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參加革命七十年，親歷了戰爭與和平的一生，有太多動人的故事！

原標題：她參加革命七十年，親歷了戰爭與和平的一生，有太多動人的故事！

她今年已有84周歲，是一個在南京大屠殺中失去父兄的女孩。

她少年就參軍，一直在皖北參加抗戰活動，1949年5月，與丈夫董銳一起隨21軍來到溫州。屈指算來，參加革命已經67年了。

67年，在這個中國發生歷史性巨變的年代，從早年颯爽英姿的女兵，到改革開放時期奔走城鄉基層的市婦聯主任，再到離休後慈祥的居家老太太，在漫長的人生歲月中，這位親歷了戰爭與和平的離休老幹部，有著許多值得一述的人生故事。

汪道涵夫婦導引走上革命路

晚年的張瑜對曾任上海市長、市委書記的汪道涵和他夫人戴錫可有著深刻印象。

張瑜父親是津浦線上火車司機，同情革命。抗戰前夕，張瑜在現屬安徽的明光小學讀書，出身明光市（當時稱嘉山縣，1994年撤縣設市更名）大戶的汪道涵是該校校長，他的女友戴錫可（後為夫人）則是張瑜的班主任。

當時，汪道涵在南京一帶從事革命活動，張瑜多次看到父親接送汪道涵及接頭聯絡的同志，因此，張瑜小小年紀頗受革命薰陶。

1937年12月，日軍進攻南京，張瑜父親奉命送走最後一列部隊官兵後撤不出來了，南京淪陷，父親和哥哥都在南京大屠殺中被殺，連遺體也沒能找到。

父兄亡故，房子被燒，一家無從生活。母親便帶著不到12歲的她和4個弟妹，一路逃難來到江蘇盱眙縣（與明光相鄰）投靠親友。弟妹還小，張瑜和母親就靠代工卷香煙維持生計。

她用一雙小手捲煙絲，母親包裝，白天黑夜地干，兩天卷10來斤煙絲200包，換得一斤半糧食。張瑜記得，糧食不足，她就挖野菜補充，從而認得十幾種野菜。這是她家最為困難的時期。

1939年的一次邂逅，使她走上了新的人生道路。1939年冬，新四軍五支隊東進來到江蘇盱眙一帶宣傳抗日，在一次宣傳會上，張瑜意外發現演講者正是班主任戴錫可！戴約她晚上來見。

亂世久違，了解情況後，戴錫可啟發她參加抗日隊伍。就這樣，張瑜參加了十六團戰地服務隊。

半年後，她又碰到來部隊慰問的汪道涵（嘉山縣1940年即成立抗日民主政府，汪時為抗日民主政府縣長）。

她年幼文化水平低，迫切要求學文化，在汪、戴兩人關照下，領導將她轉送到我黨主持的淮南公學讀書。

後來，她先是擔任嘉山縣一個鄉的黨支部書記、指導員，正式成為幹部，後又調到縣劇團任政治指導員，調任盱眙縣政府交通局副局長。

革命引路人戴錫可還是她的入黨介紹人，戴曾給她一本《共產黨宣言》，因為年齡小，當時根本看不懂。就因為入黨時年齡較小，因此她的預備期長達兩年。

（戴錫可）

新中國成立後，汪道涵曾任杭州市軍管會副主任兼財經部部長，後任省財政廳廳長兼商業廳廳長等，後任上海市長。

那時張瑜曾去看望他們，受到熱情接待。汪道涵還是像過去一樣，沒有一點架子，汪還不讓叫他市長，說，什麼市長，叫老汪就行了……當時，戴錫可還不斷教導張瑜，現在新中國成立了，要好好學習，跟上形勢……

張瑜的「戰爭與和平」

張瑜是一個真正經歷了戰爭與和平兩種不同歲月的女性。

抗戰末期，她在江、淮一帶負責交通站時，曾化裝為小傭人，護送陳毅夫人張茜及康生、饒漱石的妻子等人過敵占區封鎖線；

1946年解放戰爭爆發，她多次送傷員追趕部隊，一次曾在蘆葦叢中的小船上開黨小組會，討論形勢，組織突圍；

濟南戰役時，張瑜帶支前民工行經山東省小河口時，意外碰到時任21軍後勤醫療隊協理員的丈夫董銳。

當時，他們已很長時間沒有消息了，夫妻戰場相見，自然又驚又喜，但戎馬生涯根本不能有「執手相看淚眼」的浪漫，董銳說了句「生為人民忠臣，死為革命志士」，就匆匆告別，也不知他的部隊要到哪兒去。

對此張瑜卻已滿足了，她說，那個年代，知道沒死就可以了……一年後，張瑜被調到董銳所在的21軍，在軍政治部擔任民運幹事。

1949年渡江戰役時，她帶著一台報話機，一女五男坐竹排渡江。一面被打下後飄落的英國星條旗在江面上蓋住了她，戰士們拿刀子割開旗子才救她脫險。她要了幾塊帶在身邊，幾位女兵說，我們拿這旗子做內褲吧……

1949年5月，張瑜隨21軍來到溫州，先是在溫州市軍管會工作，後在市總工會、地委幹校、市委宣傳部、藤橋區委及市婦聯等部門工作。

婦聯主任是她任職較長的崗位。當時正值「三中全會」後的改革開放，大家對什麼是改革開放都不懂，通過地委、省婦聯組織的學習，聯繫溫州實際，婦聯的同志才開始認識到，一窮二白不是無產階級的標誌，一大二公也不是共產主義，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

三中全會確立的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指導思想使婦聯工作有了新的目標和抓手。自身認識提高後，她們就在地委領導下開展調查研究，下基層宣傳發動，使基層幹部群眾的思想從「以階級鬥爭為綱」的年代中解放出來，鼓勵婦女投身到治窮致富的經濟建設中去。

那時她與地區婦聯的同志一起，幾乎跑遍了溫州的所有縣、區，並深入到公社、大隊。一年三分之二時間在基層，很少呆辦公室。

那時一些人看不起婦聯，曾譏誚婦聯是「干多少算多少，實報實銷」的單位，因此她們就非要干出點業績來不可。

在這過程中，張瑜特別感念當時地委書記鄭嘉順的支持和理解。他總是認真地聽取婦聯的彙報，並作具體指導。

他提出，在新形勢下，婦女工作不能還停留在只搞農業上，必須發展多種經營，根據三中全會要求，在搞好農業生產的同時，要發動婦女發展經濟作物，大搞畜牧業、養殖業、手工業和家庭副業等……

為進一步解放婦女勞動力，婦聯當時還提出家務勞動社會化，發展各類福利事業，辦食堂、託兒所、幼兒園、婦產院等。

當時市區的「縣前託兒所」和「虞師里病殘託兒所」還曾獲得過「三八紅旗單位」榮譽稱號。

（汪道涵）

又愛又惱說董銳

董銳是她的人生與革命的伴侶，說起來還真是緣分。董、張兩人是老鄉，同在一個鎮。

當年張瑜父親在南京當火車司機，董銳父親則在鐵路局工人食堂工作，父輩相識，子女自然也熟悉。

抗戰爆發後，張、董兩家同時逃難到嘉山縣的仇集鎮，互有來往。交往漸多，兩人有了感情，因當時組織上有「二八五團」的規定（即男的要到28歲，有5年革命工作、團級幹部這三條才能結婚），因此直到抗戰勝利放寬規定後，他們在1946年才結婚。

董家雖然家境一般，但董父很重視子女教育。董銳6歲就入私塾讀書，聰慧的他，先生有時讓他教私塾中的幼童。

年輕的董銳追求進步，較早就學習了黨的理論知識，1939年他與幾名農村知識青年一起參軍。

走上革命道路後，在新四軍五支隊五旅任連隊文書、文化教員、指導員。抗戰時期，他曾被日寇機槍擊穿前胸，摘去肺葉，成為二等殘廢軍人。

解放後董銳先是在溫州地委幹校，後任地委常委、宣傳部副部長。

董銳是個對黨忠誠，黨性原則很強的人。張瑜說，別人想找他找關係開後門，根本辦不到，他也從不利用職權為自己謀利，他是個疾惡如仇的人，對拉拉扯扯的一套十分反感。

他是個工作狂，沒有星期天的概念，在地委幹校經常晚上也安排開會。多少年來，他從沒帶孩子上公園。

他也不講究吃不講究穿，對錢沒有概念，在溫州一直是部隊轉業時的工資級別，30多年來從沒加過，也從沒聽他為這發過牢騷。

他們的子女「文革」中失去上學機會，文化不高，董銳就交代子女要憑自己的勞動、技術、知識吃飯，不要謀求去黨政機關、權力部門工作。

「文革」中受衝擊，夫妻雙雙被隔離，但他的信念從未動搖過，他說，共產黨哪是你說打倒，就打倒的！

張瑜說，董銳生活上從不講究，但煙癮很大，還愛喝酒。他個性很犟，叫他少抽煙，根本不聽，因此，他身體不好，當年肺部穿孔的槍傷身體，再加上「文革」時長期住牛棚隔離審查，1983年，還不滿60周歲，就去世了。

張瑜與董銳有6個子女，他們都生活在溫州，遵循董銳的囑託，他們沒進機關也沒經商，都是普通企事業單位職工。

張瑜1983年離休後，到市政協任常委、婦女工作組組長，在這個崗位10年。那段時間，她和工作組一起，搞了些托、幼和關心大齡青年的社會工作，整個婦女組還是比較活躍的。

年近85周歲的張瑜面容慈祥，待人和善，雖也有高血壓等老年病，但精神頗好，記憶力超強，對幾十年前的舊事、人名，記得一清二楚。

從部隊到地方，從南下女兵到離休老幹部，經歷了大躍進、「文革」，一直到改革開放。

67年間，有戰爭的血腥，也有和平年月的辛勞，有悲傷，也有歡愉，她經歷了當代中國從戰爭到和平的全歷程。

如今，老伴離她已有27年，職務、權力離她更久。

今天，她就是一位普通的心靜如水的居家老太太，她把自己的昨天看得很淡很淡。

確實，許多東西都會隨著歲月淡出社會，但她這一代人的不凡經歷、理念、人生價值觀和驕人業績，將永遠為我們所記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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