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瓣9.5，崔永元拍了這片才是功德無量
最近看一個紀錄片看的我精神恍惚。
電梯中，忘記按層數；
超市裡，落下了付過錢的東西。
地鐵上，差點沒坐過站；
這個紀錄片每看一集，我都需要強忍淚水，而後沉默許久。
《我的抗戰》
這套紀錄片取材於崔永元自籌資金，自領「口述歷史」團隊歷時8年採訪中的很小一部分。
一共2季，每季30集左右，每集35分鐘。
8年時間，崔永元團隊採訪了3500個抗日戰爭的親歷者，收集口述歷史影像300萬分鐘。
被採訪者大多是當年的普通一兵，其中90%的人可能既是一生中第一次接受採訪，也是最後一次。
整個過程一共花了一億兩千萬，沒有花國家一分錢。
《我的抗戰》里的老兵的每次傾訴，都帶有血與淚的味道，而我每次的傾聽，也總會有心酸的味道。
抗戰對於我們來說，只是一個辭彙，而對於老兵而言，那是他們用生命記錄的一部歷史。
所以，這部紀錄片本身的重量與意義，超過崔永元本人，更遠超一部紀錄片。
可悲的是，這套節目當時卻沒有一家電視台願意接手，只能在網上進行播放。
原因很簡單，沒有收視率。
至今，8年過去了，《我的抗戰I、II》在豆瓣上分別高達9.4/9.5分。
遺憾的是，看過的人數（1878/291）正如電視台所預測的那樣，冷清異常。
在做《口述歷史》前，崔永元和柴靜有過一段對話。
柴靜：他（崔永元）一句寒暄沒有，談的是都直見性命的事。這些話題我不陌生——讓人失望的現實，缺少良知，缺少希望，玦少堅守的人……
這些話，很多人在攝像機的紅燈面前說，很多人在文章里說，很多人在喝酒後說。
他是在一個平凡的下午，坐在一個並不熟絡的同事面前談這些。
他說話的樣子，就好像，就好像這些東西都是石頭一樣，死沉地壓著他，逼著他。
而看了這部節目後，這塊石頭也壓在了我的心裡。
這部紀錄片，有必要讓更多的人看到。
片中的老兵分屬很多不同的部隊，國軍/共軍/農夫學生士紳組成的抗日義勇軍。
他們都是抗日戰爭中，灑下鮮血去保衛國土抵抗侵略的民族英雄。
正如天安門廣場中心的人民英雄紀念碑前所述：
三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三十年以來，在人民解放戰爭和人民革命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由此上溯到一千八百四十年，從那時起，為了反對內外敵人，爭取民族獨立和人民自由幸福，在歷次鬥爭中犧牲的人民英雄們永垂不朽！
1937年，淞滬會戰爆發。
這是抗日戰爭中規模最大最慘烈的一場戰役，狹長的淞滬戰場上雲集了70萬中國軍隊，幾乎調動了當時中國所有兵力的三分之一。
但戰鬥70多天，上海還是沒能守住。
1937年10月26日，中國守軍開始撤退，攻佔上海城區後的日軍把上海掛滿了太陽旗。
五二四團團長的謝晉元接到任務：死守上海最後的閘北陣地吸引日軍，掩護友軍撤退。
四行倉庫高大堅固，緊臨租界，易守難攻，被選為留守部隊最後的陣地。
日軍出動了大炮戰車，不分晝夜地進行波浪式的攻擊，一場生死搏鬥開始了。
孤軍抗敵的士兵們打得很艱苦，通水設備被炸毀，倉庫里有糧食，但不能生火。
餓了就吃生米，渴了就用槍筒子裝一點水來喝。
團里的重機槍手王文川說，那時候沒辦法，但也不覺得餓。
謝晉元知道，深陷到幾萬敵人的重重包圍圈中的部隊已經不可能突圍。
他走到一面牆壁前，用一根木炭寫下了自己的遺書：
我們是中華民族的子孫，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我們存在一天，決與倭寇拚命到底。
28日夜，剛滿18歲的中國少女楊惠敏，穿越過橫飛亂舞的槍彈，給孤軍送來了一面青天白日旗。
沒有旗杆，沒有音樂，沒有壯觀的場面，只有十幾位軍人肅立敬禮。
在數萬日本陸海空軍圍困中，上海唯一的一面屬於中國的旗幟升起來了。
眾將士堅守四行倉庫四天四夜，擊退日軍6次進攻，被當時的報紙媒體稱做是「八百壯士」。
王文川
但因戰鬥距離租界太近，極有可能傷到租界的利益，10月30日統帥部命令孤軍停止戰鬥，退入租界。
1937年10月31日，謝晉元組織部隊含淚撤出了堅守四天四夜的陣地，退入公共租界。
至此，上海守軍全部撤走。
然而租界卻屈服於日軍壓力，解除了他們的武裝，將他們扣留在一塊空地上，以鐵絲網圍困，英勇抗敵的壯士們，成了名副其實的「孤軍」。
身陷孤軍營的士兵沒有因此消沉，依舊在團長謝晉元的帶領下每日操練。
被監禁時間無限延長，戰場上又連連失利，有時軍餉都供不上，孤軍中的苦悶情緒越來越重。
團長謝晉元開始失眠，雖然很多人不理解，但是謝晉元依然艱苦地堅持著。
1940年3月，汪精衛偽國民政府在南京正式成立，他派人以陸軍總司令的高官向謝晉元誘降，謝晉元把委任狀撕得粉碎，他說：
我父母都是中國人，生下我這個兒子也是中國人，中國人絕不當外國人的走狗。
1941年4月24日早上，謝晉元和以往一樣率領官兵早操，但這一天突然有四個士兵遲到了。
謝晉元團長看他們來了，問為什麼遲到，他們在那兒站著不動，謝晉元前去搜身。
然而這四個士兵竟然是叛徒，他們突然拔出匕首行刺。
毫無防備的謝晉元團長身中數刀，流血不止，下午6時悲壯長逝。
談到謝晉元團長，王文川幾近泣不成聲，近70年後，這種悲傷絲毫沒有減弱。
王文川說：「我們謝晉元團長待我們就跟自己的親兒女一樣。」
謝晉元曾經送給王文川一把口琴，王文川一直把口琴留到現在，但很少吹，因為每次吹都會想起團長。
這一次，他顫顫巍巍地吹響了這把口琴，而這，也是他最後一次吹了。
往事蹉跎，琴聲嗚咽。
2007年，王文川再次回到上海，在老團長謝晉元雕像前失聲痛哭。
在這60年里，他隱去了自己的身份，在北京當了一名普通工人，甚至連子女也一直不知道父親的身份。
兒子一直不理解父親性格為何如此孤僻；在其他人眼裡，王文川也只是一個沉默寡言的退休工人。
直到哭倒在老團長雕像前這一刻，壓抑多年的心情才終於釋放，孩子們才終於理解了父親。
2009年冬天，92歲的王文川去世，他死前的願望是再去四行倉庫看看。
同年，攝製組找到了另外一位八百壯士郭興發老人，只是老人已經不能說話了，攝製組離開後4天，郭興發安然離世。
至此已知「八百壯士」共212人，僅餘一人。
老兵永遠不死，只會漸漸凋零。
淞滬戰役與八百孤軍，是整個抗日戰爭的開端。
接下來的抗戰，還有著長達八年的旅程。
而晉察冀軍區的八路軍沙飛，便是這場戰爭的一位記錄者。
他那個白求恩相贈的照相機下，有著許多大大小小的故事。
百團大戰里，八路軍對日軍的交通設施通訊設施不斷進攻。
一次對日軍車站的伏擊時，一對日軍夫婦滿身著火從房間里爬出，呼喊著自己的孩子。
戰士衝進火海中的房屋中，看到了躲在牆角的兩個小女孩。
把她們解救出來後，戰士把女孩交給了上級。
很快，另一戰鬥開始，我軍伏擊日軍時被巧合路過的日軍發現。
戰士們趕緊撤離，卻被被桃河封路，只好手拉著手過河。
追擊而至的日軍拿著機槍進行掃射，河水被鮮血染紅，原本300多人的部隊只剩下10幾人。
這些戰爭中士兵之間的殺戮，沒有摧毀沙飛的心智，他依舊在戰場各處拍攝記錄著。
在軍區前線指揮部，他拍了許多日本小女孩被送回日軍部隊前，與聶榮臻將軍的合影。
而這些合影，在幾十年後被發現，人民日報發文尋找，女孩來到中國再次見到了聶榮臻將軍。
摧毀沙飛精神的事情，在日軍的大掃蕩期間。
軍區鋤奸部余部長的愛人被扒光衣服殺害。
他們倆個月大的孩子，被扔進鍋里活活煮死。
毫無疑問，發動戰爭的日本政府是邪惡的。
他們用戰爭與口號異化自己的人民，用槍炮與刺刀屠戮我們的百姓。
在我心裡，這是最邪惡的那種邪惡。
而那些在戰爭中犯下暴行的日本士兵，同樣邪惡。
他們不曾停下來想想，自己正在做什麼。
那是赤裸裸的，完全喪失人性的暴行。
而這種獸性的屠戮與殘害，對我們守衛家園的戰士，同樣帶來了人性的深淵。
目睹日軍掃蕩暴行的沙飛，精神開始出現問題。
1948年5月，沙飛住進了白求恩和平醫院，那裡有很多日本投降後，留守中國協助工作的日本醫護人員。
1949年12月，即將病癒出院的沙飛開槍打死了為他治病的日本醫生。
1950年3月14日，沙飛在石家莊被華北軍區軍法處處以極刑。
1986年，北京軍區軍事法庭撤銷了沙飛的極刑之罪。
也有人在殘酷的戰火里，依舊保持著愛和善的能力。
關於小愛，也關於大愛；關於小善，也關於大善。
1938年，雲南大學學生徐守源常常跟同學們去看話劇，張定華當時飾演一個女僕，沒幾句台詞。
可台下有個小夥子看得目不轉睛 。
初次見面讓徐守源悵然若失，在他的印象里，定華總穿著半高跟、旗袍、塗著口紅 ，像個大小姐。
並且他還誤會她已經有了男朋友，於是便一直默默的關注著心上人。
1938年9月起，日本飛機多次轟炸昆明。
小夥子惦記著姑娘的安危，冒著危險去找她，發現她住的地方已經被炸成了廢墟。
所幸姑娘當時出去了，後來他見到了姑娘的同學，才解開了誤會，定華沒有男朋友。
他開始追求定華，從此他們定期見面，每星期五都要去看她 。
1941年3月的一個星期五，傳達室大媽告訴他，張小姐不見了。
沒有了張定華的昆明碩大而空曠，徐守源像做了一場夢。
不久，守源收到了她的來信，信上說去了哪裡，不能告訴你，以後再見吧。
後來他遇見了姑娘的一個同學，才知道她去了香港。
於是他馬上寫了信，告訴姑娘一個星期後趕到香港去見她。
一個星期後他飛赴香港，兩人相見。
此時香港也不安穩，姑娘在經得同住的曹二哥二嫂同意後，兩人一起避難。
沒想到幾天後他們避難所也不再安全，於是小夥子帶著姑娘繼續逃亡。
守源拉著定華的手，穿過炮火橫飛，死屍遍地的街道。
在那個瞬間，整個世界彷彿只剩下了他們兩個人；在那個瞬間，定華決定嫁給守源。
1942年兩人終於回到昆明，同年9月，他們舉行了婚禮。
張定華和徐守源從此相伴至今，而有些人則沒有那麼幸運。
失去瓊軒很多年了，可是在李基中老人在那些漫長的夢裡，他總是被帶回年少的時光。
那時他才十一、二歲，他唯一的朋友是那個叫虞瓊軒的小姑娘。
那時他們總在山坡上玩耍，山坡上盛開著大片大片的野百合，他們采野果、做遊戲，青梅竹馬、兩小無猜。
幾年後再見面，他們都已經是中學生了，瓊軒一副長沙的打扮，劉海發、眼睛大大的、臉頰紅紅的。
上學路上搖晃的公車、少女溫熱的發梢、少年惴惴的心……
他禁不住想要跟她親近，卻又想保持一個正直的君子形象。
參軍前夕，他決定不再閃躲準備表白，可卻因瓊軒的畢業會考，沒見著。
少年在戰場寫了很多日記，戰壕里難挨的時光里，他滿腦子都是瓊軒。
他把寄給了姐姐，姐姐故意放在桌上讓瓊軒看到了。
不久，他收到了姑娘的來信，信上是一首詩。
天涯相隔兩迢迢 ，欲寄愁心塞燕遙 ，
忽見鴛鴦情得得 ，教儂心亂更魂銷。
原來日夜思念的人，也正思念著自己，巨大的幸福感將青年擊中。
時隔多年，李基中老人想起這些，臉上還是會泛起笑容。
但浪漫的愛在戰火塗炭中，又怎能棲身呢？
不久後，當時是國民黨連長的李基中決定秘密投奔八路軍。
他一方面感到自己前路茫茫，生死難卜；另一方面又決定全心投奔抗日。
於是便忍痛斬斷情思，將姑娘的信和照片回寄給了她。
不久後，姑娘的回信到了。
後來的他零星得知瓊軒的點滴下落——嫁了人，並不幸福，最後投河自盡。
寥寥數言，不盡滄桑。
老人說：許多年了，在每一個長夢裡，瓊軒總是十一、二歲的模樣——天真爛漫，沒有悲傷，身後是大片燦爛的花海，微笑的樣子一如當年。
而前面定華與徐守源的故事，也沒有表面那麼簡單。
1949年他們被調往北京工作，有一天定華忽然說出了隱藏多年的秘密。
1939年，她加入共產黨，做情報工作，1941年皖南事變，一時風聲鶴唳，張定華上了特務黑名單，組織通知她撤離去香港，被安排在曹亮（共軍香港情報部主管）的編輯部工作，所以才會不告而別忽然消失。
兩人訂婚的見證人曹二哥與曹二嫂是假結婚，為了專心做好工作，曹二嫂做了絕育手術。
他們沒有親人，沒有兒女，把一生奉獻給了黨的情報工作。
沒有多少人知道他們的故事，他們的愛情與遺憾。
曹二哥曹二嫂兩人如今已過世，在定華與曹二哥夫婦僅存的照片里，他們微笑的樣子同樣始終如一。
紀錄片里老兵們戰爭年代的情感故事還有很多，而無人知曉的更多。
但無論多麼艱難困苦，無論多麼屈辱悲傷，只要還有愛與信仰，人們便可以那樣地微笑。
而人們還能笑的時候，是不容易被打敗的（柴靜《看見》）。
所以在我看來，《我的抗戰》指向的不是民族仇恨，更不是苦難創傷的圍觀。
個人與民族的偉大，不在於征服了什麼，而在於承受了什麼。
這些老兵們是用血與淚捍衛著自己的愛人與民族，昭示著和平的來之不易與美好。
我抬頭，向窗外望去：
街上熙熙攘攘，大媽為了省幾毛錢和小攤販在爭辯；
難得的假期里，年輕人回到故鄉望著最熟悉的人，嘴裡是最熟悉的味道；
身旁聳立的樓宇中，沒有歸家的孩子與父母相互說著：放心，我一切都好。
夜市吵吵鬧鬧，人們興奮地討論著昨晚的俄羅斯世界盃；
夏夜的風輕輕吹拂，遠處的情侶手牽著手在散步；
我們不必擔心突然一個炮彈過來把這些炸毀；不必擔心哪天突然一群人跑來將他們屠殺。
即使這個世界依舊有著那麼多的糟心之處，我們終究還是生活在更多的愛與和平里。
這個世界，終究還是可愛的。
想到這些，我心中的石頭輕了些許，恍惚的面容上也有了微笑。
這些讓我們有足夠的理由去珍惜，也有足夠的理由去捍衛。
而與珍惜和平同樣重要的是，銘記。
「每年都有上百位抗戰親歷者去世，我們在做的其實是搶救性的採訪。」崔永元在做紀錄片《我的抗戰》 時，反覆強調過這句話。
是的，崔永元團隊採訪了3500位老兵，而這些老兵大都是90多歲的高齡。
我們今天，在這裡，還能花上些時間聽聽他們的故事。
而那些早已在戰鬥或者歲月中離去的呢？
曾親歷緬北戰爭野人山撤退的著名詩人穆旦有這樣一首詩：
祭歌
在陰暗的樹下，在急流的水邊，
逝去的六月和七月，在無人的山間，
你們的身體還掙扎著想要回返，
而無名的野花已在頭上開滿。
那刻骨的飢餓，那山洪的衝擊，
那毒蟲的嚙咬和痛楚的夜晚，
你們受不了要向人講述，
如今卻是欣欣的樹木把一切遺忘。
過去的是你們對死的抗爭，
你們死去為了要活的人們的生存，
那白熱的紛爭還沒有停止，
你們卻在森林的周期內，不再聽聞。
靜靜的，在那被遺忘的山坡上，
還下著密雨，還吹著細風，
沒有人知道歷史曾在此走過，
留下了英靈化入樹榦而滋生。
無論是杜甫的四萬義軍同日死；還是麥克阿瑟的老兵不死，只是逐漸凋零。
兩者所帶來的悲痛，都不及被遺忘在靜靜的山坡上，被遺忘在欣欣的樹木里。
雖然是陳詞濫調，但我還是想說：
忘記過去等於背叛，我們的腳踩的是混合著無數先烈鮮血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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