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史」來到中國三十年

迄今成立四十年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有一套「鎮社之寶」，就是「劍橋中國史」系列（中文版）。

「劍橋中國史」系列（中文版）推出三十餘年來，贏得了包括專業研究者及普通讀者在內的各類人群的廣泛好評。如今，這一書系每年發貨大約2萬套左右，對於大部頭學術圖書來說，這幾乎是天文數字。

這套堪稱反映當時國外中國史研究的最高水準和最新動向的叢書，是怎樣走到中國的？三十餘年間，經歷了哪些波折？

一

時光回溯到四十年前。

1977年5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在原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的基礎上成立，1978年6月成立了與中國社科院旗下各所平行的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從一開始就致力於出版和引介最高水準的人文社科學術著作。1977年至1982年任中國社科院歷史所副所長的梁寒冰（1909―1989）向所里編譯室的張書生（1919―1997）和楊品泉等人指派了翻譯「劍橋中國史」特別是「劍橋中國晚清史」的任務。

「劍橋中國史」隸屬於「劍橋歷史叢書」。 在英語世界中，劍橋歷史叢書自20世紀起已經為多卷本的歷史著作樹立了樣本，其特點是各章均由某個專題的專家執筆，而由各卷學術地位較高的編輯中的主導編輯總其成。由阿克頓爵士規劃的《劍橋近代史》（16卷本），於1902—1912年問世。以後又陸續出版了《劍橋古代史》和《劍橋中世紀史》，史稱「劍橋三史」。除此之外，劍橋出版社還出版了一系列的地區國別史和專題史，包括「劍橋中國史」系列，「劍橋哲學史」系列，《劍橋基督教史》等等。20世紀50年代--70年代，劍橋出版社組織專家對《劍橋近代史》和《劍橋中世紀史》進行了重寫，出版了《新編劍橋世界近代史》（14卷）和《新編劍橋中世紀史》（7卷8冊）。「劍橋中國史」則由當時美國和英國最富盛名的中國學大家費正清和崔瑞德聯袂擔綱總主編。

最早翻譯「劍橋中國史」的學者中，歷史所編譯室的張書生曾畢業於「中央」大學歷史系；楊品泉1950年畢業於滬江大學，外語紮實，對西方經濟史興趣濃厚。編譯組將率先譯好的「劍橋中國史」第10卷交給了出版社，後又譯出第11卷，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年2月以「劍橋中國晚清史」為名分上下冊一同出版（其英文版1978年出版）。

1990年代的大部分時間裡，「劍橋中國史」中文簡體字版的核心出版人之一和學術終審是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總編輯王俊義。而在最早介入「劍橋中國史」的譯者中，楊品泉是參與翻譯卷數最多、延續時間最長且唯一健在的，他在年近八旬時仍欣然接受出版社之邀，不辭勞苦地參與2007年1月版《劍橋中國明代史（下卷，1368-1644年）》的翻譯和校訂。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最早具體負責引進「劍橋中國史」的歷史編輯室主任謝亮生2005年1月5日謝世，1990年前後擔任該社負責人的鄭文林也已退休，他和王俊義在1990年代末將這一「鎮社之寶」的出版接力棒傳到了新一代出版人孟昭宇、趙劍英、曹宏舉和馬曉光、郭沂紋等手上。

二

1992年，社科出版社取得了在中國大陸出版「劍橋中國史」中文簡體字本的獨家授權。由於英文版的出版不以中國朝代的時間先後為序，而是完成哪卷先出哪卷，社科社也就相應翻譯出版各個卷次。在出版時，他們接受專家的建議，沒有按照英文原版以《劍橋中國史第ｘ卷》為書名，而是以斷代書名代替並標明迄止年代。

2000年，劍橋大學出版社開始在北京設立代表處，雙方的合作日益加強。「劍橋中國史」的第一個版本從謝亮生開創後，經范明禮、馬曉光延續，謝亮生和馬曉光參與其中多卷的翻譯。在1990年代末和21世紀初，學術出版一度出現滑坡，「劍橋中國史」因其開本、紙張等落伍而經歷了幾年短暫的滯銷，讀者和譯者也指出了叢書中存在的一些翻譯問題。

有鑒於此，當時擔任歷史編輯室主任的郭沂紋，在前後兩任社領導張樹相、李茂生和孟昭宇、趙劍英、曹宏舉及馬曉光的大力支持下，與同事張小頤、李炳青、史慕鴻及特約編輯郭沂漣一道，於2003年至2007年間重新組織了叢書的校訂和翻譯。其間，由於當時中譯本的合同已到期，郭沂紋逐一聯繫了譯者，逐卷簽定了新的出版合同。

2007年1月，新補充進來的《劍橋中國明代史（下卷，1368-1644年）》出版，歷史學家黃仁宇撰寫了其中有關明代財政的章節。

新版「劍橋中國史」上市後，第一次印刷的6800套很快售罄；第二次印刷時增加了外包裝箱；2009年上半年又進行了第三次印刷。這些銷售業績需要歸功於幾代出版人：謝亮生、張定、吳家洵、李凌、余順堯、鄭文林、吳元梁、王俊義、張樹相、李茂生、孟昭宇、趙劍英、曹宏舉、馬曉光……郭沂紋至今記得，從總參三部退休的翻譯家李殿昌則在癌症複發、剛做完手術的情況下，校訂了《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下卷，1966-1982年，「中國革命內部的革命」）》100萬字的書稿。中國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員劉敬坤在80歲時，還用兩年時間逐字逐句校訂了《劍橋中華民國史（上下卷）》近二百萬字的書稿，「邊校邊改，一筆一划全部抄在方格紙上」，「他說，修改好這兩本書是他此生最後的心愿，一定要留給後人一部像樣的東西。」

三

如今呈現在全球讀者面前的「劍橋中國史」系列，已經不再是崔瑞德和費正清最初所簡單設想的「一部有內容的基礎性的中國史著作」，該書憑藉極高的專業型、學術型、權威性，被公認為是代表西方中國史研究新水平、新動向的學術著作。

自20世紀八九十年代陸續翻譯引進到中國，「劍橋中國史」極大地豐富了我們的思想，開闊了我們的視野，影響了一代史學家，促進了中國歷史學的發展和中外文化的交流。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楊奎松表示，《劍橋中國晚清史》乃至整個「劍橋中國史」「進一步加深了(我對)外國學者對中國近現代史研究在史料掌握和分析理解上存在頗多欠缺與不足的印象。此前一直在看《中國季刊》等著重刊載中國近現代史研究成果的刊物，就已發現國外學者在文獻史料發掘和利用上，往往會晚於中國學者兩三年的時間。讀了『劍橋民國史』和『共和國史』，就更能看出這方面的問題來了。」

據悉，社科出版社已經翻譯出版的有《劍橋中國秦漢史（公元前221-220年）》《劍橋中國隋唐史（589—906年）》《劍橋中國遼西夏金元史（907—1368年）》《劍橋中國明代史（上卷1368—1644年）》《劍橋中國明代史（下卷1368—1644年）》《劍橋中國晚清史（上卷1800—1911年）》《劍橋中國晚清史（下卷1800—1911年）》《劍橋中華民國史（上卷1912—1949年）》《劍橋中華民國史（下卷1912—1949年）》《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上卷1949—1965年）》《劍橋中華人民共和國史（下卷1949—1965年）。

目前，劍橋大學出版社和社科社的合作已擴展至「新編劍橋世界近代史」、「劍橋古代史」、「新編劍橋中世紀史」、「劍橋基督教史」、「劍橋哲學史」等系列。《劍橋中國史》叢書也將於近期推出《劍橋中國清代前中期史（上卷1645—1879年）》、《劍橋中國宋代史（上卷907—1279年）》和《劍橋中國先秦史（文明的起源至公元前221年）》三本新書。全書將重新裝幀設計，以全新的面貌上市。

四

「劍橋中國史」既完整地體現了西方中國斷代史研究的成果、方法和態度，為中國學者提供了一個了解西方中國史研究的機會，也推動了西方中國史研究和中國史學研究的相互理解與交流，從而推進中國史研究的新發展。這套叢書之所以四十年來保持頑強了生命力，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社長趙劍英認為，主要原因之一還是「劍橋中國史」的編纂特色鮮明，極具價值。

「劍橋中國史」在編寫體例和研究方法上可為中國史學界提供某些借鑒。從編寫隊伍上看，每一卷的主編都是該斷代史領域享譽世界的專家，其作者陣容在西方學術界可謂集一時之選。在編寫方法層面，在引進這套書之前，我國史學界在通史的編撰方法上，多是一個主編、一條主線、體例統一、編年敘事方式。」趙劍英表示，在內容上，往往注重政治外交和思想史，而輕文化社會與經貿，在這點上「劍橋中國史」顯示出其獨到之處。從總體來說，「劍橋中國史」中文版最大的特點在於體現了國外學者不同的史學研究方法與編寫方法。例如，在一卷書中，可以融進不同的觀點和最新的研究成果，供讀者自己評判。

正如這部書序言中寫到的，編寫此書的目的是「為西方的歷史讀者提供一部有內容的基礎性的中國史著作」。「劍橋中國史」兼顧了普及性與學術性。同時，「劍橋中國史」的學術性並未因兼顧普及性而削減。清代前中期卷主編、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教授裴德生曾表示，史書集合原始材料並徵引世界各地專家學者專著，意在就特定議題提供一種最好的描述，它包括精確的史實和謹嚴的闡釋。對於學者，史書為其提供了翔實的中文原始材料以及主要二手文獻的可靠描述和書目指引。

來源：中華讀書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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