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南：力度·厚度·深度—學術研究如何兼顧原創性與時代性

鄧小南 |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本文系作者2017年12月28日在第四屆思勉原創獎頒獎典禮上的演說

學術創新是學術發展之靈魂，是中國學術獲得自我主張之必需，更是建構中國哲學社會科學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與話語體系之關鍵。

我從1986年開始在北京大學講授「中國通史」課程，當時就曾和學生一起拜讀呂思勉先生的著述。但從來沒有想過，自己的作品能和思勉先生的獎項聯繫在一起。「原創」這兩個字，是一個時代不斷前行的動力，是真正學者的標準，也是對個人永遠的激勵。

從個人角度觀察學界時，我通常把學者分為兩類，一類是思想型的，一類是工匠型的——理想狀態下當然是二者兼備。我覺得自己屬於工匠型，「工匠」也很重要，但可能談不出什麼系統的想法。我只能根據實踐中一些個人體會，談點零散的想法，談談通向「創新」「原創」目標的路徑問題。

學術研究中的「力度」

「思勉原創獎」值得致敬的特點之一，是注重作品的力度，包括思想力、影響力和持久的生命力，而非執意求快，刻意出新。本次思勉獎獲獎的作品，給人印象深刻的是：有的出自上世紀80年代後期，在學界經歷了近30年的評價檢驗；最為新近的一部，也是五年前的著述。人文學科無法藉助實驗證明，經得起時間驗證的，才是真正富有生命力的學術成果。

我個人將「原創」理解為建立在追求、探索過程之上的創見。學術的尊嚴在於其原創性。原創產生於特定的時代背景中，必定與時代性分不開。當前學術更新的廣度和速度，是此前預估不足的。在一個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的時代中，在一個存在某種程度失衡狀態的社會中，人文學者面對的機遇、挑戰和責任，比以往任何時代都更加突出。

所以，對於「原創」的重視，是學術發展的必然要求。「板凳要坐十年冷，文章不著一字空」，這是老一輩學者的信條，也體現著大熱氛圍下學術內在的「冷」邏輯。歷史的檢驗是無情的，真正優秀的作品是精心錘鍊所得，必然容不得虛浮的空話，必然不會重複繁冗的套話。

具備影響力的研究，必定有內心力量的支撐，必定出自執著的內在追求。持續努力的歷程中，才會逐漸明白達致目標的路徑，看清其中的先後淺深，這種追求的動力來自內心。朱熹和弟子談到顏淵「欲罷不能」的治學追求時說：「所謂欲罷不能者，是它先見得透徹。」（《朱子語類》卷一一八）朱熹本人作《四書章句集注》，切磋琢磨，愈益覺得「義理無窮，知識有限」（《晦庵集·與呂伯恭》），因而窮盡心力，反覆「從頭整頓」，淬鍊修訂。

作品的力度來自思想，真正有價值的學術，必定有思想引領。思想的價值在於創見，以學理為基礎，以學術底蘊為支撐。思想的力量是學術影響力和生命力的核心與本質。

人文學術的「厚度」

所謂「原創」，當然是指獨立完成的創作。但這「獨立」，必定建立在積累的厚度之上，背後必定有學術史的清晰脈絡。人文學術本身，應該是沉厚豐實的。有厚度，才有精神的高度和思想的力量。我所從事的歷史學，從根本上說，是一門注重反思的學問，所有的創新都來自反思。歷史的時空感為我們帶來觀察和體悟的厚度。

所謂「厚度」，主要是指議題生髮的土壤，構成研究植根的基礎。原創性的研究，洋溢著新鮮感；這「新鮮」，來自豐沃的土壤。如果只重收割不問滋養耕耘，很容易導致土壤貧瘠板結，耗盡一方地力。要保持學術的新鮮感，需要拓寬議題，也需要開掘材料面，培厚土壤。成功的歷史學論文，都建立在材料與議題有效結合的基礎之上。之所以需要「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正是希望心懷弘旨而堅持實學風氣。

學術研究的厚度，並非僅靠參考文獻、徵引篇目體現出來。我們現在看到連篇累牘的論文，頁下、文末注釋詳悉，而全篇平淡乏味，既無新論，亦欠文采。對於「原創」來說，更為重要的，是觀察前賢研究中滲透的學術層累，體悟在此之上新的前沿。從這個意義上說，最應該關注的學術規範，不是文末注釋的多寡詳略，更應該看作品中是否真有學術的延展，真能體現出思想的脈絡。

厚度靠材料辨析、考訂實證，靠有心人執著積累。近些年來，冷戰國際史研究異軍突起，檔案文獻利用出現了多國化、多邊化的持續發展，構成這一學術方向最為重要的突破點與內涵。由沈志華教授主持的華東師範大學國際冷戰史研究中心，收藏整理了蘇聯、東歐國家與美國的大量解密檔案，構建了相關資料獨一無二的收藏及檢索系統，打下了對冷戰史進行高水準學術研究的厚實基礎。

有土壤、有耕耘，才有收穫、有果實。大家知道，宋代的王安石是中國歷史、哲學、文學都繞不過的人物，目前的研究成果堪稱豐厚。但應該說，多年來儘管關注面相大為拓展，仍然缺乏實質性的突破。真正突破的契機，可能來自對於一代史事、對於王安石著述及其行實的深度整理與認識。最近有王水照先生主編的《王安石全集》面世；值得期待的，還有華東師範大學劉成國教授考辨詳悉的《王安石年譜長編》。《長編》作者從1997年開始研讀王安石，到該書截稿，經歷了20年時光。「研究過程中種種繁瑣考證的樂趣，由一條新史料、一個小細節出發，層層剝筍，環環辨析，宛如破案般直趨歷史的現場，由此而獲得的知性上的愉悅感，以及自以為可以廓清迷霧最終卻發現仍然與歷史真實若即若離的悵然若失，則甘苦自知。」這正是學者成熟過程中的真實追求與體驗。

對於南宋理學大家朱熹的研究，哲學、文獻學、歷史學界同樣都有深厚積累。朱熹的著述文字，有若干匯聚整理本；僅就書信而言，先有陳來《朱子書信編年考證》，近有顧宏義《朱熹師友門人往還書札彙編》。

上海市委宣傳部副部長、市社聯黨組書記燕爽為鄧小南教授頒獎

對於「深度」的追求

教育的責任，不僅在教授知識，更在於養育精神。近年國內教育界都在為建設世界一流大學、一流學科而努力。躋身「雙一流」不是終極目標，真正的願景在於改善中國高等教育發展生態，培育一代代能夠引領學術方向、引領歷史走勢的人才，為世界文明貢獻學術和思想。這種引領和貢獻，要靠無數優秀學人和原創性研究予以推動和支撐。為爭取達到這一目標，必須具備長遠眼光，改革評價機制，凝聚人心，與國際主流學界對話。從這個意義上看，思勉原創獎走出了一條不同尋常的評價與激勵道路。

如今的人文學科，承受著「快出成果」的沉重壓力。跨入高校門的青年教師，聽到的告誡往往是「快發文章」：「還等什麼！寫了就發，快，快！」沉潛鑿實的風氣，似乎成了過時的迂拙、難得的奢侈。

在急於出成果、催促短平快的氛圍中，「深度」二字尤其值得重視。深度學習、深度思考、深度對話……經常看到這樣的提醒與呼籲。學術的創新不在於提法的翻新；創新的根基在於其豐厚內容和嚴密邏輯，在於其學術內涵體現出來的洞察力與引導力。人文研究中，予人印象深刻的作品，都具有縱深感。這與積累的厚度相關，也與研究者的「問題意識」及追問能力相關。許多不乏成說定論的議題，實際上都有進一步追索的餘地。

真能達致深度，要靠持續實踐。善於提出問題、深化問題，是成功追索的關鍵。歷史學並不以尋求真相為唯一目的，但我們不能放棄追索真相的義務和權利。所有的深層問題，都具有時代性，一代人有一代人的追問。追問的方向、追問的過程，實際上就是釀就「思想」的過程，也是「思想」引領的過程。

舉例來說，2012年《武義南宋徐謂禮文書》由包偉民、鄭嘉勵領銜整理出版，是宋史學界大事。上世紀80年代以來，學人就依據傳世文獻討論官員印紙文書的形制、功用，如今終於有了一睹其真實面目的機會。兩相比照，激發出一系列新的問題。

就徐謂禮印紙中的考成文書而言，值得我們深思的是：這儘管異化卻始終持續、代價不菲的做法，在當時究竟是為了什麼目的存在。退一步講，即便如批評所言，當時某些做法是體制內敷衍塞責的產物，甚至是地方人事部門對朝廷規定陽奉陰違的表現，我們也很難認為宋廷的行政官員、「行家裡手」根本不了解這類情形。因此，仍然需要追問：這種循規蹈矩的「陽奉」，為什麼會被認定有其意義；這種顯而易見的「陰違」，為什麼會被長期容忍。這些問題，都牽涉到對於印紙性質以及「制度」本身的真正理解。

新時代下的學科交叉，帶來了新的可能，也產生著新的挑戰。經濟學與歷史學的融通促成了計量史學的成長，同時也使歷史學者與經濟學家對於史料理解與辨析方式的歧異明顯化；歷史人類學、歷史社會學、經濟史、文學史、藝術史有了長足的進展，人類學重田野，社會學看結構，經濟學講理性，文學關懷注重個性審美，歷史學走向多元……有的學科訓練著重於作家作品，有的學科則力圖把作家群體和各類文本嵌入一個整合的時代畫面。大家越來越感覺到，真正具有牽動力的實質性學術突破，往往是從跨越學科的交匯點上開始的；真正的歷史圖景，恐怕並非平面二維，而是立體多維的層次組合。

最後想說的是，我們要特別防範將實質追求、長遠目標口號化。就今天整體的學術環境而言，要讓學者有獨立思考的充分空間，有潛心研究的充分時間；讓學者做學者該做的事。就學術組織者的工作而言，要肯下功夫，從根本處做起，培育厚實的基礎與元氣；創造活躍開放的氛圍，鼓勵深度思辨的能力，奉獻有力度的學術成果，嘗試實現一代代學人的追求與理想。

來源：《探索與爭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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