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阪信號燈事件：闖紅燈引發日本軍警大戰

原標題：大阪信號燈事件：闖紅燈引發日本軍警大戰

經濟觀察報 陳祥/文 今天的日本陸上自衛隊，浩浩蕩蕩的車隊出門救災還得禮讓行人和支付過路費。國防開支里恰恰沒有過路費，車隊只能走不付費的道路，且盡量在夜深人靜少車的時候上路。

戰後至今，自衛隊僅有兩次免費通行的機會，1995年阪神大地震、2011年東日本大地震。這麼有禮、這麼弱勢的武裝力量，不是天然長成的，而是在經歷二戰慘敗、投降繳械、解散後重生而來。

遙想1933年，一個陸軍小兵在城市裡走路闖紅燈，就能引發軍隊和警察大戰一場，最終軍隊佔據上風。那是日本軍隊最威風凜凜的時刻，也是將國家拖向毀滅深淵的初始階段。

關乎到皇軍威信無小事

1933年6月17日中午11時，大阪市北區天神橋筋六丁目的新京阪鐵道前的市內輕軌交叉點，陸軍第4師團步兵第8聯隊的中村正一一等兵正處在假期中，急著去看電影的他走路闖了紅燈。交通巡查（交警）戶田定夫看到了，27歲的交警攔下了24歲的士兵。先是警告，警察隨後把士兵拉到曾根崎警署里。

兩人發生了爭執，升級成警署內打架。士兵的左鼓膜被打破，三周後治癒；警察的下嘴唇受傷，一周後恢復。單個警察與士兵互毆，本是一樁普通的都市新聞，按照1932年2月內務省發布的《關於憲兵和警察官聯絡協調之事宜》，警察與憲兵合作就能輕鬆解決這事。孰料，劇情出現升級，軍部決定利用這次事件來壓倒警察。

就近的憲兵隊聞訊後立即殺氣騰騰來到警署，接走犯事的士兵，隨後發表聲明譴責警察公然侮辱帝國軍人，發誓要跟警察斗到底以爭口氣。

中村的說辭是：「我沒有注意到紅燈，走到了路中間，才發現是紅燈。在馬路前停了下來，但發現有汽車來了，覺得危險就過了馬路。戶田巡查馬上就跑過來抓住了我的脖子。我說：『太不像話了，放開我！』但他不聽，他想立即把我帶去派出所。於是我又說：『我會跟著你去，先放開我！』但是，他還是不聽，所以我就用力掙脫了。巡查從前面拽住我的上衣一直把我拉到了派出所。這時我的衣服扣子全都掉了。過路的人看到這些，就說：『不要對軍人無禮！』於是和戶田吵起來了，我被他打了。我為了躲避而撞倒了他，所以巡查的第二個扣子掉了。」

戶田陳述的事實則是另一回事：「我看到有軍人要闖紅燈，我向軍人提出了警告。但他不聽，還繼續往前走，所以我就要求他去一趟天六派出所，想好好警告他一下。他卻突然給我的下巴來了一個上勾拳，使我受了傷，兩個星期後才治癒，還扯下了我的第二個扣子。就算對方是軍人，我想我履行自己的職責沒有錯。」

兩人截然不同的說法，都刊登在6月18日的《大阪朝日新聞》上。

不巧的是，事發當日，步兵第8聯隊聯隊長松田四郎和曾根崎警察署署長高柳博人都不在崗位上，事情只能越級上報，加速鬧大。6月18日，師團參謀長井關隆昌大佐發表火藥味濃濃的聲明：「此事絕非一個士兵和一個警察的普通事，而是關乎到皇軍威信的重大問題，警察應對此道歉。」

「中村一等兵完全沒有抵抗，假如做錯了事交給憲兵隊也就完事了。」軍部在6月22日發表長篇聲明為中村撐腰，「這是警察對皇軍中的一員的非法暴力行為，也是關係到皇軍感情的重大事件。」

警方毫不客氣回擊：「軍人和警官打架雖然是很遺憾的事情，軍隊是帝國的軍隊，警官是帝國的警官，都承擔著國家的重大責任。就這一點來說，其責任沒有輕重之分。」

案件被移交給大阪地方檢事局，即歸地方上處理。軍隊的囂張跋扈，導致大阪府知事縣忍和第4師團師團長寺內壽一公然決裂。

藉此明確軍人特殊地位

陸軍哪裡肯輕易罷休，7月18日，有軍隊撐腰的中村以傷害罪、名譽損毀罪、職權濫用罪、對公職人員施暴罪等罪名起訴戶田。警方也不客氣，公布中村先後7次違反交通規則。就在這一天，高柳博人因壓力過大而生病住院。寺內壽一得知警署署長住院消息後，為釋放善意，派井關隆昌去探望。然而，屋漏偏逢連夜雨，高柳博人進醫院10天後就病重去世。

最倒霉的人，當屬闖紅燈事件目擊者——高田善兵衛。軍隊和警察都想讓他改口供，一介平民活生生夾雜在日本最有勢力的兩大團體間。兩邊都是巨大壓力，兩邊都得罪不起，他最終選擇了自殺。

軍部一口咬定，處理結果只能是戶田警官道歉和遭處罰，警方當然不同意。事情陷入僵局，最終只能由國家最高領袖天皇來破局。天皇閑來無事向陸軍大臣荒木貞夫問：「大阪的信號燈事件進展如何？」荒木趕緊聯絡掌管警察的內務省，急著解決掉事情，給天皇一個圓滿答覆。

11月18日，繼任的曾根崎警署署長和步兵第18聯隊聯隊長握手言和，攝影師在這一時刻按下快門。事件帶給公眾的感受，是軍隊勝利了，警察屈居下風。

第4師團在10月20日的《大阪朝日新聞》上宣稱：「軍部對本事件特別關注，是因為想要喚起政府當局的注意，表明皇軍建設的本意，明確軍人的特殊地位。」警方的同一日同報紙聲明就顯得軟弱多了：「以往關係都很好的兩者出現了這樣尷尬的事情，讓我們感到非常遺憾。今日，很高興事情得到了圓滿解決。」

大阪信號燈事件後，但凡警察遇到軍人違規現象，一律將犯事者帶給憲兵隊。「自從警察向軍部屈服以後，國內就沒有什麼能抵抗軍部的力量了。接著，軍部開始逐步構建戰時體制。」日本新聞史學者前坂俊之哀嘆這段歷史。

闖紅燈事件中，日本媒體的態度值得玩味，他們或者當「理客中」和稀泥，或者輕描淡寫批評軍部幾句。但也不能怪媒體，他們對軍部的恐懼日益加深。

如《大阪每日新聞》的記者小林信司就敢於維護警察，向軍部猛烈開火，但他遭到憲兵隊的多次騷擾。凶神惡煞，故意把軍刀弄出咔嚓聲的憲兵，厲聲質問他，要求說出信息來源。「你認為陛下的忠誠軍人重要還是內務省的僱傭人員重要？不聽軍部的話就等著去坐牢吧！」言外之意即軍部這些年來的立場，軍人有優先於警察和國民的權利。有幾人能經受這樣的恐嚇和刁難，逐漸的，批評軍部的聲音越來越少了。

這場軍警大戰中，批評軍部最狠的媒體，應該是《信濃每日新聞》主筆桐生悠悠。這位老牌記者、評論家在1933年7月7日寫評論：「任何人都有公共生活和私人生活，軍人也不例外。當他在公共生活中作為軍隊或是軍隊中的一員行動時，才是『皇軍』，直接在『統帥權』的保護下。」不過，當他下個月發表《嗤笑關東防空大演習》時，他通了大簍子而聞名全國。當地在鄉軍人會發起抵制《信濃每日新聞》活動，他被迫離開報社。

軍人曾是弱勢群體

難以想像的是，日本軍人在此前幾年還是弱勢群體。

大正末期到昭和初期，儘管暗流浮動，但日本社會總體上充滿和平氣象，自由主義盛行的大都市裡一度出現抑武行為。身穿軍服成為不光彩的事，彷彿原罪。如在東京和大阪，有人會在電車上當著軍人乘客的面故意談「軍人為什麼要坐電車」，並對著軍人瞪白眼。新聞界常用「軍閥」一詞來稱呼軍隊，軍人佩帶的西洋式軍刀（自1867年明治天皇禁止佩攜日本刀後，日軍到1934年才恢復日本刀）也被城市居民所厭惡。

1925年5月，陸軍大臣宇垣一成砍掉了四個師團，社會驚呼「軍人的寒冬時代」降臨。

陸軍和海軍一度成為「弱勢群體」，甚至出現身穿西服去海軍省上班，進辦公室後再換軍裝的做法。「一般國民起來剝奪軍人的特權，這是過去不敢做的事。他們這樣蔑視軍人，自以為就可以呼吸到自由闊達的空氣了。」日本外交界重臣重光葵說。

抑武現象的大背景，是一戰後國際和平主義氣象盛行。不過國際潮流隻影響到西化的大城市，作為士兵供給源主體的農村基本不受民主主義思想影響，還極力抵制來自城市的「糟粕」。城鄉發展的嚴重不均衡，更是誘導農民敵視市民和知識分子。

持續的經濟沉悶以及大蕭條最終一擊，讓台上的政黨內閣成為替罪羊。經濟窮困、社會動蕩，越來越多掙扎在痛苦中的國民，開始視政黨政府是「道德敗壞的政黨領袖和同樣腐朽的大企業主之間的邪惡聯盟」。充滿錯誤理想主義激情的軍人，堅定了以極端手段取締政黨政治、改造國家的信念。而對於軍部勢力的抬頭，政黨一直缺乏制約手段。「九一八事變」是中國人的心頭最大痛處，卻是大蕭條時期日本人聽來最激動人心的消息。一夜間開拓這麼大片國土，軍人受到了國民的熱烈歡迎和衷心尊敬，他們終於可以再次抬頭挺胸做人了。軍人目空一切的氣氛頓時彌散，他們開始稱國民為「地方人」，叫西服是「商人服裝」。

到了這一天，國內尚能跟軍部叫板的，只有規模也龐大的紀律部隊警察了。警察成為了軍部的眼中釘，軍部勢必要想方設法儘快除去警察勢力。待1936年2月26日，參加「尊皇討奸」兵變的士兵乾脆佔領了警視廳，公布剝奪日本警察執法權。警察用手槍抵抗，當即被叛軍火力壓住，叛軍用步槍、輕機槍射殺10多名警員。

這便是震驚世界的二二六兵變，它是1930年代日本軍隊暴走、一手實踐政治恐怖主義的巔峰。從1930年至1936年，日本經歷了20起重大恐怖襲擊事件、4次政治暗殺、5次有計劃的暗殺、4次未遂政變。所有不幸事件，多少與陸軍有關，陸軍藉此獲得了支配國家的力量，闖紅燈事件正是過程中的一腳步。

(參考資料：《太平洋戰爭與日本新聞》,（日）前坂俊之/著,新星出版社,201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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