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演義》版本知多少？
一般說來，愈是流行不衰的書，其版本也就愈多，而其表現形式及內容方面的差別也只能是愈來愈大。作為中國小說史上數量最大、歷時最久的暢銷書，《三國演義》的版本無疑與「單一」二字無緣了。
《三國志演義》的刊刻印行可謂頻繁非常。僅有明一代，就目前所知存於海內外的本子即不下於三四十種，可以推想，當時實際數量遠非止於此。然而，歷來關於《三國志演義》的研究多在傳統領域，圍繞著諸如主題思想、人物形象、史實與虛構的關係等方面展開深入研究，對版本及相關的問題卻似乎不夠關注。
中國古代白話小說的版本研究向來是道費解的難題。由於歷史年代的久遠，版本資料的匱乏散佚，尤其是文字記載的撲朔迷離，欲尋覓出《三國志演義》「演化」的軌跡，委實是件頗費功力卻難見成效的事。在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本文試圖描畫出一條《三國志演義》版本演變的線索，不當之處，尚祈方家不吝賜教。
在《三國志演義》的眾多版本中，最引人注目的當推嘉靖本和毛宗崗本。毛本後文將詳細評述，這裡先說說嘉靖本。
嘉靖本，因其卷首附有明嘉靖壬午元年（1522）修髯子（張尚德）引言而得名。又因其卷首另附有弘治甲寅七年（1494）庸愚子（蔣大器）序文，遂被一些人稱作弘治本；更有人以此臆測，以為在嘉靖本之前，還刊刻過更早的弘治本。不過，從現存的資料看，並不見弘治本的稱呼；況且弘治甲寅距嘉靖壬午僅二十八年，倘弘治本流行，則明後期湧現的大量刊本理應把它作為翻刻的祖本，但事實並非如此。
鄭振鐸先生在1929年發表《三國志演義的演化》[①]一文，認為嘉靖元年刊本《三國志通俗演義》是最早、最善、最接近羅貫中原作面貌的版本，後來的諸本皆源於此本。近半個多世紀以來，在學術界幾乎已成定論，其實這個問題還是很值得研討的。嘉靖本的一條注釋就有力地說明在此本之前確曾存在一種或數種版本。嘉靖本第12卷第九則《張永年反難揚修》寫了這樣一件事：劉璋的說客張松謂《孟德新書》乃戰國無名氏所作。曹操聞知，不禁詫異：「莫非古人與吾暗合歟？」遂下令「扯碎其書燒之」。緊跟著這段正文的下面還有一條注釋：「柴世宗時方刊板。舊本『書』作『板』，差矣」。顯然，嘉靖本之前，尚存在過一種或數種「舊本」，且舊本的文字與嘉靖本並不完全相同，否則，就不會有「舊本『書』作『板』」的話了。
那麼，是不是如鄭振鐸先生所言：「在這許多不同的傳本中，足使我們注意的很少，因其本文與羅氏此作第一次刊本的原本並無多大的差別，至多只有幾個字的不同，或不關重要的一二句東西的增刪而已……此可見這許多刊本必定是都出於一個來源，都是以嘉靖本為底本的。其與嘉靖本大不相同的地方，大都僅在表面上及不關緊要處，而不在正文[②]。」即嘉靖本以後的諸本，皆源於嘉靖本，只不過面目有所不同，而內容一無差別。可事實並非如此，日本的小川環樹博士便明確指出：「在毛宗崗成書以前的階段，插入過嘉靖本中未出現的關羽三子關索的故事。關於關索的故事，也存在併流傳過不同形式的異本[③]。」
從小川博士的論述引申開去，我們不禁要問：在嘉靖本出現以後至毛本成書之前的階段，除關索故事外，內容上就不存在差別了嗎？還有沒有比內容差異更顯著的差別嗎？看來，了解嘉靖本以後至毛本以前諸本的基本情況，探索其在各階段的演變，是件必不可少且相當重要的工作。
由於《三國志演義》諸版本流散於世界各地，實在無緣親睹，筆者僅就前輩學者窮搜廣輯來的資料，略述如下[④]：
《三國志通俗演義》二十四卷二百四十則，明嘉靖元年（1522）序刊大字本。黑口，無圖。半葉九行，行十七字。北京、上海、天津、南京、蘭州均有藏。日本文求堂主人藏殘本，缺第一本；日本德富蘇峰藏殘本，存七、八兩卷。[⑤]（嘉靖本）
新刻校正古本大字音釋《三國志通俗演義》十二卷二百四十則，明萬曆辛卯（1591）金陵萬卷樓周曰校刊本。題「晉平陽侯陳壽史傳」，「後學羅本貫中編次」，「明書林周曰校刊行」。有庸愚子序，修髯子引（無章）。封面上方有周曰校識語。精圖，二百四十葉，左右有題句，記繪刻人姓名曰「上元泉水王希堯寫」，「白下魏少峰刻」。半葉十三行，行二十六字。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日本內閣文庫蓬左文庫藏覆本，插圖無刻工姓名。（周曰校本）
新刻按鑒全像批評《三國志傳》二十卷二百四十則，明萬曆壬辰二十年（1592），閩書林雙峰堂余象斗刊本。題「東原貫中羅道本編次」，「書坊仰止余象烏批評」，「書林文台余象斗綉梓」。上評中圖下文。半葉十六行，行二十七字。稍異舊本的是，此書增加批評及詩。所評者為事實，不涉文字；詩為周靜軒作。日本建仁寺兩足院藏一至八和十九、二十卷，英劍橋大學圖書館藏七、八兩卷，德斯圖加特市符騰堡州立圖書館藏九、十兩卷，英牛津大學圖書館藏十一、十二兩卷，英倫敦博物院藏十九、二十兩卷。（余象斗本）
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二十四卷百二十回，明末建陽吳觀明刊本。精圖百二十葉，有「書林劉素明全刻像」字樣。半葉十行，行二十二字。有眉批總評。首禿子（李贄）序、繆尊素序、無名氏序、讀三國史答問、宗寮姓氏、目錄。合二則為一回，並取前後二則標題作每回目錄。北京大學圖書館，日本蓬左文庫均有藏。（吳觀明本）
鍾伯敬先生批評《三國志》二十卷百二十回，明末刊本。題「景陵鍾惺伯敬父批評」，「長洲陳仁錫明卿父較閱」。無圖。半葉十二行，行二十六字。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藏。（鍾伯敬本）
李笠翁批閱《三國志》二十四卷百二十回，清初芥子園刊本。圖百二十葉。半葉十行，行二十二字。日本京都大學文學部圖書館藏。（芥子園本）
毛宗崗批評《四大奇書第一種》六十卷百二十回，清康熙十八年（1679）醉耕堂大字刊本。白口，四周單邊。半葉八行，行二十四字。封面上欄刻「聲山別集」，下欄右上刻「古本三國志」（佔五分之一位置），左刻「四大奇書／第一種」，大字二行（「種」字下有陰文朱印「天香書屋」一枚）。首李漁序，次總目，次繡像，次讀法。總目端題「四大奇書第一種總目」、「聲山別集」、「茂苑毛宗崗序始氏／吳門杭永年資能氏評定」。各卷端題「四大奇書第一種卷之幾」、「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吳門杭永年資能氏評定」。總目與正文板心均刻書名。第93、97、109、119回首葉板心下刻「醉耕堂」。北京圖書館藏。（醉耕堂本）
從版本形態的演變考察，我們不妨將《三國志演義》的版本分成四大系統：一、通俗演義系統；二、志傳系統；三、批評本系統；四、毛本系統。倘若按照版本產生的時代先後給它們依次排隊，則通俗演義系統居首，志傳系統次之，批評本系統又次之，毛本系統屬末[⑥]。下面就來具體談談它們各自的情況。
一、通俗演義系統：包括嘉靖本、周曰校本、夷白堂本、夏振宇本等。各本均為二百四十則，每則又列有一單句標目，只是嘉靖本和夷白堂本為二十四卷，每卷十則，周曰校本和夏振宇本為十二卷，每卷二十則。周曰校本同於嘉靖本，卷首亦有蔣大器、張尚德兩人序文；夏振宇本又從周曰校本出，二者在書名前增添了同樣的附屬語：「校正古本大字音釋」，同樣把嘉靖本的二十四卷合併為十二卷，同樣保留了蔣、張的序文。夷白堂本行款與嘉靖本同。這些無不表明，嘉靖本同周曰校本、夷白堂本、夏振宇本間的血緣淵流。關於刊行地，有人認為嘉靖本刻於南京，因無充分論據，此說尚存疑；周曰校本是金陵（今江蘇南京）；夷白堂是武林（今浙江杭州）；夏振宇本不詳。
二、志傳系統：包括余象斗本、余評林本、誠德堂本、忠正堂本、喬山堂本、天理圖本、聯輝堂本、楊閩齋本、鄭雲林本、湯賓尹本、黃正甫本、朱鼎臣本、忠賢堂本、楊美生本、魏某本、美玉堂本、北圖本、種德堂本、雄飛館本、三餘堂本、聚賢山房本、嘉慶本等等。該系統基本以《三國志傳》作書名，形式上表現為上圖下文，內容上則多插增關索或花關索故事，因絕大多數刊刻於萬曆年間的福建，尤集中在建陽一帶，故又稱閩本或建本。
根據關索或花關索的出現情況，該系統又可分成兩組：
1.花關索組：
該組本子有這樣一個故事：一個名叫花關索的青年和他的母親胡氏及三個妻子一起來到荊州，青年自謂是關羽之子。此後他轉戰西川各地，屢建軍功，最後病死在雲南。這個故事的基本情節與成化本說唱詞話《花關索傳》[⑦]的內容大致吻合。余象斗本、聯輝堂本、楊閩齋本、鄭雲林本、湯賓尹本、種德堂本等屬於此組。這些本子的內容與文字除極個別處外，基本相同。
2.關索組：
該組本子的卷數、內容、版式與花關索組相同，區別只在關索部分，講了這樣一個故事：征討雲南的諸葛亮軍中，突然來了一員青年，自稱是關羽第三子，名關索。後遂從軍作戰，但未見立功便失蹤了。關於關索登場這一點，與元代《三國志平話》[⑧]相同，但內容各異。誠德堂本、忠正堂本、喬山堂本、天理圖本、黃正甫本、朱鼎臣本、楊美生本、魏某本、北圖本等屬於此組。因其各本之間的繁簡頗有出入，故疑非由同一版本而來。
需要再書一筆的是，雄飛館本是個例外，如套用上面的分組規則，應把它單列為花關索，關索組了。因其第一百五回為《花關索荊州認父》，而第一百七十四回《孔明一擒孟獲》里卻又出現關索一名。也許是它同時採用兩組本子才導致的混亂和矛盾吧。
三、批評本系統：包括吳觀明本、寶翰樓本、藜光樓本、綠蔭堂本、鍾伯敬本、芥子園本、兩衡堂本、遺香堂本等。該系統與志傳系統的建本間存在著一定的血緣關係。吳觀明本的刊行地是福建建陽；藜光樓本雖題作《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然第一百回回末卻襲用建本書名，作《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傳》；志傳系統的朱鼎臣本書名本為《三國志史傳》，但封面卻襲用建本特有的書名：《李卓吾先生批點原本三國志傳》。不過，寶翰樓本、藜光樓本和綠蔭堂本的刊刻地點已從建陽移到蘇州；它們不但與志傳系統決裂，同時也有別於通俗演義系統，其中最重要的標誌是將二百四十則改為一百二十回，並藉助增加李卓吾或李笠翁或鍾伯敬的批評來抬高自己的身價。
四、毛本系統：由毛氏父子批評本及其派生本組成。該系統流傳至今的版本約有七十種之多，這裡僅錄現存最早的一種。
多年來，人們對嘉靖本和毛本比較重視，而於其他版本，尤其是志傳系統顯然不夠關注。其實，倒是《三國志傳》可能更接近羅氏原作。有人將多種歷史演義排比在一起，驚奇地發現這樣一條規律：從史書稱「書」引發出來的小說多叫「志傳」，從史書名「史」引發出來的小說多叫「演義」。《三國志》既是「志」，那麼一般說來，《三國志傳》理應比《三國志通俗演義》出現得更早。還是讓事實來說話吧。姑以嘉靖本和余象斗本為例，看看通俗演義和志傳兩大系統間的關聯。
除圖像、批評與卷次等方面有別外，余象斗本與嘉靖本還存在不少差異。
首先，關於關索，嘉靖本不見其人，余象斗本則比較詳盡，具體包括以下內容：
1.關羽離荊州往取長沙前，關索偕母胡氏，並三妻三娘、王桃、王悅，不期而來認父。言稱曾被索員外收養，又從花岳先生習學武藝，故兼三姓，取名花關索。
2.關索告訴父親從師所學，「先授黃公三略，後博呂望六韜。」
3.關索隨父赴武陵，拜見劉備、諸葛亮。
4.關索隨父征長沙，出馬刺殺守將楊齡。
5.關羽不殺黃忠卻回寨，關索不解，羽答：「要明白殺人。」索曰：「父明見是也。」
——以上見卷九《關索荊州認父》
6.劉備引兵入川，「自與劉封、關索在中軍。」
——見卷十《龐統獻策取西川》
除以上六處外，尚有十四處涉及關索的內容。以上從余本殘存的十四卷中的描寫，足見出關索是小說中頗令人矚目的角色。宋元時期，有不少關於關索的記載，明成化戊戌十四年（1478）還曾重刊過據說翻印元本的說唱詞話《花關索傳》。如此一位傳奇人物，為何在嘉靖本中銷聲匿跡，而到了後出的余本中，卻又活躍頻繁呢？是刻書家為吸引讀者興趣、提高經濟效益而隨意妄加出來的嗎？果真如此，我們倒要佩服改編者技藝的高超精妙了。
其次，兩書的細節描寫頗多差異，茲舉數例如下：
1.余本卷一《祭天地桃園結義》寫十常侍專權，「這十個把握朝綱，是他門下，得官做；不是他門下，干有功勞，且守缺期。靈帝自嘗說：『張常侍是我父，趙常侍是我母。』」語言俚俗，聲口逼肖，生動地勾畫出宦官氣焰熏天而靈帝自甘為兒皇帝的情狀。嘉靖本則作：「這十人執掌朝綱，自此天下桃李皆出於十常侍門下，朝廷待十人如師父。」顯然文字雅馴了不少。
2.余本卷七《劉玄德走江陵》：劉琮降曹後，「琮未敢往（見操），蔡瑁、張允請了劉琮、文聘同去。聘曰：『為大將不能保全荊州，當待死而已。』不肯同去。」嘉本則作：「琮懼怕，不敢往見。蔡瑁、張允請行，琮教與文聘同去。」並不交代文聘言行。接下來卻有曹操派人尋文聘，文聘來後自稱「無顏早見」等文字。據此似可推斷，文聘不肯與劉琮同去見曹操一細節乃原著所有，嘉靖本欲將它刪去，卻又未刪乾淨。
3.余本卷七《長坂橋趙雲救主》寫糜夫人之死：「糜氏棄阿斗於地，遂將頭撞牆而死。……趙雲就堆（推）土牆而掩之。」嘉靖本卻是這樣的：糜氏「棄阿斗於地上，投枯井而死。趙雲恐曹軍盜屍，推土牆而掩之」。從細節的對比中不難看出，刊刻時間早的嘉靖本反比後出的余象斗本修改的痕迹更多些。
再次，文字上也不乏差異。具體表現在：
段（節）目長短。嘉靖本的段（節）目皆為七言句，整齊劃一，顯然經過加工。余本則參差不齊，有五言句（如卷十「秋風五丈原」）、有六言句（如卷九「關索荊州認父」），還有七言句（如卷十九「司馬昭南闕弒曹髦」）。
上下段（節）之間的銜接文字。余本常常徑自關聯，而嘉靖本則有所孳衍，特別是下段（節）開端文字，或複述上段末尾文字，或交代上段末尾故事的緣由。如余本卷八《群英會周瑜智蔣干》末尾，周瑜計除蔡瑁、張允後，命魯肅試探孔明。「瑜曰：『吾料諸將不知其謀，獨有孔明，勝如吾見，想此見可瞞他。子敬試以言釣之。知與不知，便當回報。』肅來釣孔明，還是如何也？」下段《諸葛亮計伏周瑜》一開篇即寫道：「魯肅領了言語，徑來船中探孔明。」上下段文字連接緊密。嘉靖本上段（卷九）末尾文字基本相同，可下段（卷十）開頭在「魯肅領了言語」之前，又加了如下一段：「卻說周瑜用計借操之手，殺了蔡瑁、張允，細作報過江來。瑜大喜，乃與魯肅曰：『吾料眾將可瞞，獨孔明不可瞞也。子敬以言釣之，看他知否？』」重複上段末尾，對讀者作回顧性提示。
正文所引詩賦論贊等文字不盡相同。余本多處引錄「靜軒詩」與希明尉子詩等。按，靜軒，姓周，名禮，字德恭，號靜軒，浙江餘杭人。明弘治十年（1498）曾進所著《續編綱目發明》，另著有《通鑒外紀論斷》等[⑨]。嘉靖本則無靜軒等人詩，卻有明人尹直（1428—1511）的讚詞。可見，二者都經過後人加工整理，皆非羅貫中原作初始之面目。
另外，余本和嘉靖本在諸如人稱、地名、時間、名物等方面存在的語詞的差異，不但為校勘斟誤提供了殊為難得的資料，而且還有助於版本問題的探討。僅以人稱、地名為例略述之。
人稱。余本多直呼關羽其名，逢曹操卻敬稱「曹公」；嘉靖本則稱關羽作「關公」、「關某」，而徑呼曹操之名，其間的感情色彩不言而喻。嘉靖本作「骨肉」、「女婿」、「農夫」，余本則作「血脈」、「女夫」、「田夫」，一派市井田間的口吻。嘉靖本寫呂布使者見袁術稱「明上」，下有小字注曰：「當時袁術僭號，故稱明上」；余本則作「明公」。若出於嘉靖本，豈能無視小字注的提示！
地名。嘉靖本卷三寫曹操遷都許昌，乃「使程昱為東平相，范成、董昭為洛陽令，滿寵為許都令」。余本則作「程昱為東平相，屯兵范城，董昭為洛陽令，滿寵為許令」；喬山堂本、英雄譜本莫不如此。按，《三國志·程昱傳》云：曹操「乃表昱為東平相，屯范」。可見，嘉靖本誤把地名「范城」當作人名「范成」了。此足可證余本的某些內容不會在嘉靖本之後。
從余本與嘉靖本間存在的如許多的差異，不難得出這樣的結論：儘管余本刊刻的時間比嘉靖本晚半個多世紀，但它的某些內容和文字卻保留著嘉靖本以前更早的形態[⑩]。
不過，雖然刻印精美、向受推崇的嘉靖本所潛藏的舛錯之多超乎人們的想像，但建安本卻委實不是一個值得稱道的可釐正嘉靖本謬誤的善本。客觀地說，倒是它更不正確，更需要細心推敲。不妨仍以該系統中余象斗本為代表，舉例如下：
余本：
中平元年正月內疫毒流行。張角散流施符水，稱大賢良師。請符者無有不應。領惠者親詣座前首說己過，角與懺悔以求福利。（卷一）
嘉靖本：
……請符者無有不應。令患者親詣座前，自說己過，角與懺悔以致福利。（卷一）
據《通鑒》卷五十八記載，靈帝光和六年，「鉅鹿張角奉事黃老，以妖術教授，號『太平道』。咒符水以療病，令病者跪拜首過，或時病癒。」可知「領惠者」是「令患者」之誤，「首說」是「自說」之誤。
余本：
（盧植謂董卓曰：）「汝乃外州刺史，素不曾參聽國政，又無伊尹之志則纂也。」（卷一）
嘉靖本：
「汝乃外郡刺史，素不曾參聽國政，又無伊尹、霍光之大才，何敢強立廢主之事。聖人有云：有伊尹之志則可，無伊尹之志則纂也。」（卷一）
兩相比照，顯然，余本由於疏忽，將前後兩處的「無伊尹」混而為一，同時又遺漏了「霍光之大才」幾句。
余象斗本封面題「謹依古板」云云，雖是宣傳性的廣告語，但據前所論，亦不可武斷地以為純屬虛張聲勢的誑文妄言。至於所「依」之「板」「古」到何種程度，是依照嘉靖元年本而又有所加工改造呢，還是那「古板」本來就先於嘉靖元年本呢？以及究竟哪些才是羅貫中原作中的文字？諸如此類的迷離是非，尚需精審細辨。
旅日韓僑、日本京都大學的金文京教授對此有著自己獨特的見解。金先生在《〈三國志演義〉版本試探》[(11)]一文中指出：嘉靖本與建安本「兩者內容上的差異，除了建安本中出現了嘉靖本所完全沒有的關索的故事以外，都是很細小的，故事的主要情節並無二致，文辭也大致相同。這樣看來，說兩者的關係是來自同一源頭的同系統版本的異本關係，最為恰當」。可為什麼會出現如此眾多的異本呢？金先生的解釋是：「最大的原因在於明代早期這種書籍是以抄本的形式流布的。」蓋嘉靖本所附弘治七年（1494）庸愚於序曰：「書成，士君子之好事者爭相眷錄。」所附嘉靖元年修髯子序曰：「簡帙浩瀚，善本甚艱，請壽諸梓，公之四方，可乎？」似乎嘉靖本是最早的刊本，此前只有抄本供人閱讀。於是，金先生據此印證，嘉靖本與建安本間文字內容上的差異，不過是在抄本階段不可避免產生的失誤而己。
人們常說，「三國」七分實，三分虛。按照金先生的觀點，嘉靖元年本是個力求接近「史實」的本子，而建安諸本則是向「虛」的方面發展的代表了。以營利為主要目的出版的建安本，為贏得顧客關注採取了一系列炫人心神的形式，譬如每頁配上圖像、大量插入周靜軒詩（余本還有評語）以及關索或花關索故事。「圍繞這個全然虛構的人物展開的一串故事，在全書中顯得很特別，而且前後故事還有矛盾之處，所以很有可能是後來插入進去的[(12)]」。建安本將這段人所樂道的傳奇插入小說中，無非是想藉此吸引更多人的注意。無疑，這使建安本朝「虛」的方面又邁進了一大步。
金文京先生的見解不乏獨到之處，但許多問題他卻無法給予圓滿的答覆。仍以關索故事為例吧。人們不禁要問：商人既以贏利為第一目的，何苦還要搜腸刮肚地虛構故事，並頗費心機地插進原文中去呢？且不說插增故事的商人是否具備杜撰傳奇的才能，單是那份淡泊名利的耐心便足以令人心生疑竇了。還有，林林總總的志傳系統二三十種本子，為何插增部分大同小異呢？是共同遵從一個母本，還是相互之間借板襲用？種種疑難，恐非金先生三言兩語所能判明。
在《三國志演義》的版本演變過程中，《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以其獨有的特色佔據著一席非常突出的重要地位。
首先，需要特別說明的是，李卓吾批評本並非出自李贄（號卓吾）之手，一般以為是比李贄略晚的明代小說評點家葉晝。
不過，儘管《李卓吾先生批評三國志》其實該稱作「偽李卓吾評本」或「葉晝評本」，但其版本價值和學術價值卻並不因此遜色半分。請看它獨特的風貌：
一、首次將《三國志演義》由二百四十則合併為一百二十回，回目也由單題變為雙題。雖然合併得很簡率，回目亦長短參差，但一百二十回的形式卻被後來大多數版本所沿襲，清初毛氏父子的評改本便是在此基礎上整理加工而成的。
二、開《三國志演義》系統批評之先河。縱觀三國版本，最早公開標榜「批評」的是余象斗本。此前的嘉靖本，雖也有小字夾注，對正文進行解釋、說明或補充，然並非表述評點者觀點的批評。而余象斗的「批評」，也不過相當於眉批，針對小說的具體情節加以評說，多就事論事，缺乏獨到的理論見解與深刻的藝術分析，文字比較簡略。到了李卓吾評本，則不僅有眉批，且每回回末還有總評，總計字數多達數萬，因而形成了比余本完整得多的批評系統。
三、在批評的內容上敢於標新立異，獨樹一幟；這在評價人物形象時體現得尤其鮮明突出。限於篇幅，茲不贅例。
基於從形式到內容都獨具特色的李卓吾評本在當時造成的不凡影響及對以後產生的重要作用，學術界已公認，正是以之為底本，才有了後來盛行不衰的毛本；更有學者主張鍾惺評本和李漁評本亦莫不如此[(13)]。我們完全可以把承前啟後的李卓吾評本與嘉靖本、三國志傳本和毛本並列為最重要的「三國」版本。儘管《三國志演義》的版本既多且雜，但三百多年來，最為民眾所熟的孔明、曹操等人物形象，卻是從題為「茂苑毛宗崗序始氏評」的《第一才子書》得來的[(14)]。所謂「自毛本行，羅本原本便也廢棄而不為人所知」；「一切舊本乃不復行」[(15)]。誠如所言，《三國志演義》普及最廣的通行本非毛本莫屬。
最早提到毛本的，是與毛氏同時對《三國志演義》做過修訂工作的李漁。他在評閱毛本時贊道：「余茲閱評是傳之文，華而不鑿，直而不俚，溢而不匱，章而不繁，誠者第一才子書也。」不僅肯定毛本在文字潤飾和綱目修訂上的優點，而且還指出它比原著在藝術內容上更加充實與完整。
毛氏父子對《三國志演義》的修訂，在《凡例》中曾列舉出十條，魯迅先生的《中國小說史略》更明白指出：
凡所改定，就其序例可見，約舉大端，則一曰改，如舊本第百五十九回「廢獻帝曹丕纂漢」，本言曹後助兄斥獻帝，毛本則雲助漢而斥丕。二曰增，如第百六十七回「先主夜走白帝城」，本不涉孫夫人，毛本則云：「夫人在吳聞猇亭兵敗，訛傳先主死於軍中，遂驅兵之江邊，望西遙哭，投江而死。」三則削，如第二百五回「孔明火燒木柵寨」，本有孔明燒司馬懿於上方谷時，欲並燒魏延。第二百三十四回「諸葛瞻大戰鄧艾」有艾貽書勸降，瞻覽畢狐疑，其子尚詰責之，乃決死戰，而毛本皆無有。其餘小節，則一者整頓回月，二者修正文辭，三者削除論贊，四者增刪瑣事，五者改換詩文而己。
魯迅先生間練精闢地為毛本的修訂工作划了個大致輪廓。需要指出的是：歷來研究者大多僅就「凡例」所舉幾點去評論，卻很少放開眼光，發現「凡例」之外的其他方面的材料，至於毛本在修改中的思想傾向和藝術成就，注意得就更少了。其實，毛本所改絕不止於「凡例」中提到的那些；再者，只有具體分析毛本對原著在思想傾向和藝術表現上改得究竟如何，才能比較出它的價值，進而給予它客觀正確的評價。應該說，毛本更加突出地宣揚了尊劉抑曹的正統觀念和封建倫理道德，同時又加強了儒家的民本思想；在表現技巧、文辭修飾等方面也有顯著提高。下面就從兩個方面簡單地加以闡述。
首先，毛本加強了「擁劉反曹」的思想傾向。
毛宗崗在批評《三國志演義》時說：「讀三國志者，當知有正統、閏運、僭國之別。正統者何？蜀漢是也；僭國者何？吳魏是也；閏運者何？晉是也……陳壽之志，未及辨此，余故折衷紫陽綱目而特於『演義』中附正之。」[(16)]可見其「以漢室宗親」的封建正統思想相當嚴重。自然，這種「崇劉貶曹」的觀念貫穿於他修改工作的始終。茲以曹操和劉備的出場為例，且看毛氏父子對魏、蜀兩大對立集團領袖的截然相反的態度。
先說曹操。嘉靖本是這樣寫的：「見一彪人馬，盡行打紅旗，當頭來到，截住去路。為首閃出一個好英雄，身長七尺，細眼長髯；膽量過人，機謀出眾；笑齊桓、晉文無匡扶之才，論趙高、王莽少縱橫之策；用兵彷彿孫吳，胸內熟諳韜略。官拜騎都尉，沛國譙郡人也。姓曹名操，字孟德，乃漢相曹參二十四代孫。」（卷一第二則）可到了毛本，卻僅剩下「為首閃出一將，身長七尺，細眼長髯。官拜騎都尉，沛國譙郡人也，姓曹名操，字孟德」（第一回）幾句冷冰冰的客觀敘述，那些褒揚之辭已無影無蹤了。
再來看劉備。毛本介紹他時謂：「榜文行到涿縣，引出涿縣中一個英雄。那人不甚好讀書；性寬和，寡言語，喜怒不形於色；素有大志，專好結交天下豪傑；生得身長七尺五寸，兩耳垂肩，雙手過膝，目能自顧其耳，面如冠玉，唇若塗脂；中山靖王劉勝之後，漢景帝閣下玄孫；姓劉名備，字玄德。」（第一回）真是英雄的介紹！可嘉靖本第一回敘及劉備登場時，在「那人平生不甚樂讀書」後還有「喜犬馬，愛音樂，美衣服，少言語，禮不下於人，喜怒不形於色」等句。這亦有所本。陳壽《三國志·蜀書·先主傳》曰：「先主不甚好讀書，喜狗馬、音樂，美衣服。」也許，毛氏覺得把劉備寫成一個倜儻風流的人物，雖忠實於史傳，卻悖於他所演義的形象之完美，故而刪棄不惜吧。
其次，從加強作品思想傾向和藝術效果的角度看，毛本的修改倒是相當成功的，即毛本對原作中固有的人物形象和情節結構進行了必要而巧妙的藝術加工。這方面的修訂，雖多表現為局部的增刪、枝節的改補，但它取得的成效卻不可低估。如婦孺皆知的「秉燭達旦」的故事：「關公收拾車仗，請二嫂上車，親自護車而行。（於路安歇館驛。操欲亂其君臣之禮，使關公與二嫂共處一室。關公乃秉燭立戶外，自夜達旦，毫無倦色。操見公如此，愈加敬服）[(17)]既到許昌，曹撥一府與關公居住。」不可否認，後人之厭憎曹操之奸惡虛偽，讚美關公之光明磊落、節義凜然，無不與這個小小的細節有關。
毋庸諱言，在某些人肯定毛本斐然成績的同時，另外一些人卻很不以為然，甚至頗多訾議。爭論的範圍似仍可納入前述的兩個方面，焦點則可概括為是否忠實於羅貫中原著。這涉及到文藝創作規律等一系列問題，同時又不得不與版本糾纏在一起，實在是「剪不斷，理還亂」，姑且各存異見，留待他日評說吧。只是無可撼移並需要重申的是，毛氏父子修訂的已非羅貫中原著初始之面目的新本《三國志演義》，很快替代諸明刻本而風靡海內外，成為三百年來最為流行的本子，以至於現當代出版的讀物，莫不以此為底本來加以整理並付梓刊行。[(18)]
版本問題非常重要，它是開展學術研究並使之得以深入的基礎。在三國浪潮席捲大江南北的今天，不少有識之士卻避開群雄角逐的沙場，而甘願同毫無生氣的版本打交道。枯索艱辛的耕作終於結出了喜人的碩果：在「三國」研究專家陳翔華先生的親自主持下，由中外學者聯合組成的編委會，將精選宇內所藏具有重要價值的罕見珍本十餘種，輯成《三國志演義古版叢刊》，由中華全國圖書館文獻縮微複製中心陸續影印出版；先行推出的首輯五種，已於1995年5月同讀者見面。無疑，它對《三國志演義》以及中國小說史研究的進一步深化將起到不可忽視的推動作用。
注釋：
①載《小說月報》第12卷第10號；後收入《中國文學論集》，開明書店，1934。
②見鄭振鐸《〈三國志演義〉的演化》一文。
③《關索的傳說及其他》；《中國小說史研究》，（日）岩波書店，1986。
④以下所錄多為明本，均系今存，所藏均為現藏地。需要特別指出的是，由於種種原因，尚有不少版本未被采入。
⑤就目前所知，國內所藏嘉靖元年序刊本尚有初刻與覆刻之分。二者的文字略有歧異，最突出的表現是卷十六第三則「玉泉山關公顯聖」。人民文學出版社影印本比較詳細地描述了關羽被擒及被殺的過程；而這些細節到了商務印書館影印本里，卻絲毫不見蹤影。由此避諱與否的區別，似可推斷兩本的刊刻時間必是一先一後，蓋前者的底本是初刻本，後者的底本則為覆刻本。
⑥注意：所謂依次排隊只是籠統而言，並未具體到任何一種版本；其間亦不一定存在直接的血緣關係。尤應注意的是：志傳系統中許多版本的刊刻年代雖晚於通俗演義系統，但其文字及內容卻保存了較之通俗演義更早的形態。這點後文將詳細討論。
⑦1967年，上海嘉定縣城東公社出土了一批刊印於明成化年間的說唱詞話和傳奇刻本，內有《花關索傳》一冊四集，全稱為《新編全相說唱足本花關索出身傳》（前集）、《新編全相說唱足本花關索認父傳》（後集）、《新編足本花關索下西川傳》（續集）、《新編全相說唱足本花關索貶雲南傳》（別集），以說唱形式，詳細地敘述了關索的一生，雖系民間傳說，且唱詞俚俗，然卻是探求關索這一虛構人物形象演變的必不可少的資料。
⑧元至治年間（1321—1323）新安虞氏刊刻的《三國志平話》，堪稱三國故事的最早寫定本。分上、中、下三卷，每卷二十三個題目，開篇有「頭回」，類似後來章回小說的「楔子」。書起於劉關張桃園結義，迄於諸葛亮病死，已粗具《三國志通俗演義》之框架，體現了「三國」話本系統的最高成就。
⑨參見劉修業《古典小說戲曲叢考》，作家出版社，1958。
⑩最早論及此事的可能是澳大利亞國立大學柳存仁教授，參見其《羅貫中講史小說之真偽性質》；該文收入香港龍門書店1977年版《和風堂讀書記》。
(11)原文發表於日本東北大學1989年5月出版的《集刊東洋學》第61號，經陳西中先生譯成中文後，收入北京大學出版社1995年7月出版的《三國演義叢考》一書。
(12)參見金文京《花關索研究》「解說篇」，汲古書院，1989。
(13)比如沈伯俊先生在《〈李笠翁批閱三國志〉簡論》（載《社會科學研究》1993年第5期）一文中，從書名、版本、回目、規格、文字五方面加以對照比較，證明「李漁評本」是以「李卓吾評本」為底本。
(14)以《第一才書》作為《三國志演義》清代評本的正式書名，始於李漁。其兩衡堂刊本封面題「笠翁評閱《繪像三國志第一才子書》」；其自序亦云：「余於聲山所評傳首，已僭為之序矣。復憶曩昔聖嘆擬欲評定史遷《史記》為第一才子書，既而不果。余茲閱評是傳之文，華而不鑿，直而不俚，溢而不匱，章而不繁，誠哉第一才子書也。」按，毛評最早刻本乃康熙十八年（1679）醉耕堂所刊，其卷端題「四大奇書第一種」，封面亦作「古本三國志四大奇書第一種」；雖未明言「第一才子書」，但其《讀三國志法》已稱：「吾謂才子書之目，宜以《三國演義》為第一。」其批評實已顯露此意，後人推崇毛評，乃奪李漁評本之書名而移贈給毛本，遂沿襲至今。
(15)魯迅《中國小說史略》。
(16)見《讀法》。
(17)按，括弧里的文字嘉靖本無。
(18)如1922年亞東圖書館印本、1929年上海涵芬樓影印本、1953年作家出版社排印本、1974、1975年人民出版社兩次影印本（有線裝、平裝之分），及1980年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標點本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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