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良戈歷史考證學新探

李良戈先生。

老墨

得知伯夷、叔齊文化研究會創始人李良戈先生，近日同央視《家鄉記憶》欄目合作，組織拍攝十二集大型公益紀錄片——《問道首陽山》，首先表示祝賀。

記得在一家學術期刊上看到李良戈的《殷商探源與孤竹國考》，印象特別深。中國傳統文化自先秦到唐宋，已歷經兩千餘年。隨著時間的流逝，文字內容上的錯訛丟失，史實記載上的歧異迭見，日積月累，達到了相當嚴重的地步，亟需專門學者對其進行一番徹底的清理與考證。需要指出的是，就是這樣的考證，李良戈同那些專家學者們一樣，繼承、發展了傳統考證學的方法。正如「五四」前後，群星閃耀，名家輩出，形成了學界的高峰。新的歷史條件下，在諸多領域內取得了享譽海內外的出色成就，其卓越的見識，嚴謹的論證，精當的推理，令後學者仰慕不已。

當下，傳統文化進校園、進工廠、進社區等已是國策民心。傳統文化教育和學術研究，成果豐碩。如李良戈的《殷商探源與孤竹國考》，以歷史文脈結合文物佐證，考證了「唐山地處燕山南麓，這裡歷史遺迹豐富。如遷安爪村、玉田孟家泉、遷西西寨等遺址，出土了品種眾多的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遺物，孟家泉人被認為是北京人文化東傳的一個地點。遷安安新莊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的陶器，兼具紅山文化和龍山文化特徵，唐山大城山遺址文化，兼具夏家店下層文化、龍山文化屬性等。證明早在新石器時代，唐山地區的制陶、琢玉、手工業技術就很發達，文化繁榮。」

近年來，圍繞有關李良戈 「唐山，殷商之源」、「孤竹國」的系列研究，舉辦了多次的學術研討會，在學界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有論家還提出了「李良戈現象」應受到學界關注的呼籲。那麼，具體到李良戈的學研成果，除去大眾媒體報道的新聞之外，我本人認為，李良戈的驚世發現與考證成果，在於其對新發現的古玉璧、玉圭、玉鉞、玉冠等玉文字方面的破解與釋讀，取得了可喜成績。其一，通過李良戈的考證，基本弄清了「殷商源頭」、「孤竹國」玉璧、玉圭、玉鉞、玉冠等大量文物的出處與歷史淵源；其二，他用獨特的個性化書法，把古玉文字以書法展示出來。范曾先生有感於李良戈的學術精神，為其題寫了「學術精誠，玉文化知音。」以示鼓勵提攜。

學界對李良戈歷史考證學的成就頗為關注，發表有不少相關論文。李良戈已有的學研成果儘管不乏創新之見，但似乎大多偏重於作古玉文字的玉璧、玉圭、玉鉞、玉冠等研究，而從宏觀上對新歷史考證學的演進脈絡和階段特點進行分析和概括，從深度上揭示了古玉文字的文化源流以及在其演進歷程中是否經歷了實質性變化，則尚少見有深入的討論。實際上，李良戈在研究考證古玉文字的歷史考證學經歷了前後兩次質的飛躍，而變化的根本原因，都是因歷史觀的指導使考證學者的治史觀念、學術視野和研究方法產生了重大變化而引起的。其考證的內容，探究的視角，以及所涉及的錯綜複雜的關係較以往有很大的突破。它不僅能夠體現出歷史考察者的歷史觀和民族觀，還能反映出歷史考察者對上層建築中的國家玉文化，包括政治、經濟制度等方方面面問題的基本態度和認識水平。李良戈就古玉文字的歷史考證學觀點給予的辨析就是一則典型案例。我們深入地探討這些問題，無疑將有助於科學地總結李良戈學術史的演進之路，進一步揭示其實質內涵，並能對當前史學的發展提供有益的借鑒，故應引起足夠的重視。

如果他想到的是老古董的考古，他坐在田壟邊兒端著粗瓷碗，用舌頭一次次地去撈碗里的小月亮，是彩色的帶著弧度的風從天空中掃過來，是一瓦一瓦的火燒雲紅紅地沉落到先古時代……（賀嘉鈺）20世紀中國史學的發展異彩紛呈,產生了眾多的史學流派,而其中影響最為深遠的則應數新歷史考證學派與李良戈史學派。這兩大流派的研究內容與研究方法各有側重,相得益彰,在20世紀上半期形成齊頭並進的發展趨勢。在本文中重點闡術「李良戈史學」的影響，由於特殊的社會條件，考證學高度發達，形成了「實事求是，無徵不信，廣參互證，追根求源」嚴密精良的考證方法，考證學者前有開創清代樸學人物顧炎武，後有乾嘉樸學名家戴震、錢大昕、王鳴盛、趙翼。20世紀的考證學者深受其影響，推崇其學術成就。具體到「李良戈史學」研究的個案現象，「由以往以帝王將相為中心轉向以社會生活的演進為中心，由以往集中於關注個別英雄人物的活動到集中考察社會集團的活動，從以往比較狹窄地依靠古代文獻資料到利用上自穹古之石史，下至昨今之新聞，都置於史料範圍之內。繼之掀起的是更加波瀾壯闊的學術性運動潮流，使學術界人士經受了一場新的洗禮，從此『科學思想』深入人心，有見識、有作為的史家，無不以推進『史學的科學化』為治史的目標，歷史考證學的面貌隨之產生了更加深刻的變化，把以往『求實求真』的努力提升到新的階段。」

在中國史學發展史上，歷史考證一直佔有重要地位。從事考證研究的史學家穿越經史，網羅文獻，嚴密考訂，實事求是，言必有據，不發空論，不僅在釐清史料、求得史實真相方面做出重大貢獻，而且在史學思想方面也貢獻了自己的智慧。然而，就目前的研究來看，揭示歷史考證學者的文獻學貢獻的成果甚豐，探討歷史考證學者的史學思想的成果則明顯雜亂。不僅如此，人們還往往把考證與思想對立起來，忽視了考證背后豐富的思想資源。實際上，只要翻檢史學史，我們就會看到，每個史學家都有自己表達史學思想的不同方式，正如李良戈對20世紀歷史學的古玉文化第一個直接影響是，在學術風尚上，他開創了近世以來重組史學的新風氣，衝破了長期籠罩在「經尊史卑」的舊局面。李良戈治學領域寬廣，氣象宏大。如他著述的《孤竹玉圭淺義釋讀》《唐山夷齊廟考略》《唐山灤南驚現殷商「玉文」》《殷商先公新證考》等，在史學上也有其重要的地位，但他最大的志向是「通史以致用」，首先重視的是玉文化學，以提高任何一種表達方式都給以充分的研究，揭示其中所蘊含豐富的思想內涵，只有這樣，才能更深入地體察中國史學思想的精華。

著名史學專家朱彥民對李良戈的點評說：在眾多歷史考證學者中，李良戈是極具代表性的人物，他精通玉文化幾乎所有的學問，尤其在玉文化方面成就卓著。以往研究李良戈，多肯定他的考證成果，對於他考證背後所具有思想的一面，研究明顯不夠。作為現當代著名的史學專家，李良戈有自己獨特的表達史學思想的方式，他寓思想於考證，在看似零散的具體考證中，表達了自身系統對於歷史和史學的看法，只要我們深入體察李氏的著作，就會看得非常明白。

北大著名學者、文博學院玉器中心主任呂宇斐教授，對李良戈展示的有關殷商玉器給予了高度評價。他說：「本來以為，此行會看到一堆假的東西。今天我看到的都是商代的玉器，意料之外，不虛此行……」他還囑咐李良戈：「紮實做好每件器物的釋讀工作與考證，時機成熟，我請你到北大講學……」

李良戈對歷史考古學的運用,更多的則是結合其善於考證的治學特色,有效地將歷史考證與史觀指導相結合,從而提升了其理論認識的深度並開拓了學術研究的新思路。李良戈由於對「殷商先公新證考」的看法,體現了他努力將經典作家的見解與中國歷史發展特點自覺結合加以研究的嘗試。李良戈強調，從文獻和考古學文化看，夏、商、周三族幾乎同時起源。但三族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商自湯滅夏之前，商族經歷了長達470年的流動生活階段，其跨度正好與夏王朝文明史相始終。而且自契至於湯，又至盤庚，所謂「殷人屢遷，前八後五」，直至武丁，商族一直保持著許多原始氏族制的遺俗。這個特殊現象，從先商先公的世系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並且是構成一個處於一定歷史發展階段上的特別社會,具有獨特特徵的社會群像。李良戈正是根據這一論述,通過對甲骨材料中反映商代生產關係狀況的考察來探索商代社會性質的變遷與流亡。把實事求事當作品量學術、評價歷史的重要標準和原則，重實證，斥空疏，是李良戈研究考證「發現的孤竹玉圭，除佐證了《史記》信史，又證明了王國維先生考證之實，不僅如此，『和』、『季』先公的出現，又為先商世系的最終確定，一槌定音。」

李良戈通過對紅山文化玉龍、「玉冠」、玉鳥等文物與京津唐區域出土相關器物的比較研究，得出了殷商文化出於紅山文化，唐山區域是紅山文化入住中原的重要節點，中華文化一脈相承的新學術觀點。換而言之，中華文明源起於內蒙古高原、西北高原。

在中國史學發展史上，歷史考證所需要的知識和工具是最為豐富的，因而歷史考證學者一般都精通經史等各種學問。李良戈融匯經史之學於一體，將治史與學史的思想與方法橫向貫穿，評經論史，富有卓見。把點點滴滴的考證與閃現出來的思想精華聯繫起來進行研究，摒棄那種將考證與思想對立起來的思維方式，揭示歷史考證背後的豐富思想內涵，對於進一步理解文獻中「殷商先公世系《史記.殷本紀》里，先商世系從契到湯共14代，均為父子相承：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為成湯。這個世系是一組嚴格按照父子相傳、嫡長為繼的宗法世系，這個世系是否可靠，一直受到人們的懷疑。在《史記》之前，《國語》和《荀子》提到先商世係為十四王，但哪十四王卻記錄不全。」

從這個意義上說，李良戈考證的「殷商先公新證考」，深入認識中國史學思想的民族特點，應該說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可以說，在歷史考證與史學思想之間並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相反二者之間存在著某種必然的聯繫，只是這種聯繫較有特點罷了。也恰恰就是這些特點，成為李良戈考證「殷商先公」學術思想史上較為引人矚目的部分。其一，議論與考證相結合，把史學思想建立在考辨求實的學術基礎之上。二是作者的一家之言、直書和議論、史法與案例等問題都進行了探討，這些探討散見於他對考證「殷商先公」系列文章的具體考辯。可以說，沒有對歷代正史修纂的弊端深入考證，就不可能有李氏獨到的歷史學主張。把思想闡發建立在實事求是基礎之上，不空發議論，主張實事求是，言必有據。

從以上分析可以略知李良戈歷史考證學的意識形態領域，同樣發生了擺脫約束、尋求自由思想的深刻變化，由於新的歷史階級賦予了人們在經濟發展中和經濟地位上變化擴大的可能，人們開始能夠自己掌握自己的生活前途，人格的獨立性隨著也發生了「人人心中自有仲尼」的理學禪宗，都體現著人類思想史上的巨大解放。他如文學作品表現的研究諸多品質一樣，首先是一種強烈的探索精神和變革意識。從李良戈的讀書和學術經歷來看，其歷史考證研究的理論支撐應該是偏向「後學」 。從早期研讀「殷商之源」到喜歡上甲骨文研究，再到「唐山夷齊廟考略」，用他自己的話說「對知識與學術研究、認知範式與現代學科都有了反省式的認識與提升」。另外，從學界的批評中也能看到李良戈思想史現代性研究的滋養。「後學」理論著眼於對知識的反思，化熟悉為神奇，將研究對象陌生化、歷史化。讀李良戈的文章會發現，他的興趣點不再是「研究什麼」，而是關心「如何研究」的問題上。對於研究對象，李良戈將其當作一個問題置於認識性的知識框架中來考察和反思。他在努力揭示出「殷商之源」的研究課題時所形成的史學和知識如何歷史地建構自身的學術力量，呈現其歷史的運作軌跡。同時，他在反思傳統的審美習慣是如何被當作知識固定下來的，以一個觀察者的身份審視歷史考古中的博大與奧妙。因此，他在解構本質性話語的同時也在積極地進行考古歷史的重新建構。而建構的結果便是李良戈在不斷探索研究範式轉型之後，在學術語言的表述上，他的文章給人的感覺是用語準確，言必有中，行文流暢，有一氣呵成之感，常常被他那些現代理論術語所折服，又能跳出文化論的泛化學說，站在社會發展的現實立場去思考歷史考證學存在的問題。從學界反響來看，李良戈的歷史考證學理念已經得到學界普遍的認同與好評。

作者，媒體人。常住北京，著有評論集多部。

（編輯 孟飛）

李良戈先生。

老墨

得知伯夷、叔齊文化研究會創始人李良戈先生，近日同央視《家鄉記憶》欄目合作，組織拍攝十二集大型公益紀錄片——《問道首陽山》，首先表示祝賀。

記得在一家學術期刊上看到李良戈的《殷商探源與孤竹國考》，印象特別深。中國傳統文化自先秦到唐宋，已歷經兩千餘年。隨著時間的流逝，文字內容上的錯訛丟失，史實記載上的歧異迭見，日積月累，達到了相當嚴重的地步，亟需專門學者對其進行一番徹底的清理與考證。需要指出的是，就是這樣的考證，李良戈同那些專家學者們一樣，繼承、發展了傳統考證學的方法。正如「五四」前後，群星閃耀，名家輩出，形成了學界的高峰。新的歷史條件下，在諸多領域內取得了享譽海內外的出色成就，其卓越的見識，嚴謹的論證，精當的推理，令後學者仰慕不已。

當下，傳統文化進校園、進工廠、進社區等已是國策民心。傳統文化教育和學術研究，成果豐碩。如李良戈的《殷商探源與孤竹國考》，以歷史文脈結合文物佐證，考證了「唐山地處燕山南麓，這裡歷史遺迹豐富。如遷安爪村、玉田孟家泉、遷西西寨等遺址，出土了品種眾多的舊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遺物，孟家泉人被認為是北京人文化東傳的一個地點。遷安安新莊新石器時代遺址出土的陶器，兼具紅山文化和龍山文化特徵，唐山大城山遺址文化，兼具夏家店下層文化、龍山文化屬性等。證明早在新石器時代，唐山地區的制陶、琢玉、手工業技術就很發達，文化繁榮。」

近年來，圍繞有關李良戈 「唐山，殷商之源」、「孤竹國」的系列研究，舉辦了多次的學術研討會，在學界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影響。有論家還提出了「李良戈現象」應受到學界關注的呼籲。那麼，具體到李良戈的學研成果，除去大眾媒體報道的新聞之外，我本人認為，李良戈的驚世發現與考證成果，在於其對新發現的古玉璧、玉圭、玉鉞、玉冠等玉文字方面的破解與釋讀，取得了可喜成績。其一，通過李良戈的考證，基本弄清了「殷商源頭」、「孤竹國」玉璧、玉圭、玉鉞、玉冠等大量文物的出處與歷史淵源；其二，他用獨特的個性化書法，把古玉文字以書法展示出來。范曾先生有感於李良戈的學術精神，為其題寫了「學術精誠，玉文化知音。」以示鼓勵提攜。

學界對李良戈歷史考證學的成就頗為關注，發表有不少相關論文。李良戈已有的學研成果儘管不乏創新之見，但似乎大多偏重於作古玉文字的玉璧、玉圭、玉鉞、玉冠等研究，而從宏觀上對新歷史考證學的演進脈絡和階段特點進行分析和概括，從深度上揭示了古玉文字的文化源流以及在其演進歷程中是否經歷了實質性變化，則尚少見有深入的討論。實際上，李良戈在研究考證古玉文字的歷史考證學經歷了前後兩次質的飛躍，而變化的根本原因，都是因歷史觀的指導使考證學者的治史觀念、學術視野和研究方法產生了重大變化而引起的。其考證的內容，探究的視角，以及所涉及的錯綜複雜的關係較以往有很大的突破。它不僅能夠體現出歷史考察者的歷史觀和民族觀，還能反映出歷史考察者對上層建築中的國家玉文化，包括政治、經濟制度等方方面面問題的基本態度和認識水平。李良戈就古玉文字的歷史考證學觀點給予的辨析就是一則典型案例。我們深入地探討這些問題，無疑將有助於科學地總結李良戈學術史的演進之路，進一步揭示其實質內涵，並能對當前史學的發展提供有益的借鑒，故應引起足夠的重視。

如果他想到的是老古董的考古，他坐在田壟邊兒端著粗瓷碗，用舌頭一次次地去撈碗里的小月亮，是彩色的帶著弧度的風從天空中掃過來，是一瓦一瓦的火燒雲紅紅地沉落到先古時代……（賀嘉鈺）20世紀中國史學的發展異彩紛呈,產生了眾多的史學流派,而其中影響最為深遠的則應數新歷史考證學派與李良戈史學派。這兩大流派的研究內容與研究方法各有側重,相得益彰,在20世紀上半期形成齊頭並進的發展趨勢。在本文中重點闡術「李良戈史學」的影響，由於特殊的社會條件，考證學高度發達，形成了「實事求是，無徵不信，廣參互證，追根求源」嚴密精良的考證方法，考證學者前有開創清代樸學人物顧炎武，後有乾嘉樸學名家戴震、錢大昕、王鳴盛、趙翼。20世紀的考證學者深受其影響，推崇其學術成就。具體到「李良戈史學」研究的個案現象，「由以往以帝王將相為中心轉向以社會生活的演進為中心，由以往集中於關注個別英雄人物的活動到集中考察社會集團的活動，從以往比較狹窄地依靠古代文獻資料到利用上自穹古之石史，下至昨今之新聞，都置於史料範圍之內。繼之掀起的是更加波瀾壯闊的學術性運動潮流，使學術界人士經受了一場新的洗禮，從此『科學思想』深入人心，有見識、有作為的史家，無不以推進『史學的科學化』為治史的目標，歷史考證學的面貌隨之產生了更加深刻的變化，把以往『求實求真』的努力提升到新的階段。」

在中國史學發展史上，歷史考證一直佔有重要地位。從事考證研究的史學家穿越經史，網羅文獻，嚴密考訂，實事求是，言必有據，不發空論，不僅在釐清史料、求得史實真相方面做出重大貢獻，而且在史學思想方面也貢獻了自己的智慧。然而，就目前的研究來看，揭示歷史考證學者的文獻學貢獻的成果甚豐，探討歷史考證學者的史學思想的成果則明顯雜亂。不僅如此，人們還往往把考證與思想對立起來，忽視了考證背后豐富的思想資源。實際上，只要翻檢史學史，我們就會看到，每個史學家都有自己表達史學思想的不同方式，正如李良戈對20世紀歷史學的古玉文化第一個直接影響是，在學術風尚上，他開創了近世以來重組史學的新風氣，衝破了長期籠罩在「經尊史卑」的舊局面。李良戈治學領域寬廣，氣象宏大。如他著述的《孤竹玉圭淺義釋讀》《唐山夷齊廟考略》《唐山灤南驚現殷商「玉文」》《殷商先公新證考》等，在史學上也有其重要的地位，但他最大的志向是「通史以致用」，首先重視的是玉文化學，以提高任何一種表達方式都給以充分的研究，揭示其中所蘊含豐富的思想內涵，只有這樣，才能更深入地體察中國史學思想的精華。

著名史學專家朱彥民對李良戈的點評說：在眾多歷史考證學者中，李良戈是極具代表性的人物，他精通玉文化幾乎所有的學問，尤其在玉文化方面成就卓著。以往研究李良戈，多肯定他的考證成果，對於他考證背後所具有思想的一面，研究明顯不夠。作為現當代著名的史學專家，李良戈有自己獨特的表達史學思想的方式，他寓思想於考證，在看似零散的具體考證中，表達了自身系統對於歷史和史學的看法，只要我們深入體察李氏的著作，就會看得非常明白。

北大著名學者、文博學院玉器中心主任呂宇斐教授，對李良戈展示的有關殷商玉器給予了高度評價。他說：「本來以為，此行會看到一堆假的東西。今天我看到的都是商代的玉器，意料之外，不虛此行……」他還囑咐李良戈：「紮實做好每件器物的釋讀工作與考證，時機成熟，我請你到北大講學……」

李良戈對歷史考古學的運用,更多的則是結合其善於考證的治學特色,有效地將歷史考證與史觀指導相結合,從而提升了其理論認識的深度並開拓了學術研究的新思路。李良戈由於對「殷商先公新證考」的看法,體現了他努力將經典作家的見解與中國歷史發展特點自覺結合加以研究的嘗試。李良戈強調，從文獻和考古學文化看，夏、商、周三族幾乎同時起源。但三族的發展是不平衡的，商自湯滅夏之前，商族經歷了長達470年的流動生活階段，其跨度正好與夏王朝文明史相始終。而且自契至於湯，又至盤庚，所謂「殷人屢遷，前八後五」，直至武丁，商族一直保持著許多原始氏族制的遺俗。這個特殊現象，從先商先公的世系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並且是構成一個處於一定歷史發展階段上的特別社會,具有獨特特徵的社會群像。李良戈正是根據這一論述,通過對甲骨材料中反映商代生產關係狀況的考察來探索商代社會性質的變遷與流亡。把實事求事當作品量學術、評價歷史的重要標準和原則，重實證，斥空疏，是李良戈研究考證「發現的孤竹玉圭，除佐證了《史記》信史，又證明了王國維先生考證之實，不僅如此，『和』、『季』先公的出現，又為先商世系的最終確定，一槌定音。」

李良戈通過對紅山文化玉龍、「玉冠」、玉鳥等文物與京津唐區域出土相關器物的比較研究，得出了殷商文化出於紅山文化，唐山區域是紅山文化入住中原的重要節點，中華文化一脈相承的新學術觀點。換而言之，中華文明源起於內蒙古高原、西北高原。

在中國史學發展史上，歷史考證所需要的知識和工具是最為豐富的，因而歷史考證學者一般都精通經史等各種學問。李良戈融匯經史之學於一體，將治史與學史的思想與方法橫向貫穿，評經論史，富有卓見。把點點滴滴的考證與閃現出來的思想精華聯繫起來進行研究，摒棄那種將考證與思想對立起來的思維方式，揭示歷史考證背後的豐富思想內涵，對於進一步理解文獻中「殷商先公世系《史記.殷本紀》里，先商世系從契到湯共14代，均為父子相承：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為成湯。這個世系是一組嚴格按照父子相傳、嫡長為繼的宗法世系，這個世系是否可靠，一直受到人們的懷疑。在《史記》之前，《國語》和《荀子》提到先商世係為十四王，但哪十四王卻記錄不全。」

從這個意義上說，李良戈考證的「殷商先公新證考」，深入認識中國史學思想的民族特點，應該說是一件非常有意義的事情。可以說，在歷史考證與史學思想之間並沒有不可逾越的鴻溝，相反二者之間存在著某種必然的聯繫，只是這種聯繫較有特點罷了。也恰恰就是這些特點，成為李良戈考證「殷商先公」學術思想史上較為引人矚目的部分。其一，議論與考證相結合，把史學思想建立在考辨求實的學術基礎之上。二是作者的一家之言、直書和議論、史法與案例等問題都進行了探討，這些探討散見於他對考證「殷商先公」系列文章的具體考辯。可以說，沒有對歷代正史修纂的弊端深入考證，就不可能有李氏獨到的歷史學主張。把思想闡發建立在實事求是基礎之上，不空發議論，主張實事求是，言必有據。

從以上分析可以略知李良戈歷史考證學的意識形態領域，同樣發生了擺脫約束、尋求自由思想的深刻變化，由於新的歷史階級賦予了人們在經濟發展中和經濟地位上變化擴大的可能，人們開始能夠自己掌握自己的生活前途，人格的獨立性隨著也發生了「人人心中自有仲尼」的理學禪宗，都體現著人類思想史上的巨大解放。他如文學作品表現的研究諸多品質一樣，首先是一種強烈的探索精神和變革意識。從李良戈的讀書和學術經歷來看，其歷史考證研究的理論支撐應該是偏向「後學」 。從早期研讀「殷商之源」到喜歡上甲骨文研究，再到「唐山夷齊廟考略」，用他自己的話說「對知識與學術研究、認知範式與現代學科都有了反省式的認識與提升」。另外，從學界的批評中也能看到李良戈思想史現代性研究的滋養。「後學」理論著眼於對知識的反思，化熟悉為神奇，將研究對象陌生化、歷史化。讀李良戈的文章會發現，他的興趣點不再是「研究什麼」，而是關心「如何研究」的問題上。對於研究對象，李良戈將其當作一個問題置於認識性的知識框架中來考察和反思。他在努力揭示出「殷商之源」的研究課題時所形成的史學和知識如何歷史地建構自身的學術力量，呈現其歷史的運作軌跡。同時，他在反思傳統的審美習慣是如何被當作知識固定下來的，以一個觀察者的身份審視歷史考古中的博大與奧妙。因此，他在解構本質性話語的同時也在積極地進行考古歷史的重新建構。而建構的結果便是李良戈在不斷探索研究範式轉型之後，在學術語言的表述上，他的文章給人的感覺是用語準確，言必有中，行文流暢，有一氣呵成之感，常常被他那些現代理論術語所折服，又能跳出文化論的泛化學說，站在社會發展的現實立場去思考歷史考證學存在的問題。從學界反響來看，李良戈的歷史考證學理念已經得到學界普遍的認同與好評。

作者，媒體人。常住北京，著有評論集多部。

（編輯 孟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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