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對時代洪流，平視日常生存里的涓涓詩意
那是一種感覺。
這是採訪時萊拉最常說的一句話。
身為東歐紀實電影的代表人物之一，萊拉已成為歐洲各大影展的常客，但對華語世界的觀眾來說，她的名字相當陌生，一如她的祖國拉脫維亞。
作為導演，萊拉不追逐，選擇等待，用鏡頭釣取真實日常中的「電影」。汪正翔 / 攝影
萊拉出生的1962年，當時拉脫維亞還在蘇聯體制中。赫魯曉夫下台，戈巴契夫上台，她走進培養出無數傳奇影人的莫斯科電影學院，在時代洪濤中拿起攝影機。
獨立前夕 第一部作品誕生
1991年蘇聯解體前夕，民眾湧入廣場，在革命的激情中舉起拳頭。藝術創作獲得自由的空氣，影像工作者紛紛將鏡頭轉向街頭，等著見證歷史性的一刻，但萊拉沒有這麼做。
電影《盧比克斯之路》。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 / 提供
「我當時在拉脫維亞，街頭示威不斷，很多事如旋風般發生。作為一個人，我參與這些活動，但作為導演，我想做不一樣的事。」
萊拉將鏡頭轉向兒童醫院，拍攝她的畢業製作《麻布日記》。一位運送麻布床單的卡車司機，隨著搬運、分類、整理的日常，生死一幕幕上演，她甚至沒有走進醫院，僅僅是待在牆外。
11分鐘的《麻布日記》已標誌出萊拉往後的作品風格：簡短、詩意、日常。這部作品於同年獲選坎城影展，幾個月後，蘇聯解體，拉脫維亞獨立。
之後，萊拉進入報社從事新聞工作，並維持一年至少一部作品的豐沛能量。兩個身分、兩種媒介，她以記者之眼尋找電影素材，以影像之眼撰寫專欄，報紙上的小方塊，就是她執導的一部小電影。
時間，是唯一的區別。
電影《瘋雪》 。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 / 提供
不同於講求時效的新聞寫作，拍攝電影得投擲大把光陰，尤其萊拉的作品常被歸類為慢電影。她熱愛腳架，常用定鏡拍攝，以鏡頭作畫框，看似靜止不動，框內卻自有動靜。沒有旁白，也幾乎不用對白與配樂，這樣的慢與靜總能將觀眾勾入其中，更緩更沉。
此時此刻 那是一種感覺
看過萊拉作品的人或許都有一種感覺，彷彿她把腳架一放，電影就這樣發生了。
她在時光長河中釣魚，等著世界走進她的鏡頭。萊拉視等待為工具，也是她為自己設下的遊戲規則，攝影師想追，但她決定待著，一隻鳥飛走了，會有另一隻鳥飛進來。於是，她在垃圾掩埋場靜待朝暮與生死，拍出迷幻唯美的《夢之地》。
釣魚的人總是沉默，但他們知道地點很重要。站在拉脫維亞通往白俄羅斯的小鎮道路，同樣的電線杆、樹林與小屋，春去冬來，看似沒有魚的地方，卻因萊拉的慧眼與耐心，化作詩意又幽默的《哈囉！馬》。
然而等待也可能一無所獲，萊拉如何知道這裡有戲？「那是一種感覺」。難以言詮的感性引領她來到時空的交叉點，《煙囪》就是如此。意外路過瞥見的一景讓她直覺「這裡可以拍」，於是她帶齊裝備回到舊地，拍出小女孩嬉戲的詩意日常。
儘管拍攝過程如此緩慢，萊拉卻是剪接快手，而且她全程參與剪接工作。剪接是她布局聲音與影像的遊戲場，獨特的影像節奏總有令人發笑的幽默感。
釣魚的人如何取捨？「我會保留所有好的鏡頭，不是技術上的好，而是有趣的！」接著將鏡頭分類，思考彼此間的關聯，尋找合適的編輯點，這是一個排列組合、邊玩邊找的過程。
「我不執著故事本身的邏輯，有時候重要的不是鏡頭裡發生什麼事，而是透過剪接，讓影像接續如鎖鏈。」
電影《夢之地》、《水》、《黎明公社》(上至下)。 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 / 提供
帶著好奇心 在生活找電影
攤開焦點影人的片單，萊拉的作品片名簡短，《渡船》、《郵遞》、《瀑布》，無不取材生活。她總能將平淡的凡人小事譜成趣味盎然的短曲，這種敏銳的感知從何而來？萊拉談起百年前的盧米埃兄弟，1895年的《離開工廠》與《火車進站》都是拍攝生活景象，「對日常有所好奇，是非常自然的事情」。
「重要的是，我不是從上俯瞰，讓他們看起來像螞蟻一樣，我讓自己身在其中，感受他們的悲喜，某些東西就會自然揭露。」於是她拍出《西爾多先生》，80歲的老先生騎著腳踏車，前往7公里外的公交車站，坐在長椅上，開一瓶啤酒，看著人來人往，日復一日。
她在足球場上，將鏡頭對著場邊觀看PK的足球員，哨音響起，歡呼鼓掌，眼前的球員頹喪散場，那顆球始終沒有出現，觀眾卻已對鏡頭外的事件瞭然於心。
「這是視角的問題，站在和他們一樣或低一點的位置，但絕不是站在上方。當你開始這樣觀察，就會找到一些觸動。」
萊拉說自己並不特別，只是很幸運，能用影像把那些觸動捕捉下來。有了這樣的視角，題材便俯拾皆是，即便是平凡如鄰家的故事，也會是有趣的主題，所以她說：「如果你住在拉脫維亞，就拍拉脫維亞吧」。
《關於人生的短片》。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 / 提供
紀錄片，反映真實嗎？
萊拉的作品，題材多元、篇幅精練，有代表拉脫維亞角逐奧斯卡最佳外語片，有唯一超過60分鐘的《黎明公社》，也有長度僅2分鐘的《關於人生的短片》。
這些作品和觀眾熟悉的議題型紀錄片風格迥異，讓人好奇對萊拉而言，紀錄片是什麼？她認為重要的不是議題，也不會因為拍攝紀錄片，而特別關注某個議題，甚至她覺得紀錄片或劇情片並沒有太大的區別，「我就是在拍電影」。
但萊拉也說得明白，她不拍商業片，也不太在乎市場。
「如果在乎市場，我會去拍肥皂劇，那裡百分之百有市場。但我在乎觀眾的反應，因為我不是為自己拍電影，我們需要溝通，不是自言自語。」既然是溝通，她也承認一定有無法相互理解的時刻，「不可能所有的人都喜歡我的電影，那個無法溝通的風險，也是藝術存在的理由吧」。
既然如此，萊拉又是如何看待紀錄片與真實的關係？「這是個很有趣的問題，很多人覺得紀錄片就是反映真實，但我不認為如此，那不是電影的任務。」
相較於劇情片，她認為紀錄片往往會採取更主觀的視角去選取現實，「我們只能站在鏡像前看見真實的反射，我透過鏡頭說出我看到的現實，但未必是真實本身。」
一陣風吹來，床單在黑白畫面中飛揚起來，萊拉說她很喜歡《帕帕基娜》的結尾。她以等待雕刻時光，寧靜如畫，時間繼續在走，直到最後一秒，觀眾都在等待著即將發生什麼，或什麼也沒發生。
那個時刻，那陣風，給了她最好的鏡頭，好的漁夫總是知道哪裡有魚。
本文轉自
木蘭選片：日常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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