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上最難判的案為何讓人泣不成聲？

希望

中國史上最難判的案為何讓人泣不成聲?

洪巧俊

這應是中國史上最難判的案，難判難在情理，難在犯故意殺人罪的人是死者冷燕的女兒、女婿和她的丈夫。

2018年6月1日，這一家三口站在被告席上，接受法庭的審判。

報道說，冷燕被確診患有「系統性紅斑狼瘡」，這種病目前尚無法治癒，只能靠吃激素類藥物維持。同時，她還被查出患有腦梗、類風濕關節炎等病症。醫藥費花了十多萬，冷燕的病情仍然每況愈下，還出現了頭腦迷糊、半身不遂、大小便失禁等癥狀。大女兒凡英和女婿張傑一點都不嫌棄，一日三餐，女兒女婿輪流給冷燕喂水喂飯，還要幫她洗腳、擦身、剪指甲、端屎倒尿……這一切，街坊鄰居都看在眼裡。2017年6月，冷燕不小心摔下床，摔斷了左腿。從此身體狀況更加惡化，不僅大小便失禁，全身上下還常常有螞蟻噬咬般的疼痛。冷燕有了輕生的想法，家人當然都反對，但這樣的折磨和痛苦不知道還要持續多少年?

對於病者，是生不如死的痛苦與煎熬，而對於護理她的親人是一種負重，這不僅僅是治療費和護理的勞累的問題，而是當他們看到親人躺在床上痛苦不堪，自己無力且無奈，精神是多麼壓抑與，內心是多麼痛楚。

那是個上午，女婿張傑買回了老鼠藥。冷燕當著家人的面，仰頭一口一口喝了下去。當時，一家人哭成一片。

冷燕這一去，一了百了，再也沒有那種生不如死的痛苦，但她沒有想到她解脫了，卻害了自己最親、對她最好的人，卻讓他們一個個走上了審判台。

「家屬的回憶字字泣血，鄰居們的述說催人淚下。就這個交織著人性、道德與法律的案件而言，我無法完全撇開人性的餘溫，選擇面無表情地對這些家庭成員進行宣判，給這個已殘缺重傷的家庭補上一記重拳。」這是路橋區人民法院的夏俏驊庭長說的一番話。法庭最終判決被告人張傑、樊勇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緩刑五年；被告人凡英犯故意殺人罪，判處有期徒刑二年，緩刑三年。庭審過程中，這家人泣不成聲，陪審員也幾度流淚。

這個案件，讓我想起了那個"我愛生命，但我不願活」的李燕，這是2007年，28歲的李燕，為何就不願活?因為她從1歲起就得了一種醫學界稱之為「超級癌症」的「進行性肌營養不良症」，直到6歲才確診，現在的她全身的肌肉萎縮，一半以上的骨骼變形，喪失全部吃、喝、拉、撒、睡的自理能力。她身患重病27年，想通過全國兩會代表幫她提交《安樂死申請》議案。

誰不會珍愛自己的生命？可當一個人病魔纏身，生不如死的時候，還要連累親人，浪費社會資源，誰又願活在這世界上？！

李蒸為什麼一直要安樂死，因為她再不想看到那幅殘酷、可怕的場景：「黑暗的窯屋的炕上趴著渾身散發著惡臭，滿臉淚痕，微弱的氣息呻吟慘叫的哥哥，卻沒人聽得到，更無人能幫他。」她說，她後悔，恨自己為什麼不早點把這封信發出去，也許，哥不會死的那麼慘，那麼的沒尊嚴，最起碼……「我惟獨就有一個希望,那就是找到支持安樂死的立法代表,幫我向國家提交我的想法」。

生老病死，是自然規律，也是人之常情，既然人都要從生走過死這條路，為何不讓人死得體面點，而減少那些無可救治，又在死亡邊緣線上的人的痛苦？這個話題究竟要爭議到什麼時候？

既然有生的自由，也就應該有死的自由。「法不禁止即自由」，公民選擇「安樂死」是他們的自由。隨著社會的進步，當「優生」的生存觀已經得到廣泛的認同之後，同樣應尊重「優死」的權利，無可救治的絕症患者應當有權利選擇有尊嚴地死去。

再說，一個病入膏肓的病人，在無可救治的情況下，既不危及他人和社會，又可節約社會衛生資源，為什麼不讓他們選擇安樂死？

早在2003年巧哥就發表了《讓「安樂死」案第一人不再遺憾》，然而，他還是很遺憾了，因為他一直希望的「安樂死」至今還不能實現。

2003年8月4日，我國首例「安樂死」案的主要當事人、陝西第三印染廠職工王明成離開了人世。除了撇下為生活所困的妻兒外，他還留下一個爭議話題——「安樂死」。王明成是帶著遺憾走的，因為在生時他強烈要求「安樂死」，但醫院無法滿足他的要求。

我們常說希望是美好的。然而最殘酷的事情，莫過於扼制希望。

作為我國首例「安樂死」案的主要當事人，沒有想到的是17年後，他身患絕症，無可救治，卻不能選擇體面、有尊嚴地死去。王明成患胃癌已有兩年，胃部被切除四分之三，年初癌細胞就擴散到整個腹腔。王明成因不堪病痛折磨，他發出了要「安樂死」的呼聲，只希望像當年母親一樣，早日結束痛苦。

那是1986年，王明成在漢中為母親夏素文實施「安樂死」，成為我國首例「安樂死」案的主要當事人，並因此被逮捕關押，與實施者蒲連升一起被檢察機關以故意殺人罪提起公訴；1991年4月，漢中市(現漢台區)人民法院宣判二人無罪；1992年，漢中地區法院維持原判，兩人被無罪釋放。也就是說王明成為了減少母親痛苦，讓她體面、有尊嚴地死去，才使自己身陷囹圄，過了5年的鐵窗生涯。這個代價是很慘重的。但有一個問題至今困擾著我：當初判決王明成無罪，難道不是要說明「安樂死」無罪？

既然「安樂死」無罪，為何又不能對那些無可救治、生還不如死的人實施「安樂死」？

從1986年，王明成讓母親體面、有尊嚴的死，到今天凡英讓母親少有煎熬與痛苦，也有尊嚴的死去，已經時隔32年，王明成最後判決無罪，為什麼冷燕案還要判他們有罪?今年是改革開放40年，社會在進步，法制不應退步。

我們既有生存的權利，也就應該擁有選擇安逸死亡的權利。對於一個救治無望又遭受病痛嚴重摺磨的人來說，也許生不如死；他們能做的僅僅是忍受病痛的煎熬，增加親人的負擔，這樣的生命質量是毫無意義和價值可言的。用安樂死給以解脫，是其最人道和最慈善的選擇。賦予其選擇「安樂死」以維持生命尊嚴的權利，才是真正的人道，也才是對生命真正的尊重。這既是對病人的臨終關懷，更是人類文明進步的體現。

「我愛生命，但我不願活」的泣血呼喚，也已經10年了，為何就不能促進「安樂死」的司法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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