入結構中財產性收入比重較快上升。我國中等收入者以所從事的職業或兼職取得的勞動報酬為主要收入來源，但隨著財富不斷積累，不動產、有價證券逐漸成為中等收入者的重要收入來源，加之財產性收入具有循環累積效應，其在整個收入中的比重呈上升趨勢。

另外，不少中等收入人群處於門檻水平，對宏觀經濟波動，自身就業、健康狀況變動等都非常敏感，一旦出現負面衝擊，存在很大可能會跌出中等人群，再次變為低收入人群。

三、壯大中等收入人群的六大「政策包」——國際經驗

從世界範圍看，中等收入群體主要興起於20世紀後。特別是二戰以後，伴隨戰後重建和經濟快速發展，各國普遍加強了政府干預和公共支出，對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起到了重要作用，一些國家逐步形成了橄欖型社會結構。但也要看到，經濟發展並不必然帶來收入分配格局改善和中等收入者比重擴大。20世紀中葉至今，世界範圍內既有包括日本、韓國在內的13個經濟體跨越「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行列的成功典範，也有阿根廷等拉美一些國家經歷經濟高速增長後長期陷於停滯的失敗案例。國際經驗表明，中等收入者比重擴大和橄欖型社會形成是經濟社會多項政策綜合作用的結果。在實踐中，有效的政策安排，對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將發揮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勞動生產率提升」政策包

勞動生產率的提升是居民收入增長的最終源泉。在提升勞動生產率方面，成功國家普遍注重促進要素自由流動、產業結構升級和人力資本提升。以打破壟斷，公平準入為前提，促進要素在不同部門和產業間自由流動和優化配置，是各國提高生產率的重要政策選擇。二戰後，日本將具有更高生產率的製造業發展放在經濟復甦的優先地位，政府通過設立住宅金融公庫對居民購置房屋提供低息貸款支持，同時成立住宅公團在人口流入地為無房勞動者大規模修建住宅，加快了勞動力從農業向工業、從低端製造業向高端製造業的大規模轉移，促進了勞動生產率的整體提升。

職業教育作為社會投資，成為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重要手段之一。1969年，德國頒行《職業培訓法案》，之後逐步形成了覆蓋所有經濟和管理部門的「二元」職業教育和培訓體系，為德國培養了大批高素質技工人才，使其在國際競爭中保有領先優勢，並有效降低了年輕人和長期失業者的失業率，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和勞動生產率發揮了積極作用。近些年，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注重將職業教育與普通高等教育接軌，丹麥、德國和韓國推行了允許技校學生進入普通教育系統的改革，挪威等一些國家實行雙重證書制度。

（二）「工資形成機制優化」政策包

現代社會中，工資是絕大多數居民收入的最主要來源，也是各國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主要發力點。在這方面，國際成功經驗包括構建工資集體協商機制、注重縮小行業工資差距、引入最低工資制度和形成制度化的工資調整機制四種具體做法。20世紀30年代之後，世界主要發達國家的勞動市場制度中相繼引入了最低工資制度。這一制度的實施，不僅保證了低收入群體工資水平的合理上漲，並通過「溢出效用」帶動了工資收入水平的整體提升，縮小了勞動同資本間的要素收入差距。

與此同時，多數發達國家先後建立了由僱主、行業協會組織（僱員代表）和政府管理者（仲裁者）三方相互制衡的工資協商機制，決定僱員的基本工資。在協商中，注重縮小行業差距成為關鍵。在瑞典，從20世紀50年代起，政府長期在不同行業、不同地區和不同企業間極力追求同工同酬目標（又稱「團結工資政策」）。在日本，各類企業提供的初始就業工資水平相似，且在每年發放獎金次數以及工資上升幅度方面也存在著一致規則。在德國，通過在企業治理中採取「利益相關者模式」，企業職工和產業工會代表有權在公司監事會和董事會中佔有一定席位並參與決策，從而充分保障了工人權益。

（三）「社會安全網兜底」政策包

構建完善的社會安全網，使居民面臨的各類風險控制在一定範圍內，消除居民消費的後顧之憂，成為大多數發達國家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共同做法。在社會保障體系建設中，大多數國家注重了制度支持的充分性和人群安排的公平性。制度支持的充分性，既突出社會保障範圍的廣泛性（如大多數國家的社會保障都包含了疾病、養老、工傷、失業、住房等多個方面），也強調個人負擔的有限性（如日本的醫療費用負擔為個人設定了上限，超出限額後個人不需再有任何負擔）。人群安排的公平性，主要強調社會保障水平不因人群有所不同。

在實踐中，大多數發達國家為所有居民建立了統一的基礎養老金和醫療保險，個人可以通過職業年金或補充商業醫療保險提升保障水平，但基礎部分實現了全國統一，這確保了所有人都能夠依靠基礎社會保障體系滿足基本生活需求。

（四）「收入稅收調節」政策包

充分發揮稅收的調節作用，成為現代國家應對收入不平等、提升中等收入者比重的重要手段。國際上這方面的成功做法，主要體現在引入累進稅制對個人收入和財產進行徵稅、建立完備的納稅系統避免偷漏稅現象發生、實現收入財富納稅的公開透明、以及徵稅時統籌考慮家庭各項負擔四個方面。20世紀發生在世界範圍內的收入不平等的縮小以及由此帶來的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擴大，主要是發達國家從自由放任向社會福利國家轉型的結果。實現這一轉型的基礎，是以增加社會支出為目的的稅收改革。

20世紀20年代至80年代，主要發達國家均進行了大規模的稅收改革，針對收入和財產引入了累進稅制，稅收收入在國民收入中的比重上漲了3至4倍，在北歐國家超過了5倍。在加大累進稅制調節作用的同時，大多數發達國家還紛紛加大了對徵稅環節的相關制度建設，在瑞典等北歐國家還形成了全民共同監督的模式，提升了財富納稅的公開透明性。同時，在日本等發達國家，還建立了將子女數、配偶工作情況等家庭因素進行綜合考慮的徵稅體系，實現充分的稅負公平。

（五）「落後地區和特殊人群扶持」政策包

任何社會和地區，都有一些由於先天條件和行業特徵等形成的落後地區或弱勢群體。在大多數成功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的國家中，均對這類地區和人群提供了充足的綜合性支持。對經濟落後地區的支持，美國20世紀30年代起實施的針對西南部、田納西河流域、密西西比河中下游三大落後地區的開發，韓國經濟起飛中針對農村地區實施的新村運動，以及日本自20世紀50年代針對偏遠地區開展的山村離島開發計劃等實踐，均是典型範例。對弱勢群體的支持，日本20世紀60年代在實施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中對中小企業進行的針對性綜合支持，實現了中小企業就業者收入更快提升，縮小了與大企業就業者間的工資差距。

同時，無論對落後地區還是對弱勢人群的支持，都涵蓋了眾多領域。如在美國對落後地區的支持中，就包括了加大公共投資、給予稅收優惠、發展新型產業、強化轉移支付等多項政策措施。在日本實施收入倍增對中小企業進行的支持中，包括了減免稅收、加大融資支持、促進大企業和中小企業締結合作關係等一攬子措施。

(六)「社會流動性改善」政策包

受歷史路徑依賴等多重因素影響，任何社會都可能面臨壟斷行業收入過高、權力尋租、特殊利益群體左右分配格局等分配秩序不合理的問題。針對這些情況，一些發達國家相繼出台了針對性措施，糾正了分配秩序中的既有問題，在促使中等收入者比重擴大的同時，形成了良性的社會流動機制。這方面的成功做法，包括日本和韓國都將教育放在了優先地位，在全面普及義務教育基礎上，通過嚴格實施教師大範圍定期輪崗和學生就近入學措施，均衡配置教育資源，實現了全社會人力資本的均衡、普遍性提升，為中等收入者群體的擴大奠定了堅實基礎。韓國20世紀80年代設立國家公平交易委員會，著力清除舊有財閥的經濟壟斷和政治腐敗，有效地堵住了特殊利益群體謀取壟斷和特殊利益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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