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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代高足杯中折射出來的時代文明

一、高足杯的創燒歷史

新石器時代晚期的大汶口文化、半坡文化遺址中出土了大量的酒器,其中黑陶高足杯是目前已知的考古發掘中發現的我國最早的高足杯,這說明早在新石器時代,高足杯就已經出現在人們的生活中。

《禮記》載「執觴觚杯豆而不醉」,這說明觴、觚、杯、豆是當時的酒具。大量考古資料證實,觴、觚不僅可盛漿飲酒還極具觀賞陳設價值,擁有者將其視為權力、財富及地位的象徵;杯、豆在使用傳播的過程中比觴、觚顯得更為實用。所以筆者認為,後來的高足杯是吸取了豆的造型元素和實用特徵,成為古代人們日常的生活必需品而得到了廣泛應用,因而更富有生命力。

黑陶高足杯

中國國家博物館藏·1957年山東安丘縣出土的新石器時代大汶口文化

隨著糧食的剩餘增多,釀酒技術的進步,飲酒成為人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內容,酒器也不斷得到改進,進而衍生出來名目繁多的杯類產品,表現在高足杯的材質上,不僅有陶器,還有青銅、金銀、漆器、玉等質地,它們在考古發掘中屢有發現。在出土的殷商文物中,青銅酒器佔了相當大的比重,其中就有高足杯;春秋戰國時期漆器盛行,漆制高足杯頻頻出現;秦漢時期,玉質高足杯風靡一時。至此,陶制高足杯逐漸被其他材質高足杯所完全代替了。

進入南北朝以後,青瓷燒制的杯類產品大量湧現,其中以南方窯口產品眾多。這一時期酒杯發展在造型上更加實用化,一改之前各朝的長柄、小口細身的陶瓷高足杯造型(如洪州窯、長沙窯等窯口生產出來的杯類產品),更多燒製成10件一套的組合形產品,有的青瓷酒杯還並配有托盤,這類產品在南北朝至唐代墓葬中都常有出現。

宋金時期,景德鎮窯迅速發展,該窯口大量燒制青白釉帶托酒杯,當時的各大窯口也均燒制碗杯類酒具,有的產品還朝貢皇宮貴族。據考古資料,南宋官窯也燒制酒杯等酒具產品。

元代,高足杯燒制最多的窯口有景德鎮窯和龍泉窯,其中,景德鎮窯的產品最豐富。以景德鎮為例,它不僅成功地燒制了青花、釉里紅高溫釉下彩瓷高足杯,還獨創出精美絕倫的高足轉杯。元代樞密院也在景德鎮設立專供窯口燒制卵白釉瓷器,產品以高足杯為主,主供服務於樞密院。1999年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景德鎮湖田窯清理了一處元代「樞府窯」遺址,出土的樞府瓷在器形上以高足杯最為常見;高安窖藏出土的37件卵白釉瓷器中,除22件為碗、碟、注壺、玉壺春瓶等其它器型外,其餘的15件均為卵白釉高足杯,數量佔總數的40%以上。

高足杯在元代盛行,造形出現了較大的變化,這是不爭的事實。元代高足杯的大量湧現,相對於前朝各代的高足杯出現了質的變化,其變化突出表現在造形上:杯身敦厚似碗狀;受藏、蒙少數游牧民族飲食文化的影響,草原游牧或征途中,大碗飲酒、飲茶,這對處於勞頓中的人或許是最好的慰藉。長柄小圈足的造型的高足杯給他們帶來了生活方式上極大的便利,修長的把柄便於他們繫於腰間或掛在馬背,不管游牧或坐卧可隨時用來喝奶漿或飲酒,故而,高足杯是草原游牧民族生活習俗的真實映照。

二、元代高足杯的成型工藝與裝飾藝術

高足杯雖然不是元代的創新品種,但是,伴隨著蒙古族入主中原,高足杯開始大量燒制。尤其是元代成功創燒了青花和釉里紅瓷,其裝飾效果堪稱陶瓷發展史上的創舉。釉下彩瓷的燒制,有力地促進了元代制瓷業的發展,這使得高足杯的造型及成型工藝隨之豐富起來,工藝效果突顯出民俗化風格,富有時代的個性。元代高足杯是當時最具特色的流行器形,顧名思義,它的造形是碗身加高足,碗有斗笠式和弧腹式兩種,高足大致分為竹節式和喇叭式兩類。

元代高足杯的成型工藝和裝飾藝術,在歷代高足杯中最有特色,品種最為豐富。1980年11月29日,原江西第二電機廠(今高安市)基建工地發現一元代瓷器窖藏,共出土239件瓷器,分別為景德鎮窯、龍泉窯、鈞窯、磁州窯的產品。景德鎮窯和龍泉窯產品。在該窖藏中,有造形碩大、品質精良的元代青花和釉里紅瓷器,而數量最多、種類最豐富的是元代高足杯,共計54件,品種有景德鎮青花、釉里紅、卵白釉和龍泉窯青釉,它們工藝精湛,成型工藝和裝飾藝術堪稱歷代高足杯中的上品。其中,青花高足杯9件,釉里紅高足杯2件,卵白釉瓷高足杯14件,龍泉窯高足杯29件。高安元代窖藏是目前為止國內外發現最大的瓷器窖藏,下面介紹幾件有代表性的高足杯,並剖析其成型工藝和裝飾特徵。需要特殊說明的是,其成形工藝,碗身有拉坯和模印兩種,高足把柄皆為拉坯,然後兩段斗接;裝飾手法有印花和彩繪兩類。印花裝飾的碗身是制坯和裝飾一次而成,又有內模和外模之分,使用彩繪裝飾手法的碗身用拉坯成形。

元代青花一束蓮紋高足杯。拉坯成形,分碗身與高足兩段斗接。口外撇,深腹弧收至把,把柄中空呈竹節形,喇叭狀高圈足。杯外壁繪二方連續折枝菊紋一周,內壁近口沿處卷草紋一圈,底心在雙弦紋組成的圓圈內繪一束蓮紋;畫面上一大一小蓮花含苞欲放,在彩帶、枝幹、葉片簇擁下顯得婀娜多姿。白釉釉面光亮,釉色偏灰,青花料色澤略發灰黑,積料處現褐色鐵鏽斑明顯,足端素胎,泛灰白色。通高9.8公分,口徑10.8公分,足徑3.8公分,足高5公分。(插圖2 、插圖3)

參賽類別:精品陶瓷、名家字畫、翡翠玉器、雜項清玩、明清傢具等

賽寶大會地址:湖南省長沙市長沙市嶽麓區車塘河路18號晚安家居文化園!

高安市博物館館藏·元青花一束蓮紋高足杯

元青花一束蓮紋高足杯剖面圖

元代釉里紅彩斑堆塑螭紋高足轉杯。碗身內模印坯成形,杯身與高足預留活動公母榫,兩段斗接。侈口,斜壁,深腹,把柄中空呈竹節形,喇叭狀高圈足,把柄與杯底結合處置「公母榫」斗接,可自由旋轉,設計奇巧。薄胎,釉色泛青,瑩潤光澤,釉里紅呈深紅色。杯外壁下腹堆塑匍匐狀蟠螭龍,器內模印折枝梅、纏枝菊和回紋;杯身內外分別飾釉里紅斑狀紋數塊。此高足杯打破了傳統工藝和裝飾的慣例,以塗抹、潑墨技法結合器物造型,創造出獨特的裝飾藝術效果。足端素胎。通高12.6公分,口徑10.6公分,足高6公分,足徑5公分。(插圖4、插圖5)

高安市博物館館藏·釉里紅彩斑堆塑螭紋高足轉杯

釉里紅彩斑堆塑螭紋高足轉杯剖面圖

元代卵白釉印花荔枝紋高足杯。碗身內模印坯成形,杯身與把手兩段斗接。敞口,直壁,深腹,高足把柄,中空呈喇叭狀。薄胎,胎質細膩潔白,釉汁溫潤如玉。內壁光素;外壁印花,圖案清晰精細,口沿模印二方連續回紋一周,腹部四菱形開光,內飾折枝荔枝紋,開光間飾如意紋,高足外壁模印蕉葉紋一圈,近底處印卷草紋一周。圈足內素胎。高10.4公分,口徑8.5公分,足徑4.5公分,足高5公分。(插圖6)

高安市博物館館藏·元卵白釉印花荔枝紋高足杯

元代卵白釉印花五爪龍紋高足杯。碗身內模印坯成形,杯身與把手兩段斗接。撇口,弧腹,高足把柄,中空,圈足微外撇。薄胎,胎質細膩潔白,釉汁溫潤如玉。外壁光素無紋,內心模印團花蓮紋一朵,瓣內置雜寶紋,內壁模印兩條元代瓷器中極為罕見的五爪行龍紋,首尾相望呈追逐狀,印花紋飾清晰。足內壁一側可見墨書楷體橫書「中和」二字。此杯工藝極為精湛,根據內壁的印花五爪龍紋判斷,推測其為元代樞密院在景德鎮定燒的產品。足端素胎。釉面有泛黃的土沁。高13.8公分,口徑13.8公分,足徑4公分,足高7公分。(插圖7)

高安市博物館館藏·元卵白釉印花五爪龍紋高足杯

元代龍泉窯印花菊紋撇口高足杯。拉坯成形,碗身與把柄兩段對接。撇口,弧腹,喇叭狀高足,實心把柄,底部挖足內凹,足端平切後外沿又呈45度旋削一刀內收。杯內心印折枝菊紋一朵、外劃旋紋一道,外壁光素,高足柄暗刻弦紋兩道,為元代龍泉窯標準器形。該高足杯胎體厚重,質地堅緻,胎呈香灰色,通體施粉青釉,釉質肥厚瑩潤,底足澀胎處露深紅色火石紅。通高9.7公分,口徑12.5公分,足徑4公分,足高4.6公分。(插圖8)

高安市博物館館藏·元龍泉窯印花菊紋撇口高足杯

元代龍泉窯刻花一束蓮紋斂口高足杯。拉坯成形,碗身與把柄兩段斗接。斂口,弧腹,足部台狀,實心把柄,底部挖足內凹,足端平切。紋飾裝飾為杯心內刻劃一圈凹弦紋,中飾以一束蓮紋;外壁口沿下刻弦紋三道,每組三條平行短斜線將弦紋分成九段,下腹部以高足為圓心,刻向心式二方連續蓮瓣紋一周,杯把刻劃弦紋兩道。胎體厚重,質地堅緻,胎呈香灰色,通體施泛黃青釉,釉汁肥潤,釉面伴有冰裂紋,底足澀胎處露深紅色火石紅。高9.4公分,口徑11.7公分,足徑3.9公分,足高4.2公分。(插圖9)

高安市博物館館藏·元龍泉窯刻花一束蓮紋斂口高足杯

綜上所述,高安元代瓷器窖藏出土的高足杯具有如下幾點特徵:首先,製作工藝更為獨特和複雜。它們除了拉坯之外還增加了斗接成型工藝,高足杯在生產過程中難度進一步增大,製作工藝進一步提高。其二,高足杯的造形比前朝豐富。元代杯類產品均為碗狀高足,「杯」的容量進一步放大。雖然,此類頭重腳輕的高足杯並不適合平放於桌面,但是,它滿足了草原游牧民族生活上的需求,碗狀的高足杯不僅可以大喝大飲,還可隨身攜帶,符合漠北少數民族人們的性格。其三,高足杯的裝飾更為豐富。元代不僅獨創了青花和釉里紅釉下彩繪裝飾,還增加了卵白釉、青釉等品種,刻劃、印花、堆塑等裝飾技巧也應用其中。青花裝飾題材的表現內容更加廣泛,具體表現在有文字詩句裝飾,有各類獨具漢族民俗文化內涵的植物花卉裝飾,還有借鑒運用古西域伊斯蘭文化的裝飾題材。總之,這四點特徵均為元代高足杯的成型工藝、裝飾特徵的精妙之所在。

三、高足杯與蒙藏生活習俗

自古以來,在蒙古高原這塊神奇的土地上生活過匈奴、鮮卑、突厥、党項等多個游牧民族。這些民族共同創造了獨特的草原文化。但是,隨著時間的流逝,如今只有蒙古族守望著這片高原,同時也延續著這個民族獨有的藝術審美觀。因此,從地域文化角度來分析,高足杯的使用在蒙古族傳統民俗文化中,無疑有著深遠的歷史價值。

一種民族習俗的形成離不開本民族的生活土壤。蒙古民族長期以來過著一種「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他們擅長用明亮的顏色、粗獷古樸的線條來表達自己對生活的熱愛。他們的生活用具便捷、實用、美觀、大方,是蒙古民族在長期的游牧生活中所形成的藝術美和功能性相結合的產物,其日用工藝品多用金屬包裹後,再進行雕琢,裝飾題材多為描寫生活場景、動植物變形圖案和象徵吉祥的圖騰。蒙古人入主中原後,中原的陶瓷工藝也受其影響而發生改變,元代陶瓷工藝,特別是景德鎮的陶瓷工藝,隨之發生了劃時代的變化,從造型到裝飾,更多地體現出蒙元文化的特徵和符號。這種情況的出現不僅與當時作為統治階層的蒙古民族的生活方式及信仰有關,還與大元帝國的勢力範圍在東亞、西亞乃至波斯、歐亞大陸等地不斷地延伸有關。例如,高安窖藏出土的釉里紅彩斑堆塑螭紋高足轉杯就是一件迎合草原民族的生活習性而生產的高檔工藝品。古代草原民族居住於氈房和帳篷之中,他們席地而坐、就地而卧。當尊貴的客人到來,他們會用外壁堆塑有龍紋或特殊裝飾的高足轉杯盛著馬奶和美酒,轉動杯身,當龍杯紐朝著誰,那他就是今天帳房內最尊貴的客人,這是蒙古人最尊崇的待客禮節。

窯工在製作螭紋高足轉杯時,匠心獨運,在杯身的青白釉上,灑幾塊似雲斑狀的釉里紅,宛如晴空上的彩霞,一隻昂首拱身的螭龍被霞光映紅了身軀,它隨著杯身的轉動,時隱時現,美妙絕倫。這詩意般的創作,將草原民族史詩般的文化及嚮往表現的淋漓盡致。

藏傳佛教傳入蒙古地區後,與之有關的習俗和用品也隨之傳入,在蒙古族人的生活中,隨處可見它們的蹤影。藏傳佛教藝術為蒙古族手工藝品注入了新的內容與活力,在其日常生活用品中,隨處可見藏傳佛教打下的清晰標記,例如,高安元代窖藏出土釉里紅菊紋高足轉杯就是受到藏傳佛教文化的影響而出現的新的高足杯造型。雖然,釉里紅菊紋高足轉杯的用途與帶吊墜的手搖傳經筒有本質區別,但釉里紅高足杯杯身上的穿孔紐或許是用來穿系彩色綢帶,以帶動杯身轉動。結合上述的蒙古族的待客禮節分析,它應該是迎接尊貴客人時所用的一種禮儀酒器,而藏族傳經筒是藏傳佛教器物,但是,它們在造型和裝飾上都或多或少有些相似。首先,它們的造型輪廓都是一個細把柄上頂著一個稍扁的圓柱體;其二,它們的上部都能轉動;其三,上部都有一個環紐——釉里紅菊紋高足轉杯的杯身塑有一穿孔紐,如同藏族傳經筒上的吊墜紐。在已經發表的資料中,高足轉杯僅見高安窖藏中本文介紹的兩件,而高足杯杯身的這種帶紐的設計是孤例,僅僅見於釉里紅菊紋高足轉杯上,這種高足杯同轉經筒在造形和結構上如此相似的情形絕非偶然,它們之間應該有相互借鑒之處(插圖10、11)。

高安市博物館館藏·釉里紅菊紋高足轉杯

藏傳佛教轉經筒

蒙古族,是個善於吸收其他民族優秀文化豐富和發展本民族文化的一個自強不息、富於開拓精神的民族,她為中華民族的文化寶庫增添了許多光彩奪目而獨具一格的文化珍寶。高足杯既是實用器,又是藝術裝飾品,它來源於生活,更服務於生活,元代高足杯中留下了元蒙統治者的深深烙印。高足杯是游牧民族生活中的必需品,它們不僅在游牧遷徙中使用,在征戰時也用來犒勞有功之臣或者將士。元代,高足杯被中原民族所接受,他們在使用其他酒器的同時也積極效仿而使用高足杯,這不僅促使得高足杯的產量提高,處於歷史高峰期,在工藝、造形和裝飾藝術方面也是其它朝代無法媲美的。

四、高足杯與農耕文明的結晶之一——酒

中國是世界上農業發展最早的國家之一,迄今已有1萬年以上的農耕歷史,酒與農業是分不開的,甚至可以說有了穀物農業就有了酒。中國又是世界上最早釀製酒的國家之一,是酒文化的發源地,中國酒文化的發展幾乎與數千年的中國文明發展同步進行。

目前,酒起源於何時沒有準確的答案,不過,世界上最早的酒應該是天工的造作,落地果實自然發酵便會產生酒精;遠古時代的先民收穫穀物後,由於貯存條件非常簡陋,受潮受熱是很經常的事,發霉發芽的穀物若飽和適量的水份,過一些時候它就會被發酵成意義上的酒,這類酒可以說是最原始的糧食酒。隨著農耕文明的發展,人類耕作的糧食收入不斷增加並且出現了大量剩餘,人類受果實和遺留穀物自然發酵成酒的啟示,開始人工釀酒。為追求更高的生活水平,人民便在長期生產生活中探尋新的釀酒技術。中國古代釀酒技藝也因此受到歷朝歷代的高度重視和關注。從北魏(386—534年)賈思勰的《齊民要術》,到北宋(960—1127年)朱肱的《北山酒經》,都將酒麴製作技藝列為專題作重點介紹,並都有詳細的記述。

中國的酒類,歸納起來主要有黃酒、米酒、白酒、葡萄酒及果酒等幾大類。在古代主要以黃酒、米酒、果酒為主。進入宋元以後,釀酒工藝得到進一步改進,在釀造黃酒的基礎上,將發酵過後的酒醅通過蒸餾技術而萃取出酒液。因這類酒大多是無色透明的,故稱白酒。成吉思汗西征時(1219—1260年),借鑒於西亞的哈剌吉技術(阿拉伯語的蒸餾酒),利用中原發達的農業作物,蒸餾白酒很快在中國流行,從應用酸敗的黃酒到固態酒醅為醅料,蒸制出品種頗多的中國白酒。元代,人們不斷釀出新酒並改進酒具,酒和高檔酒具成為一種地位和權利的象徵,高足杯作為一種酒具,也被人們重視,高安窖藏出土的54件高足杯,占窖藏出土瓷器的23%就是例證。

進入元代,隨著蒙漢文化的相互交融,高足杯的製作質量和數量急速上升。有學者對元代青花瓷的器形、數量做過統計,得出了國內所藏元青花高足杯約佔元青花總數的22%的結論,這個百分比同高安窖藏出土的高足杯占出土瓷器的比例是一致的,從中我們可以管窺到元代酒具的生產,勝過歷朝歷代酒具產品的數量。酒類產品的盛行,進一步促進了元代釀酒業的發展,糧食通過深加工進而轉化成優質商品,並成為元代支柱性產業及政府主要稅收來源之一。高安窖藏中出土的元青花詩文高足杯就是這一歷史時期的物證。

元青花詩文高足杯。口外撇,深腹稍外弧,竹節形把柄,中空,高圈足。胎色白中微泛灰,釉汁肥厚光潤,釉色微泛灰,青花發色泛灰黑色,積料處見褐色鐵鏽斑,足端素胎,微泛黃。外壁用青料繪纏枝菊紋,內壁口沿飾卷草紋,內底草書「人生百年長在醉,算來三萬六千場」詩句。書法構體秀美,筆觸酣暢,一氣呵成,氣韻生動,頗具「酒仙」風範。以文字詩句為裝飾題材,在古代酒類產品中可謂鳳毛麟角。通高9.4公分,口徑10.7公分,足徑3.9公分,足高5公分(插圖12)。

高安市博物館館藏·元青花詩文高足杯

高足杯俗稱馬上杯,其造形適用於草原游牧民族善騎喜飲的習俗。酒文化是古代文人墨客重要的文化生活符號之一,唐代著名詩人李白《襄陽歌》中「百年三萬六千日,一日須傾三百杯」的詩句膾炙人口,其本人也被人們稱做「酒中仙」。元青花詩文高足杯詩句應出典於李白《襄陽歌》。

酒在華夏大地上耀世而出之後,它就與中國人的生活和文化緊密結合在一起,而日益密不可分,歷史的長河中更是給人們留下了許許多多關於酒的傳說和故事,「人生百年長在醉,算來三萬六千場」的青花詩文高足杯最有代表性。高足杯作為酒文化歷史的衍生產品,它不僅反映了酒對中國陶瓷文化的影響,更深刻地揭示了蒙漢兩個民族的文化在特定條件下,從激烈碰撞逐漸走向相互交融的歷史。

五、結語

1、高足杯是新石器時代晚期出現的酒具,盛行於元代,是元蒙時期最具代表性的器物之一。

2、高安瓷器窖藏出土的高足杯是元代高足杯中的精華。其成型工藝有拉坯斗接和模印斗接兩種;生產窯口有景德鎮窯和龍泉窯;品種有青花和釉里紅、卵白釉和龍泉青釉;裝飾手法有刻劃花、印花、堆塑、堆貼、彩繪和彩斑等;紋樣題材有文字詩句、花卉、龍紋、螭龍紋以及具有古西域伊斯蘭文化的裝飾題材。

3、高安窖藏出土的釉里紅彩斑堆塑螭紋高足轉杯借鑒了藏族手搖傳經筒的造形和結構,杯身上的穿孔紐推測用來穿系彩帶以帶動杯身轉動,它是一件迎接尊貴客人時所用的一種禮儀酒具。

4、元代,酒和高檔酒具成為一種地位和權利的象徵,高足杯作為一種酒具,也被人們重視。它作為酒文化的衍生產品,反映了酒對中國陶瓷文化的影響,更深刻地揭示了蒙漢兩個民族的文化在特定條件下,從激烈碰撞逐漸走向相互交融的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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