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華文獻的傳承

原標題：中華文獻的傳承

中國古代叢書源自南宋，宋高宗嘉泰二年（1202）俞鼎孫、俞經曾編《儒學警悟》，度宗咸淳九年(1273)左圭輯刻《百川學海》，這兩部書被視為叢書之始。此後，刊刻輯纂之風一直相沿，明清之代此風大盛。其中既有民間之力，又有官府之功。中國古代最著名的叢書要數清乾隆年間纂修的《四庫全書》。全書歷時十年編纂而成，分藏七地。共分經、史、子、集四部，計收書3500餘種，79300餘卷，36000餘冊，逾10億字，相當於同時期法國狄德羅主編《百科全書》的四十四倍。該書收錄了清代乾隆以前中國重要的典籍，並且編纂人員皆為當時著名學者，代表了當時學術的最高水準，被譽為中國乃至世界上最大的文化工程。

正是因為有了這些叢書，中國古代文化得以傳承，後人也能從中探索出歷史的痕迹。

但是，由於《四庫全書》由乾隆敕編，本質是為了維護清王朝統治的需要，名為「稽古右文」，實則「寓禁於徵」，因此大量搜羅、查禁、刪改、銷毀書籍。據流傳至今的幾種禁毀書目和相關檔案記載，全毀書2400餘種，抽毀書400餘種，鏟毀、燒毀書版七、八萬塊。同時大興「文字獄」，《四庫全書》開館後10年內竟發生了48起「文字獄」。因此，當後人對《四庫全書》不世之功讚歎之時，也不禁對該書給中國文化造成的災難扼腕嘆息，讓這部標誌性的文化工程徒留殘存的軀殼橫躺在文化的沙漠中。

《四庫全書》之後，新著作層出不窮，中國古代著名的藏書家耗盡畢生精力藏書、刻書，尤其清代乾嘉之後，輯刻之風大盛，輯纂水平空前提高。其時學者精心校勘古籍，這類精校本多匯為叢書刊刻行世，享有盛名者絡繹不絕。如畢沅的《經訓堂叢書》、盧文弨的《抱經堂叢書》、鮑廷博的《知不足齋叢書》、張海鵬的《學津討原》、黃丕烈的《士禮居士叢書》、孫星衍的《平津館叢書》等等，至今仍為學界所重。此風延及清代後期並未消歇。如此以來，民間藏書家所刊刻、輯佚之書浩如煙海，遠非國家「寓禁於徵」所能控制，而這些書籍所包含的內容遠非官修《四庫全書》所能具備。

而今，我們欣喜地看到了《千年藏書大典》的部分成果，讓我們對中華文化的傳承有了更足的信心。北京時代話語圖書股份有限公司打算攜同鳳凰出版社、巴蜀書社歷時十年打造傳世精品。《千年藏書大典》前期先行推出六種：《後知不足齋叢書》、《藏修堂叢書》、《文學山房叢書》、《海山仙館叢書》、《平津館叢書》、《功順堂叢書》，精選了清代六大著名藏書家畢生刊刻、收藏的典籍，計101冊，堪稱中國文化界的一場饕餮盛宴。全書特色，有如下幾點：

一、以民間、私人藏書為底本原貌影印，不經任何刪減、篡改

一般來說，官方修書實力相對雄厚，刊刻質量比較高。民間修書則是較遜，但不能一概而論，許多有實力的藏書家刊刻書籍也是不遺餘力。如，清代著名的藏書家潘仕成是富商，其自序中言：「但凡生平所見有益實用，則不惜重金搜羅，刊刻付梓。」除此之外，民間修書與官方修書最大的區別在於官方修書時為了維護自身利益，往往將不利於自身利益的文字刪減篡改。如，清乾隆編纂《四庫全書》時銷毀了對滿清不利的書籍，據統計為13600卷。焚書15萬冊。銷毀版片總數170餘種、８萬餘塊。除了焚毀書籍，滿清還系統地對明代檔案進行了銷毀。目前明代檔案僅3000餘件，主要是天啟、崇禎朝兵部檔案，也有少量洪武、永樂、宣德、成化、正德、嘉靖、隆慶、萬曆、泰昌朝的官方文書。其餘估計不少於1000萬份明代檔案，已經全部被銷毀了。除了銷毀書籍和檔案外，滿清還系統地對殘存書籍和檔案，進行篡改。除此之外，根據一些近代學者，發現的宋代刻本看，很多描繪金元屠殺的史料，在《四庫全書》中，全部遭到了刪除和篡改。最令人髮指的是，滿清還通過篡改文獻，達到對漢民族進行誣衊的目的。如滿清宣稱，張獻忠立有碑文，曰：「天生萬物，以養人人無一善以報天，殺、殺、殺、殺、殺、殺、殺。」但根據近年四川考古工作者，找到的張獻忠碑文看，實際卻是：「天生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根本沒有七個殺字。如此之類，不勝枚舉，那麼民間修書其出發點並不是為了篡改文獻，很多文獻的真實面目恰恰是通過他們保存下來。如《後知不足齋叢書》中也曾經收錄了乾隆時期的禁書《九邊圖略》，足為後世收書之規。

二、內容廣博，價值極高

《千年藏書大典》全書收錄4000餘種，收錄史料的範圍之廣、數目之眾、內容之豐、價值之大，皆堪稱空前。現僅舉一兩例說明。《海山仙館叢書》刻於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該書共56種485卷，分經、史、子、集四部，有的書未可全，共100冊。難得的是，潘仕成在叢書自序中提到，要選擇前人著作中有益於實用，探討學問以及刊本較少的印行於世，除收入經史筆記著作之外，「收入其術數、醫藥、調燮、種植、方外諸家者流，亦有可觀不妨兼采，惟遊戲無益之作，文雖精妙，多從刈愛」。因此，叢書中還收入西洋譯著《幾何原本》、《同文算指》、《圜容較義》、《勾股義》等等。這套叢書講究實學，博採中外，體現了嶺南開風氣之先的文化潮流，對於研究當時的思想史意義以及學術史意義非常重大。即便如清代著名的金石學家潘祖蔭，在其編輯《功順堂叢書》時，也收錄了《平定羅剎方略》，詳盡記載了與俄羅斯爭端的史實，價值頗高。

三、珍本收藏

中國古代自宋代活字印刷術發明以來，宋版珍藏書籍不僅受學界推重，更為收藏界所重。清代纂修《四庫全書》時，諸多宋版書被篡改，很多學人難以一睹宋版書的面目。但是，諸多宋版書卻為諸多私人藏書家珍藏，並以此刊刻付梓，廣為學人稱道。如鮑廷爵景慕鮑廷博，表示繼《知不足齋叢書》之後，編成《後知不足齋叢書》。家中所珍藏諸多宋版書籍得以面世。如所收《稽瑞》就為宋刊孤本，至為珍貴。至於後面即將推出的《惜陰軒叢書》則是輯錄了宋元明善本34種，如《學易記》、《周易本義爻征》、《虛字說》、《京畿金石考》、《雍州金石記》、《正蒙會稿》、《小兒葯證》、《真訣衛生寶鑒》、《六如畫譜》、《見物》、《表異錄》、《老子集解》，凡12種，皆四庫未收者，或刊本稀少，或舊板遺亡，或僅有鈔本，未經梓行人間，未見書居其大半，今薈萃成編，會諸海內，洵大觀也。《會稽三賦》、《格古要論》、《元城語錄》，茲3種亦經四庫收入，而是書所登有不同者。該書的付梓，使一些珍本、孤本得以流傳至今，因而其在文獻學和金石、醫藥、經學等方面的研究中具有很重要的價值。

自古以來，文化工程是中華民族的內涵載體，從「四庫全書」到如今的「藏書大典」，我們可從其中慢慢披閱浩繁的典籍，也真實感受中華民族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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