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慶施女兒：我與聶榮臻元帥一家
原標題：柯慶施女兒：我與聶榮臻元帥一家
作者｜柯六六
來源｜原載《黨史縱覽》2007年第五期
1956年2月，聶榮臻和女兒聶力合影。
1953年3月6日柯慶施和聶榮臻夫婦。
前不久，聶榮臻元帥之女聶力給我寄來她的新作《山高水長——回憶父親聶榮臻》。來不及回電話謝她，我就捧起書一口氣看了下去。通過力力姐姐那細膩生動的筆觸、感人至深的字句，我的眼前又浮現出我熟悉的聶伯伯的音容笑貌。
小時候，我常見到聶伯伯。
1954年9月，父親柯慶施調到上海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書記，他對上海的科技工作一直很重視。1959年，聶榮臻伯伯當選中央軍委副主席，分管軍事尖端技術研究工作，他每年都要到上海來，把攻克科技難關的任務交給上海市有關單位去完成。聶伯伯和父親在工作上很談得來，每次到上海，父親都要去看他，一起商量工作。
1959年3月，媽媽帶我們姐弟去看望聶伯伯。當時與聶伯伯同住在上海瑞金花園的還有賀龍、劉伯承、羅榮桓、葉劍英等幾位元帥，他們是來上海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當天晚上放映了一部描寫蘇聯兒童在衛國戰爭時期英勇機智地與德國侵略者作鬥爭的影片，片中的主角是個名叫科爾的小男孩。
影片放完之後，聶伯伯親切地摟著我6歲的小弟說：「我也叫你科爾吧。」他用濃濃的四川鄉音把「科爾」說成很有韻味兒的「闊——爾」，於是，在座的賀龍等幾位伯伯也都紛紛叫小弟：「闊——爾！」
聶伯伯來上海常常住在離我們家不遠的興國路招待所。他每次來上海，我都能見到他。有時是聶伯伯和張瑞華媽媽到我們家來，有時是父母帶我們姐弟前去看望他們。如果遇到父親出差去外地不在家，聶伯伯和張媽媽就會接我們去看電影。
聶伯伯喜歡看科教片，記得有一部名叫《沒有外祖父的癩蛤蟆》的影片，是上海科影廠出品的，講述的是我國在遺傳科學研究領域的新成果，這部片子我就是在聶伯伯家看的。
那一天，張媽媽招待我們四個孩子吃蘋果，小妹手拿一隻蘋果，邊吃邊看電影，直到放映結束，還沒吃完。聶伯伯微笑地說：「這個小姑娘也太秀氣嘍！」臨走時，聶伯伯問我：「你爸爸出差什麼時候回來?」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我爸爸沒有出差呀。」聶伯伯一聽就笑了，不再說什麼。
其實，父親確實出差去了，他是去杭州參加毛主席召集的會議，只去一兩天。按照家規，我們誰都不可以向外人透露父親出差的情況，結果我對聶伯伯也保了一回密。我們剛回到家，父親也到家了。父親聽我說了此事之後也笑了：「你這個傻孩子！」我這才意識到自己做了件多傻的事！第二天晚上，父親帶我去看望聶伯伯。我見到他羞愧難當，不知該說什麼才好，而聶伯伯卻當什麼事也沒有發生過一樣。
我知道聶伯伯的心臟不大好。1960年7月，中央在北戴河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我也隨父母去了北戴河。一天，我跟著父母去看望聶伯伯，可是我們沒有見到他。張媽媽愁容滿面地告訴我們，聶伯伯心臟病又發作了，在卧床休息。父親曾問過聶伯伯，心臟發病時有什麼感覺?聶伯伯用手比劃著，說如同扭絞。聶伯伯的話雖不多，但我可以深切地感覺到聶伯伯發心臟病時的痛苦。
在艱苦卓絕的戰爭年代，聶伯伯一直為中國人民解放事業英勇奮鬥，身體健康受到很大的損害。全國解放後，他一刻也沒有得到休息，又開始為抗美援朝、建設祖國、發展國防尖端科學技術等等國家大事，終日操勞。操心過度就造成了心血不足，心臟就會出現各種癥狀。
聶伯伯與父親一樣，對工作總是精益求精、認真負責，考慮問題全面細緻周到，對黨和人民的事業盡心儘力，嘔心瀝血。他們都身為知識分子，何嘗不知養心之道、養心之要？可他們更是革命者，獻身於黨和人民的事業，早把個人的生死置之度外了，這也更加重了他們身體的負擔。
1964年夏天，父親因病手術後去北戴河養病，聶伯伯也在北戴河休養。他們互相關心,經常問候。1964年底到1965年初，父親在廣州養病，住在省委小島賓館一號樓，聶伯伯住在廣州軍區留苑賓館。父親的體力有所恢復後, 時常拄著手杖或扶著兒女的肩頭去聶伯伯家坐坐。聶伯伯送父親出來時，總是邊走邊談，一直把父親送到家門前。
聶伯伯也時常前來探望，兩人坐在沙發上懇談。聶伯伯回去時，父親陪著他穿過一號樓的庭院，送出了大門，兩人又沿著江邊漫步，邊走邊談，直走到聶伯伯住處留苑賓館的門前。平時同樣寡言少語的聶伯伯與父親見了面，總有說不完的話。
早在1945年，媽媽還在張家口華北聯合大學教育學院讀書時就認識聶伯伯一家。媽媽對聶伯伯敬如長輩，在與父親結婚前還徵求過聶伯伯的意見。聶伯伯和張媽媽對她一貫關心愛護。1965年初，父親病重，聶伯伯見媽媽為照顧父親的病而心力交瘁，臉龐清癯，就專門定做了媽媽愛吃的廣東點心馬蹄糕送來，使媽媽十分感動。
父親去世之後，聶伯伯更加關心我們。1965年夏天，聶伯伯和張媽媽從北戴河託人帶桃子給我們，寫信約我們去北戴河。
1966年4月9日，父親去世一周年。當時在杭州休養的聶伯伯約請媽媽去杭州調養。在杭州，聶伯伯和張媽媽邀請我們去他的住處丁家山吃飯、看電影，約媽媽去開滿梨花、桃花的山上賞花，到西湖畔散步，盡量分散媽媽悲傷的心情。聶伯伯於4月27日回到上海後，還和張媽媽特地接我們幾個留在家裡的孩子們去吃飯、看電影。
「文化大革命」後期，力力姐姐到上海來出差，她告訴媽媽，聶伯伯1969年被迫離開北京「疏散」到邯鄲，期間發生皮膚過敏，久治未愈。媽媽聽後十分著急，連夜找到父親曾經使用過很有效的中藥方，請華東醫院中藥房配好葯，交力力姐姐帶回北京給聶伯伯試用。
1975年，媽媽到北京小住，得到了聶伯伯一家的親切關懷。每逢節日，他們都會請媽媽到家中去吃飯。聶伯伯家修房子時，搬到三座門軍委招待所暫住，每逢放電影總不忘通知我們。一次放映的是我看過的一部反特片，我以前曾被其中一個突如其來的鏡頭嚇得叫出聲來，當時還嚇著了鄰座觀眾。儘管我知道聶伯伯閱歷豐富，但我還是深怕他的情緒因此受到影響，於是就在這個鏡頭出現前一刻告訴了他。我由衷地希望聶伯伯平平安安。
那一段時間，我經常有機會與聶伯伯見面。那是一個沉重的歷史時期，聶伯伯的身體不好，心臟病時有發作。為了使聶伯伯心情稍微舒緩一些，我時常和他說說聊聊。一天，我見他身穿藏青滌棉卡中山裝和綠軍褲，就問：「聶伯伯，空軍穿藍褲子綠上裝，陸軍穿一身綠軍裝，您這一身服裝屬於什麼兵種啊？」
聶伯伯緩緩地用四川話說出兩個字：「民——兵。」把全屋的人逗得哈哈大笑。
在那個笑容罕見的年代，我發現聶伯伯不僅平靜沉穩，還非常機敏幽默。
1976年春寒刺骨。周恩來伯伯的去世，給大家的心頭壓上一塊沉重的大石頭。聶伯伯心臟病又發了，那時他住在西山。張媽媽知道我曾為李先念叔叔做過針灸治療，就打電話要我給聶伯伯也試試這種療法。
聶伯伯疲倦地躺在躺椅上，一見到我就說了一句讓我險些掉淚的話:「六六啊，我快要走到頭了。」
我忙緊緊握住他的手，又低頭給他把脈，不讓他看見我的眼淚，說：「聶伯伯，您現在的癥狀不過是暫時性的，經過大夫們的精心治療，一定會好起來的。」
後來，聶伯伯在301總院陶國樞等大夫的精心治療下，病情漸漸穩定，而且此後穩定了十幾年。聶伯伯不僅成功地領導我國尖端科技事業取得飛速發展，而且還同301總院的醫學專家們一道創造了一例心臟醫學的臨床奇蹟。
1983年底，我們隨媽媽離開上海定居北京。剛到沒幾天，新家還沒有收拾好，力力姐姐就與她的丈夫丁衡高大哥、女兒聶菲代表聶伯伯和張媽媽前來看望我們。過了幾天，我們帶著從上海家院子里盛開的臘梅樹上取下的花枝去看望聶伯伯。聶伯伯喜歡臘梅。
數年未見面了，看見身體比以前虛弱很多的聶伯伯和張媽媽，我心疼的淚水一下子涌了出來。
我的外甥小陽陽依偎在聶伯伯躺椅邊，爺孫倆聊了起來。聶伯伯親切地拉著4歲陽陽的小手問他叫什麼名字，又說他像個小海軍。那天，小陽陽穿的是一套我為他設計裁製的海軍服。雪白的上衣，白披肩領上鑲著兩道海藍色細條，胸前的白色小領帶上用絲線綉出天藍色與紅色相間的鐵鏈船錨，陽陽穿上這套衣服顯得很英武。不知是因為聶伯伯的和藹親切，還是因為我們與聶伯伯的兩代情緣，小「海軍戰士」在偉大的元帥面前絲毫不拘束，就像見到一位熟識的爺爺。
那天，雖然拜訪聶伯伯的時間不長，但大家的欣慰與愉快無以言表。
以後，張媽媽一直像對待親人一樣關心著我們，經常親自打來電話問候。她知道媽媽心臟病的情況之後，特地請聶伯伯的主治大夫陶國樞主任到家裡來為媽媽診治。
1986年夏天在北戴河，我和外甥陽陽隨媽媽去看望聶伯伯和張媽媽。86歲高齡的聶伯伯聽力不如從前了，與他交談需要經過周秘書的複述。我坐在聶伯伯的身邊，與聶伯伯雙手緊緊相握， 他的眼神依然是那麼慈祥與親切。我說：:「我真希望能把自己年輕的生命力通過我們緊握的手傳輸給您！」聶伯伯慈祥而深情地微笑了。
丁衡高大哥為我們與聶伯伯、張媽媽拍下合影。媽媽和張媽媽並排站在聶伯伯坐椅後面，笑得又甜又美。陽陽在聶爺爺的身邊，祖孫二人雙手相握。我摟著聶伯伯的肩頭。這是我們與聶伯伯的最後一張合影。
1992年5月14日，聶伯伯去世了，我如同失去父親一樣萬分悲痛!
媽媽當時卧病在床，囑咐我為聶伯伯送去鮮花。我選用紅玫瑰組成了大花籃，因為我實在找不出比紅玫瑰更能表達我的至深情感的鮮花了。我在花叢中潔白的緞帶上寫著：「敬愛的聶伯伯，我們永遠愛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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