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文書流轉與史料價值的大小

近代史學家中，對史料強調最力的，大概應數傅斯年了。1928年，他在名篇《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里曾提到，一門學問，凡能直接研究材料，便進步;能擴張它研究的材料，便進步。就歷史學而言，大抵時間越靠後，這兩條要求便越容易滿足。不過，「直接研究材料」只是相對而言，並無一絕對標準，因時代不同或研究對象的不同，「直接」二字的要求是不一樣的。例如，研讀二十五史中靠前的各部，或可被看作「直接研究材料」;研讀《清史稿》，除了在史學史的領域，大概不會被作同等看待了。而「擴張研究的材料」這一點，可謂近年來史料層出的晚清史的寫照。

直接研究材料的方法，也可用傅斯年自己的話來解釋。他說：「假如有人問我們整理史料的方法，我們要回答說：第一是比較不同的史料，第二是比較不同的史料，第三還是比較不同的史料。」在材料大幅擴展的晚清史領域，傅斯年的方法頗具指導價值。在這裡，關於同一事件，往往有多種敘述，甚至同一個文件，也常常可找到多個版本。對各版本進行辨析而後擇善而從，是最基本的工作。面對材料的擴充，我們似應一則以喜，一則以憂，史料上量的擴充，未必對應價值上質的提升。我們的研究領域、選題固然因此而拓展，但也應看到另一面。有學生私下交流論文經驗時曾透露說：寫論文最好多用幾種史料集，就算內容相似，也不能盯著一個去引，要讓注釋盡量多樣化，這樣，審稿時才能顯出優勢來。如此操作，材料從絕對量上確實擴充了不少，卻未必見得高明，尤其在一大批「同質」史料面前，如果不先做一番辨析和排序的工作而隨著興之所至去徵引，就會顯出證據的不齊整，好比將新鮮水果與過期瓜果放在同一堆。

例如，軍機處《上諭檔》光緒二十六年七月初六日(1900年7月31日)收錄這麼一條上諭：「諭軍機大臣等：現在各兵團圍困西什庫教堂，如有教匪竄出搶掠等情，當飭隊力剿;倘彼死守不出，應另籌善策，暫勿用槍炮轟擊。」而曾長期流行於世的偽滿影印版《清實錄》則變成了如下內容：「軍機大臣面奉諭旨：現在各兵團圍困西什庫教堂，如有教民竄出，不可加害，當飭隊保護;倘彼死守不出，應另籌善策，暫勿用槍炮轟擊。欽此。」如果再翻閱《光緒朝東華錄》則會發現，如此重要的上諭，居然未被收入其中。可見，在採擇晚清史史料時，有必要對它們的來源及因此而形成的特點先作一番計較。

與清朝前期不同的是，清中後期的主要政務由奏摺流轉，軍機處協助皇帝處理，原有的主要由內閣處理的題本系統退居次要地位，以至於內閣的實際作用下降，位居正一品的內閣大學士如果未兼任軍機大臣，則不被看作「真宰相」。我們現在利用最頻繁的清史資料之一，包括1950年代開始編纂的從鴉片戰爭到籌備立憲的各種《檔案史料》，官修的《清實錄》，私纂的《光緒朝東華錄》乃至清代名臣文集、各式奏稿、奏底等，其最主要的內容，也都是奏摺與對應的上諭或它們的摘錄。所以，我們不妨順著奏摺的走向，來看看各種資料的特點及其缺陷。

按照文書形成的過程，我們今天看到並利用的奏摺大概有三個系統：第一是奏摺作者本人或本機構留存的底稿。個人奏稿往往會被收入私人文集，這類材料因涉及作者身前身後之名，其文本與最終上呈的奏摺，區別不大。當然，也存在諸如康有為的《戊戌奏稿》大面積作偽的現象。機構留存的底稿或依據底稿及收發文形成的檔案，近年來被大規模影印出版，例如《總署奏底匯訂》(總理衙門奏摺底稿)、《國家圖書館藏清代孤本外交檔案》及其續編(主要內容是依據總理衙門原檔編纂的《清檔》，其中奏摺及對應的上諭是常見內容)。這些史料中收錄的奏摺與上呈給君主的奏摺，沒有太大差異，這裡暫不展開說明。第二類是檔案原件，主要是宮中檔硃批奏摺、軍機處錄副兩種，以及由此編纂形成的各式軍機處檔冊，例如《上諭檔》《議覆檔》《月摺檔》等。第三類則是因第二類原摺的公開，抄錄而成的《邸抄》《京報》及其衍生資料，它們最主要的內容即內閣發抄的奏摺與對應的上諭。由於民間會依據《邸抄》《京報》再次衍生各式各樣的史料，所以可將其單列為一個系統。

我們先來看看第二類，即奏摺的檔案原件。內外大臣呈遞給君主的奏摺，是最為正式的奏摺文本。如果經過君主硃批，則稱為硃批奏摺。因定期回收置於宮中，故稱為「宮中檔硃批奏摺」。在發還上奏人之前，由軍機處抄錄副本，稱「軍機處錄副奏摺」，並視情況

決定是否發抄——即交由內閣領出，各省提塘官可抄錄、民間報館可選擇刊出。

宮中檔硃批奏摺和軍機處錄副奏摺，是我們接觸和使用最多，也認為最可靠的奏摺形態，但其中仍有需要注意的地方。例如，光緒朝的硃批奏摺中，有一部分雖由光緒帝親手硃批，但它們並不是正式的政務文書，那些批示也不會發下執行，它們只是小皇帝在親政前用來練習批摺的材料。再如，軍機處錄副也並不一定是對原摺的忠實抄錄，在某些時候，軍機處可能會對奏摺的正本進行裁剪。晚清軍機章京郭曾炘就做過這事，其子郭則沄後來曾談及庚子年間的一樁往事說：

凡臣僚奏事不稱旨者，其疏留中不發，此事前代多有。《史記》載群臣請立閎、旦、胥為諸侯王，四月奏未央宮，留中不下，則漢時已然矣。其條奏數事，或擇一二事可采者交議，餘事裁去留中。如道光時，袁銑條奏十事，僅以核賦課、平刑法、廣教化三事交議是也。後來樞臣亦得斟酌去取。光緒庚子義和團之亂，某翰林條奏中有請懲東南大吏及按戶搜捕漢奸二事，先文安公在樞直，手裁去之，以其餘行部，即依是例。

按郭則沄所說，在1900年庚子亂局之中，有一位翰林上遞條陳，其中有兩條建議，包括懲處拒絕排外的東南督撫、按戶搜捕漢奸，上諭命將條陳交給相關部院議覆。奏摺隨即轉入軍機處，被郭曾炘刪去上述兩條，僅將其他內容交給部院議覆。因軍機處在抄錄奏摺副本時，有嚴格的核校程序，所以這件事如果是真的，恐怕不是郭曾炘一人之力所能辦到，後面應該還有地位更高的授意者。

郭則沄的這個說法是否可靠呢?我們無法直接驗證，但可以通過此前兩年的另一樁事例進行旁證。1898年戊戌變法期間，御史宋伯魯、楊深秀於五月初二日(6月20日)上遞一件封奏，題為「為禮臣守舊迂謬、阻撓新政，請伸乾威立賜降斥以儆效尤而重邦交事」。主要內容是彈劾禮部尚書兼總理衙門大臣許應騤頑固守舊、不通外交，並仇視通達實務之士(暗指康有為)，建議罷免其本兼職差，降調使用。光緒帝在收到奏摺後，命軍機處下旨，「著許應騤按照所參各節明白回奏」。這個奏摺交軍機處抄錄副本後再交許應騤參照回奏。這就形成了兩個版本：原本和錄副本。按照慣例，兩版本應完全一致才是，但實際上，軍機處卻對原奏摺動了手腳。以下是兩個版本的關鍵段落比對(刪除線為錄副本刪掉的內容)：

總理衙門為交涉要區，當此強鄰環伺之時，一話一言，動易招釁，非深通洋務洞悉敵情，豈能勝任?許應騤於中國學問尚未能十分講求，何論西學?而猶鄙夷一切，妄自尊大。聞其嘗在總署，因一無關輕重之事，忽向德使海靜爭論，德使瞋目一視，以手拍案，尚未發言，而許應騤已失色，即趨出署，德使乃大笑，加以訕誚。此等之事，不一而足，其於傷邦交而損國體，所關非細故也。臣以為許應騤既深惡洋務，使之承乏總署，於交涉事件一毫無所贊益，而言語舉動隨在可以貽誤，中國之輕見侮，未必不由此輩致之。

兩天後，許應騤上奏，對彈章各款做了辯駁，光緒帝明發諭旨：著毋庸議。即宋、楊奏摺所參各條不盡切實，拒絕他們降許之職的建議。在宋、楊原奏摺的封面上，有軍機處添注的小字：「另摘抄，同初四日(6月22日)許應騤摺交。」意思是，該奏摺被摘抄之後，與許應騤的回奏一起，都交給內閣中書領出發抄，相當於對外公開。各省在京的提塘官，可將這種類型的奏摺以及對應的上諭抄錄下來，形成《邸抄》。京內民辦報館，則可據此印製成《京報》。於是，《邸抄》《京報》就成為各地官紳了解政情動態的資料，也就是上面提到的第三類奏摺。

當然，我們不能簡單地判定說，上面例子中的硃批原摺是真史料，而被改動過的錄副奏摺及之後衍生的《邸抄》《京報》是偽史料。刪掉的部分正可說明中樞在意什麼樣的內容，他們最不希望哪些內容被公開;或者也可說明，當時的哪些過失或罪名對許應騤的仕途有更具殺傷力的效果，而這些也都屬於更廣義的歷史真實。

由於檔案原摺長期以來封存於宮中、軍機處或各部院，在檔案開放之前，當時及後來人主要依靠《邸抄》《京報》一類的奏摺彙編作為了解時政，編纂、研究歷史的資料。清初纂修明史，曾大規模搜集留存於民間的《邸報》作為一手資料。我們熟知的晚清時期《經世文編》系列，部分取材於《邸抄》;《諭摺匯存》多取材於《邸抄》;清末翰林朱壽朋所編的《光緒朝東華錄》，長期以來為學界所重視，也主要取材於《邸抄》;新式報刊如《申報》則有專門的《京報》版面，它與《光緒朝東華錄》一樣，收錄的奏摺都是依據《邸抄》而再次轉抄的版本。

這些版本有著哪些特點呢?我們仍以宋、楊參奏許應騤以及許應騤辯駁的兩摺為例。它們與上諭皆在五月初四日(6月22日)發抄，但卻抄錄在五月十一日(6月29日)的《邸抄》上(見國家圖書館影印版，此系較完整的《邸抄》版本之一)。這些奏摺刊登在《申報》，則已經到了五月二十六日(7月14日)。當天《申報》轉載的，是五月十七日(7月5日)的《京報》全錄(《京報》送達上海的《申報》館，還需要九天時間)，內含上述兩摺及對應的上諭。從內容上來看，除個別字詞的訛誤，《邸抄》、《京報》/《申報》的奏摺版本與軍機處刪節過的錄副版本無異，《光緒朝東華錄》同樣如此。不幸的是，《光緒朝東華錄》對奏摺的作者進行了簡化處理，寫作「宋伯魯等奏」，忽略掉了楊深秀。而實際上，宋伯魯之所以署名在前，有可能只是因為其職務高於楊深秀而已，縮略作者的做法，會導致重要信息的丟失。

從比對信息也可看出，《邸抄》《京報》在當時的版本不一，重要的體現就是日期不齊整：奏摺產生於五月初二日(6月20日)，許應騤覆奏於五月初四日(6月22日)，但出現在某一版本的《邸抄》中，已到了十一日(6月29日);出現在《京報》中，是十七日(7月5日);《申報》再次轉載，則已是二十六日(7月14日)的事情了。如果這些版本的奏摺、奏片沒有註明上奏日期，我們就很容易將它們的刊出時間誤作產生時間。

《邸抄》《京報》有著不同的版本，抄錄者、刊印者也會根據各自不同的需要，摘錄所需的主題及對應的上諭。除了這種主觀選擇之外，客觀原因也會造成《邸抄》的疏漏。例如在1900年八國聯軍入侵之際，高層政治處於不正常狀態，統治者西逃，京城被侵佔，內閣無法像平時那樣從軍機處領取奏摺發抄，民間報房也無法取得《邸抄》和印製《京報》，因此這一段時間的《邸抄》《京報》，是不完整的。

除了以上主客觀原因造成的遺漏，《邸抄》在來源上還有一個最大的問題，即經由內閣公開發抄的奏摺，實際僅為每日政務的一部分。未公開發抄的奏摺主要分為兩類：第一類是大量的京內各部院奏摺。按照制度，京內六部、理藩院等機構實行輪值，輪值之日向君主遞送奏摺，奏報本部政事或者對所管事務進行議覆。一般情況下，皇帝給出兩種簡單的處理意見：「依議」或「知道了」。不過，他無須動硃筆進行批示，而是指甲劃痕，「橫知豎議」，即橫線表示「知道了」，豎線則為「依議」，隨後由奏事處太監帶出傳旨，交給各部領回。這部分奏摺因未過軍機處、內閣之手，所以無從發抄。

還有一些奏摺，是未交代發抄。一是皇帝留中的，例如科道言官的建議或參奏，皇帝有意壓著不處理;或是涉及機密認為不宜公開的(例如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前涉及外國事務的奏摺);另一些奏摺則是因為內容未涉及部院事務，也不交代發抄。擅自公開未經允許發抄的奏摺，是一項嚴重的過失。

由此一來，軍機處交給內閣中書領出發抄的奏摺及對應的上諭，是有限的。也就是說，《邸抄》的原材料，本就是很不完整的。加之提塘官、報館在再次抄錄時有意取捨，導致它們的記錄更加不全。就內容而言，《邸抄》所錄的和未公開的奏摺相比，其重要性也相對低一些。首席軍機大臣奕劻曾說：「向行《邸報》，大抵例摺居多。」御史趙炳麟也曾檢討說：「外間鈔報，如《諭摺匯存》《閣鈔彙編》之類，大抵皆照例摺件，於朝廷立法行政本末，無甚關涉。」這樣一來，《邸抄》《京報》以及據此產生的各類奏摺彙編，其價值就要打上一定的折扣。

類似的情況，也出現在《光緒朝東華錄》身上。1909年，供職國史館的惲毓鼎希望仿照《續資治通鑒長編》編纂一部光緒朝政事記，他認為自己在史館，可利用內閣便利，「凡廷寄、奏摺、列傳，皆可借鈔，從事編纂」。他還將當時剛剛成書的《光緒朝東華錄》作為一個反面例子，引以為戒，評論說：

今年上海朱太史壽彭輯《光緒東華錄》已成書，僅據《邸抄》掇拾而為之，輔以盛侍郎所藏之《洋務編》，其書疏略特甚，政事皆不具首尾(事之下部議者，其復奏摺往往不發抄。朱君不能得原摺，故徒有建議而無決議)。舍史館而編《東華錄》，猶棄山而聚銅也，無怪乎不成片段矣。私家不可作史。

這裡講到了《光緒朝東華錄》的缺點：第一是來源主要為《邸抄》這一民間的奏摺抄本;第二是相關奏摺被割裂開來，例如原奏被收入其中，而針對原奏的議覆奏摺因沒能發抄(原因如上文所述，即部院議覆奏摺由皇帝劃痕「橫知豎議」後，直接傳旨發還，未經軍機處與內閣之手)，往往無法尋獲，所以惲毓鼎感慨說「不成片段」，「私家不可作史」。不僅如此，《光緒朝東華錄》為圖簡便，有時僅將署名在前的奏摺作者列出，這樣就可能忽略重要的合作之人。

《光緒朝東華錄》採用編年體，將相關重大事件、重要奏摺、上諭歸入對應的年月日。對於奏摺而言，它所示日期，是皇帝接收並給予針對性答覆的日期。《邸抄》在抄錄奏摺時，往往掐頭去尾，將上奏時間去掉，《光緒朝東華錄》延續了這一特點，故奏摺所系日期，並非寫作及發出的日期。如果該摺是京官所上還好，因遞摺與批示往往在同一天;若是外官所奏，尤其是偏遠地區的將軍、督撫所奏，那麼就不宜簡單採用《光緒朝東華錄》所示的日期。

在史料選擇上，《邸抄》《京報》有不同的版本，其摘抄的上諭、奏摺不盡相同：一般明發上諭及其對應的奏摺較多，而機密諭旨——廷寄及相應的奏摺就沒那麼容易獲取，這就限制了由此而形成的奏摺彙編以及《光緒朝東華錄》的素材來源。從主觀因素而言，朱壽朋等纂史者在面對奏摺、上諭時，會有自己的選擇標準和政治顧忌。閱讀義和團時期的《東華錄》，再比對同一時期的《上諭檔》可以發現，凡涉及保護外國使節、譴責暴民的上諭，往往被朱壽朋選入;凡是言辭激烈，顯示對外強硬態度的上諭，則多被捨棄不用。陳恭祿先生曾說，「《光緒朝東華續錄》內容豐富，價值在其他《東華錄》之上，編纂的方法也和前人不同」，「蓋已成為近代編年史的代名辭」。此話放在50多年前，並無大錯，因為並無更多精確的資料可讀，檔案也未能開放，但如果放在今天，就有問題了。

由於《邸抄》及其副產品摘抄不全，未經官方校對核准，準確性欠佳，種種缺點不利於官紳及時了解最新的政情，咸豐三年底(約1854年初)，江西巡撫張芾上奏，建議由官方統一審核、發行《邸抄》。張抱怨說，以前每月有摺差進京，順便帶回《邸抄》供官員軍民了解政情，但是與太平軍作戰之後，因道路梗阻，除奏摺外，《邸抄》無法經驛站系統傳遞，導致他們對本省之外的重要政事，例如周邊省份的人事任免、人事調動及其原因，周邊的太平軍動向等信息茫然無知。因此他建議，命內閣每月將通行刊刻的權威版《邸抄》核對二十餘份，交由兵部驛遞系統下發，好讓各地統兵大員和督撫們及時知曉全盤上諭，籌畫全局，隨時應變。咸豐帝收到張芾奏摺後大怒，說張芾的建議「可笑之至」，「實屬謬妄」，用廷寄形式對他進行了駁斥，其中有幾句話值得注意。他說，「所有刊刻邸鈔，乃民間私設報房，轉相遞送，與內閣衙門無涉」，「內閣為絲綸重地，辦事之侍讀中書，從無封交兵部發遞事件，若令其擅發鈔報，與各督撫紛紛交涉，不但無此體制，且恐別滋弊端」，「無論有無緊要事件，動用驛報」，「不特有違定例，亦令聞者詫異」。

按理說，督撫要求內閣發布權威版本的《邸抄》，不過是希望獲得相關奏摺和上諭的權威定本而已;而使用驛站系統遞送《邸抄》，也不過是想及時了解政情。咸豐帝對張芾建議的激烈反應，令人匪夷所思。不過，就在十多年前的鴉片戰爭期間，耆英曾向道光帝報告，英軍每天都能閱看《京報》，道光帝認為，「必有輾轉遞送之人，其為漢奸無疑，可恨可惡之至」，下令沿海督撫嚴密查訪私行抄錄《京報》的行為。也就是說，《邸抄》《京報》雖允許公開，但在皇帝看來，畢竟屬於有著一定保密級別的文書，起碼不應該讓敵人看到。在太平天國戰爭尚激烈進行的時候，咸豐帝拒絕發行官定《邸抄》，大概也部分出於保密的考慮。

不過，《邸抄》系統在清末卻得到了長足的發展，這首先是因為民辦新報刊的大量出現。以《申報》為例，該報在1872年4月30日創刊起，即有專門版面發布《京報》，其中包括宮門抄、上諭、奏摺等內容。後來倡導變法維新的新報刊，也選擇摘編《邸抄》的某些主題奏摺用於宣傳。在這種情況之下，奏摺、上諭早已無法對外人保密。到了清末新政時期，京城部分部院與南北洋大臣開始編纂省部級的《官報》，刊載與本部門、本地區相關的奏摺、上諭、政令等內容。1906年底，御史趙炳麟建議，由會議政務處將原來的《邸抄》從民間攬過來，發行正式的高級別《官報》。這一提議得到奕劻等人贊成，理由是：「維預備立憲之基礎，必先造成國民之資格，欲造成國民之資格，必自國民皆能明悉國政始。」這就是創刊於1907年10月的《政治官報》。《政治官報》是日報，每天發行，主要內容包括三部分：諭旨、批摺清單、宮門鈔;電報、奏咨;摺奏。除了機密文件不外宣，凡交由軍機處發抄以及各衙門具奏的事件，均編入《政治官報》之中。

相比原有的《邸抄》系統，《政治官報》的優點在於，第一，收錄奏摺、諭令數量多，涵括全面，不像《邸抄》那樣，有龐雜的版本和較多的遺漏。第二，經由憲政編查館核准，作為法律上的定本，官民可引以為準則。第三，除了軍機處發抄的摺件，《政治官報》還收入了各部院未經發抄的奏摺，也就是那些原由皇帝指甲劃痕後直接發下，不經軍機處之手的奏摺。這些奏摺在此前的《邸抄》系統，甚至在宮中檔及軍機處檔案中，是難以找到的。到了1911年9月之後，因責任內閣成立，《政治官報》被《內閣官報》取代，交由內閣印鑄局編纂，其主要內容未變。

今天，因新出史料的增加及學術的發展，各級圖書館、檔案館乃至私人秘藏的近代史資料得以影印出版，足以滿足傅斯年所謂「能擴張它研究的材料」的要求。但近代史料量的拓展並不代表質的延伸，如果不加以細究，大量「同質」史料的機械重複，反而可能會給研究帶來一定的干擾。如果從奏摺、上諭等重要政務文書的涵蓋面、準確性及細節的「狹義真實」來考慮，我認為不妨如此給晚清史料排個序：檔案館原檔、影印或點校檔案、《官報》、《實錄》、文集、《邸抄》與《京報》、《光緒朝東華錄》、其他衍生史料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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