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合天地——記端方舊藏同姜鬲

中國早期青銅禮器的使用有著嚴格的等級限制，如青銅鼎、鬲等皆由陶器發展而來，本為炊具，其作為禮器在西周達到頂峰，成為周禮中代表統治階級身份地位的重要組成部分，換言之青銅禮器的應用是支撐周朝文化倫理的重要符號體系。且早期青銅鼎與青銅鬲在形制與用途上都非常接近，直至西周早期的青銅銘文中仍有「鼎」、「鬲」二字混用的狀況。東周時，禮器作為階層象徵的功能已經開始向裝飾功能轉化，故而聖人有「觚不觚、觚哉」之嘆（出自《論語?雍也》）：不合禮制的觚還能被稱作觚嗎？此觀點亦即孔子主張名實相符的「正名」思想的重要體現。

秦漢以後，青銅禮器逐漸式微，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各種漆器、玉器、鐵器在社會生活中大量應用。對青銅器的需求，無論從符號功能、裝飾功能還是實用功能都走向下坡。宋代大量商周青銅器出土，在代表儒家崇古審美的士大夫階層中掀起鑒古與仿古之風，文人熱衷對青銅器物與銘文的研究、通過對出土真器的考據來證經補史，這樣的風尚進而催生了一門全新的學科——金石學。其代表人物如歐陽修、趙明誠，論文學修養與社會地位皆為當世翹楚。晚清時期，隨著生產技術與社會的發展，譬如推廣工業發展的洋務運動的興起帶動了中國各地築路基建事業，同時上層文人貴族對青銅器的收藏風氣，共同促進了這一時期對出土文物的挖掘，其中較為著名的青銅器收藏大家如端方。

端方（1861-1911）字午橋、號匋齋，正白旗，清末著名政治家、金石學家，一生收藏甚豐，尤其在青銅器及銘文碑拓收藏上頗有造詣，現藏台北故宮博物院的中華國寶毛公鼎原曾為端方收藏。端方逝於四川保路運動之後，其家人將其藏品先後授予德國與其他歐美藏家，同姜鬲亦隨之下落不明。

而德國Nagel拍賣行2018年6月即將上拍的一件直欞紋折沿青銅鬲（圖一），非常值得青銅器與金文愛好者考究參詳。此類直欞紋青銅鬲主要盛行於西周中晚期，就器型而言帶有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青銅鬲特徵。該拍品無論器形、紋飾、銘文、尺寸皆與失傳已久的端方舊藏同姜鬲相符（參見1908年版《匋齋吉金錄》卷二）。需要注意的是，《匋齋吉金錄》中記載同姜鬲「高六寸八分深四寸二分口徑八寸七分強腹徑八寸」（圖二）使用的是漢建初尺度量，換算成今制則端方舊藏同姜鬲器高約16厘米、深約10厘米，最大口徑約20.4厘米，與Nagel拍賣行青銅鬲尺寸相符。

圖一：德國Nagel拍賣行103次拍賣第173號青銅鬲。

圖二：《匋齋吉金錄》卷二第五十八頁。

（圖片資料來源：北京大學圖書館)

另外Nagel拍賣行該拍品折沿上有陰文短銘「同姜乍鬲」，「同姜」應指夫族為同氏的姜氏女，「乍」即「作」，「」即「尊」，全句可釋為「為同氏之妻姜氏所作鬲」。筆者將《匋齋吉金錄》中收錄的同姜鬲銘文拓本（圖二）、以及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收藏的匋齋同姜鬲拓片資料（圖三；原拓出自晚清四川總督劉秉璋之子劉體智（1879-1962）編輯的《小校經閣金石文字》）同比放大，再與Nagel拍賣行青銅鬲銘文實物（圖四）比較後發現，舊拓與實物上的五字的字形、間距、甚至字間銅綠與銹土結晶導致的不平整拓紋皆能吻合。

圖三：匋齋舊藏同姜鬲銘文拓片。

（圖片資料來源：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

圖四：德國Nagel拍賣行103次拍賣第173號青銅鬲銘文。

同姜鬲銘文雖然只有五字「同姜乍鬲」，但此五字保存完整，字跡遒勁豪邁，筆勢勻稱圓潤，在字間距的安排上也已出現西周晚期銘文中常見的刻意而有序的字距，實為不可多得的金文研究佳品。晚清青銅器鑒定名家、金石學家陳介祺（1813-1884）曾言「好古必以文字為主也」，指青銅器的鑒定必須注意銘文的辨偽。中國書法講究氣韻，金文亦然。陳介祺《習字決》中所言「一筆有一筆之法」、「一字有一字之樣」、「作字須行氣，氣須自畫中貫，從大處從容來，向大處從容去」、「古人法備精神，大如鐘鼎文行款，有全似散底，而通篇一氣，無不連貫……筆筆站得住，字字站得住，行行站得住」，可見銘文的字中之氣是後人作偽時實難仿造的。

綜上所述，竊以為此青銅鬲應為端方舊藏西周晚期同姜鬲。只是行文倉促，但祈拋磚引玉，不盡不詳之處還待學者進一步研究考證。

而Nagel拍賣行圖錄中提供的拍品來源資料提及：「該拍品出自北德私人古舊收藏，據前藏家提供信息約20世紀20年代已入藏德國，或為德國不來梅市貿易家古舊收藏（其藏品自1894年集於中國）」。結合近幾年歐洲與香港各大拍賣行流出的某德國藏家舊藏的各類端方物品如青銅、玉石、造像、書畫、碑拓等等，筆者推測這些藏品應是源自德國同一藏家亦即巴黎蘇富比2016年春拍所提及的出生於不來梅的德國一著名貿易家兼銀行家（逝於1922年），其藏品自1894年集於中國。而現藏德國巴伐利亞國家圖書館的端方舊藏唐高宗咸亨四年（673）寫經《金剛般若波羅蜜經》，根據圖書館資料此經卷為德國不來梅貿易家早年購於中國、後經由德國漢學家匿名捐贈巴伐利亞國家圖書館。筆者推測此捐贈或亦即來自該家族。過往一般認為端方去世後家道中落，子孫陸續變賣家藏為生；但也曾有傳言端方兄弟在保路運動中被斬首後，其家人為了贖回遺體，在短時間內大量變賣端方藏品予當時活躍於中國的歐美藏家以籌措高額贖金。結合德國該藏家於中國所收集的端方藏品在購買時間上的集中程度，且購得物品的品類之廣與數量之巨，後者傳言或許並非空穴來風。端方一生鍾愛收藏，其在世時不曾有過藏品變賣之事，只是人事變遷，畢生收藏、一朝散盡。

端方收藏青銅器數量驚人，並曾系統整理並拓文集冊，可謂與中國古代文人垂青金石之學的風雅愛好一脈相承。青銅器上的銘文是研究先秦書法的重要資料，對於書法與篆刻藝術的研究皆有重要價值。且書法是古代士人必修技能，所謂觀人觀其字，一個人的書法好壞被認為可以折射出此人品性，書法對文人的重要意義不言而喻。而在字源上的考據本領則直接體現一個人博聞廣見的學識。

《禮記?禮器》中記述：「禮也者，合於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萬物者也。」禮合天地，知禮守禮是中華民族傳統文化中極為重要的一部分，亦是受到儒家學說熏陶的古代文人追求崇古審美趣味的思想根源。在商周時作為國家重要禮器的青銅器，盛於秦漢之前、沒於秦漢之後，而對早期青銅器及銘文的研究最後成為了士人修身正己內容的一部分，恰如同姜鬲在端方逝世後一直下落不明，時隔百年方重現世人眼前，時移事遷，令人不勝唏噓。

(來源：中華兒女河北新聞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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