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國雕版印刷技術史上，有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它不是書籍、不是畫冊，而是一套箋譜——《蘿軒變古箋譜》。《蘿軒變古箋譜》是多色套印技術，極富有創意的餖版、拱花技術的最優秀代表。但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人們只聞其名，不見其物。1963年，《蘿軒變古箋譜》重見天日，海內孤本名震天下。

《蘿軒變古箋譜》的發現與收藏中，也有著曲折迴環的一段往事。今天，我們一起打開這段塵封的記憶，看看《蘿軒變古箋譜》的前世今生。

「變古」而成絕唱

明天啟六年（1626年），寓居南京的吳發祥決定刻印一套箋譜，這既是《蘿軒變古箋譜》。其中，「變古」二字是改變過去的技法的意思。確實，《蘿軒變古箋譜》的刻印技藝極其先進，最典型的就是，它運用了餖版、拱花兩種極富特色的印刷方法。

古代最流行的印刷方式是雕版印刷，就是將要印製的文字、圖畫反刻在木板上，這即是板片。餖版也是木板片，只不過，它根據畫作的不同顏色，分別刻下形狀大小不同的板片，拼合在一起。因為繪畫顏色太多，有時候一幅畫作就得刻幾十上百片的板片。這些小小的板片就像一塊塊形狀各異的小餅堆積在一起。古時人們將小餅堆積在一起叫餖飣，於是這種技藝就被稱為餖版。

拱花相對好理解，它不上色，而是利用板片的紋理，將紙張按壓出凹凸的花紋。餖版和拱花的結合，讓畫作更具有神韻，意境更加優美。

重出江湖

前面說過《蘿軒變古箋譜》很長時間都存在於文人學者的口耳之間，魯迅、鄭振鐸也多次談到這部箋譜，但都無緣一見。直到1962年，事情出現轉機。1962年，革命聖地浙江嘉興市決定利用政府的力量，組織南湖書畫社，大量收集散落民間的古籍、文物，加以保護。當時，高可安和臧松年都參與了這次收集。

兩人本來不認識，一起工作後才發現是上海美術專門學校的校友。再加上住得近，興趣愛好又多有相似，兩個人便成了好朋友。

有一次，高可安對臧松年談起自己為什麼愛上繪畫。他說，他小時候在外婆家看到過一本圖畫書，漂亮得很，從此開始臨摹，愛上了繪畫。他還說不久前，他還去鄉下看過舅舅，這本書還在，被舅媽拿來夾鞋樣子。說者無意，聽者有心，臧松年當即約高可安一起去看看這本書。

第二天，兩人就乘船去了海鹽沈盪鎮，花了70塊錢（高可安的孫子回憶說是30塊錢），把這本書買下來了。據說，臧松年在回來的船上，帶著眼鏡看書，兩眼放光，覺得發現了了不起的古物！回來之後，《蘿軒變古箋譜》被南湖書畫社轉讓給了嘉興古舊書店（高可安的孫子回憶，40元成交）。

寶物重出，到上海鑒定

《蘿軒變古箋譜》是好東西，嘉興的文博界人士都知道，但它究竟擁有多大的價值？對此，他們還不敢斷定。當時，嘉興有個懂得文博的幹部叫史念，他聽說這事之後，就主張帶著書到上海博物館去鑒定。

1963年，史念還有另一個幹部帶著書就去了。他們找到當時上海博物館的館長徐森玉。徐森玉曾擔任過北京大學圖書館館長、京師圖書館採訪部主任、國立北平圖書館採訪部主任，故宮博物院古物館館長，博學多聞。他還曾協助鄭振鐸鑒定善本文物。

當時，他一見到《蘿軒變古箋譜》，就知道這是自己和鄭振鐸夢寐以求的寶貝。於是，時年八十二歲的他耍起了小孩子脾氣——到手就不肯還了！

海內孤本，歸屬上博

《蘿軒變古箋譜》到了上海，被徐森玉扣下了，但這只是暫時的，還得與嘉興方面交涉。於是，徐森玉開始做上海方面的工作。他先是找了上海文化局的方行副局長，之後又找了上海市委宣傳部部長石西民，讓他們同嘉興方面溝通。最終，嘉興方面同意以十六幅珍貴字畫及八百元人民幣，同上海博物館交換。由此，這部現存最早的餖版拱花印刷的實物，這部海內孤本，終於歸屬上海博物館。

本是一部鄉下老太太夾鞋樣的舊書，突然之間就成了震驚學界，聞名天下的海內孤本，這可真是一件傳奇！如果我是這個鄉下老太太，我在聽到這件事兒之後，會有何感想？三十塊錢從我手中收走的書，原來值十六幅珍貴字畫和800塊錢！

但是轉念一想，這就是知識的力量吧。《蘿軒變古箋譜》在他們手上，只是被作為夾鞋樣子的無用之物，他們擁有珍寶多年卻不自知。嘉興方面痛失國寶級文物，自然深為可惜，但他們也是因為自身堅定水平不夠，才讓上海方面有機可乘。至於上博，直接扣下寶物確實太過霸道！但如果嘉興方面堅決要回，寶物的歸屬可能還得經過一番爭鬥。

好在結果是好的：《蘿軒變古箋譜》作為海內孤本，完好保存。1981年，朵雲軒以餖版拱花技藝，重新複製了300件珍貴複製品，被各家圖書館收藏。此後，《蘿軒變古箋譜》也不斷被以或傳統或現代的方式複製，讓大眾也能看到不出世的寶物，擁有欣賞一切美好事物的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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