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明析：在鄉下女生住倉樓我只能睡豬圈樓
老編的話：今年是知識青年上山下鄉運動50周年。本號開闢的「知青」欄目，將重點分享知青朋友的紀實性文圖稿件，期待您的支持。本號對知青朋友「不堪回首」或「青春無悔」的爭論不持立場，只願提供一個網路平台，供大家回憶、再現、追思、反省那一段以身相許的苦樂歲月。
作者簡介
本文作者
王明析，男，1958年生，1975年高中畢業後插隊當知青近三年。遵義師專中文科77級畢業。曾任貴州省務川中學校長、縣教育局副局長、縣政協副主席、縣人大副主任。在共報刊發表文學評論、散文隨筆、小說詩歌兩百多篇（首）。有多篇論文被收入相關論文集公開出版。著有讀書隨筆《憂鬱的告白》（上海文匯出版社2015年版）。主編和選編出版有《丹砂古縣的文化記憶》《滄桑務川》《務川歷史古籍文獻資料輯錄》等五部文史圖書近兩百萬字。現居遵義市。
原題
回望插隊歲月
一
1975年7月下旬的一天中午，太陽很大，隨著一陣「突突突突」的雜訊愈來愈近，一輛手扶式拖拉機在南門縣酒廠倉庫前的空地上停住了。這天可能是星期，因為廠區很安靜，當父母與我一同把簡單的行李放在拖拉機的小拖斗里後，駕駛員與我父親打過招呼，便重新發動起拖拉機，掉頭開出酒廠大門，左轉折上南門的坡道，很快就出城了。
拖拉機上已先坐有三個女生，除了一個姓甘的高中同學外，我與其餘兩個女生並不熟識，只是面熟而已；因為縣城太小了。但現在同去一個生產隊落戶當知青，大家就自然開始有話可說。要去的生產隊地名土寨，據說是個老知青點，我們在拖拉機上，就議論起房子的問題。未下鄉前，我們都對未來的知青生活有過一些打探，住房是了解的重點之一。我對土寨的了解顯然不如她們清楚，尤其是我不認識的兩個女生。她們告訴我，土寨雖然有老知青，但現在大多數都走了。三個女生對此有相同看法，就是走了多數知青，一定留有空房。言談中，臉上不禁充滿欣悅慶幸的笑容。
我當時很不善於與女生接觸，交談更是少言寡語，對她們談到房子的事，我雖然也關心，但根本就未當作一件不得了的大事來考慮。我想的是，房子好壞有什麼當緊的，反正又不會讓人住在露天壩。我當時對知青生活還有些憧憬，受嚴陣一本《琴泉》的影響，竟幻想到農村去親身體驗田園生活後，也寫一本類似《琴泉》那樣的田園詩集。但這「宏偉理想」我絲毫不敢在任何人面前稍有流露，我的靦腆與自尊當時太過了，幾乎成了我身上最致命的一種病。
嚴陣《琴泉》
拖拉機出城後一直在轉彎上坡，直到爬坡近三公里後，升到山上埡口才陡然下坡。下坡的路很陡，急彎不斷，差不多有四公里。很多地方，路的一側是深達一兩百米的深壑河谷。手扶式拖拉機很少減速行駛，下坡時駕駛員一隻腳踩在剎車板上，雙手緊握著兩個控制方向的把手，就聽見車輪與地面摩擦不斷發出「吱啦吱啦」的聲音，現在回憶起來還真是有些驚心動魄。但那時好像根本沒有過多的緊張與害怕，只想趕快去到土寨，安頓下來再說。
到牛塘後，因為是公社所在地，我們便想，可能有人在此接我們吧？但公社的人告訴我們，社裡的牟書記（副書記）在新場，我們直接去就行了。於是，一個年輕人坐上拖拉機，便當了我們的嚮導或是介紹人一類角色，大家又直奔新場而去。這時我們才知道，土寨就在新場背後，走路只要十分鐘左右。
新場是個小鄉場，只有一條長約兩百米不到的獨街。這天適逢趕場，我們到時大約三點過。因為趕場的人很多，拖拉機就沒有開進鄉場。駕駛員將拖拉機停在場口，從牛塘跟來的年輕人跳下去，交代我們在此等候，他去找牟書記。我們也從車斗里下來了。頂著大太陽，走了兩小時左右的山路，也算是風塵僕僕了。三個女生站在拖拉機旁，一邊扑打著頭上、身上的灰塵，一邊互相說笑著。我也伸手拍打著身上的塵土，張開五指梳里著頭髮，卻發現原先鬆軟柔順的頭髮已經被塵土凝結成了一團糾纏不清的亂草。
我們在拖拉機旁剛站下，身邊很快就圍了一群鄉場上的農家小孩。他們指指點點看著我們，嘴裡還說著「知青」、「肯定是知青」類似的話。有女生便笑問他們怎麼知道，這些小孩憨笑著，雖未解釋，但肯定的語氣更強了。我們等了約二十分鐘後，天空突然開始急劇暗黑起來。這是夏日有雨來襲的前兆，我們不由變得有些焦慮不安。三個女生開始議論：那個找牟書記的年輕人怎麼還不來。說話間，又頻頻向鄉場張望，期冀有所發現，神情變得有些可憐巴巴的樣子。我也有些心急，但想到一個男人如果也想她們那樣遇事驚慌，未免太「糟雜」（沒氣質）了，所以並不加入她們長吁短嘆的小合唱；但兩眼卻專註地望著鄉場方向，期盼那年輕人趕快找來牟書記。
這時天空愈來愈黑，大片大片的烏雲在天上急速移動，雲層里已開始有大顆大顆的雨珠向地面「啪啪」打下來。趕場的農民已開始陸續離開鄉場，我們身邊不時有散場的農民匆匆經過，往造紙堂方向的古官道走下去。他們看我們的眼神都很漠然。這時我突然開始有一種身處異鄉孤獨無助的凄涼感。就在這時，我們終於看到那個年輕人從鄉場方向走來了。
年輕人介紹一個胖胖的中年人就是牟書記。我們那瞬間突然有種終於找到了家的感覺。牟書記面貌很慈祥，甚至好像帶有一種苦相。我的直覺告訴自己，他會很好關照我們。不料他簡單問了我們幾句後，就對跟在他身後的幾個山民說，幫忙拿東西吧。我早已注意到這幾個山民對我們的審視神情，見牟書記已發話，一個精壯的中年漢子轉身對他身後幾個人高聲道：站起干哪樣啊？幫忙拿！幾個山民得到指令，便七腳八手開始從拖拉機車斗里拿東西。
我很詫異牟書記沒有帶我們到哪間屋裡稍事休息一下，起碼躲躲雨嘛，他竟將我們馬上就交給了一夥山民。我心裡略微有些酸酸的味兒，但想到早遲都要到土寨，心裡便說走就走吧。我提了個裝有瓷盆等雜物的網篼，拿了裝在布口袋裡的二胡，就與眾人上路了。
見牟書記與我們同路，我心裡又稍覺安慰。匆匆走過鄉場，穿過一個窄窄的小巷，我們踏上了去土寨的路。天空依然陰黑著，雲層里還在不斷向地上拋打雨點。我們一行人腳步匆匆，疾行在包穀林中的一條鄉村便道上。不到十分鐘，眼前出現了一棵數人才能合抱的野銀杏。我從身邊的山民口中得知：土寨到了。
走過幾道田坎，我們來到了一塊空地。這時天空中已不再亂打雨點兒了，深藍的雲層四周竟出現了金黃色的亮邊，天色煞是好看。旁邊有一間倉樓樣的樓房，房子的正面是我們所在的空地，空地下面是一塊籃球場大小的水田。我們到了空地後，四周很快聚集起寨里的一些大人小孩。這時我才知道，剛才那個招呼山民給我們拿行李的精壯漢子名叫敖世壽，是土寨生產隊隊長。
我們在空地四周坐下來。胖胖的牟書記身上出了很多汗，紅著臉，一邊撩起白色老頭衫揩汗水，一邊對熬世壽介紹起我們四個知青。他具體說了些什麼話我已記不起了，大意是介紹我們的基本情況，要熬世壽好好按國家的知青政策做好相關事宜。不到十分鐘，牟書記交代完畢，就站起來準備走了。我很意外初次進村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的場面竟是這樣簡單，與長詩《理想之歌》（當時很紅的一首歌頌延安知青接受老區人民再教育的名詩，中央人民廣播電台的配樂朗誦很煽情）中描述的情景竟有著天壤之別，心裡不禁很有些怏怏之感。
大約見我們四個知青臉上不同程度地都有些可憐巴巴的神色，已起身要走的牟書記又轉身對我們說：你們就好好在這裡勞動鍛煉吧，今後有什麼事就到公社來找我。他臉上是令我詫異的愁苦神色，彷彿我們下來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是一件很不幸的事，令我至今難忘。
牟書記走後，曬壩（空地）上聚集的人已比我們剛到時要多。寨里的大人小孩圍觀我們四個知青，表情各異。這時，不知誰家在喊誰吃晌午，便聽有人在人叢中應了一聲，卻又不見誰動身離開。但這一聲喊卻提醒了我這天去何處吃住的問題，心裡馬上緊張思考開了。這時隊長熬世壽發話了。他一說話，我就看出這是個不苟言笑的實誠漢子。他用不容置疑的口氣在說我們四個知青的吃住方案。
他的話一完，一個約五十多歲的老大娘就認領了一個女知青（後來知道她是熬世壽的母親，與他兄弟熬世喜住在一切），接著他本人也認領了一個女知青，很快又有人認領了最後一個女知青。這時我有些緊張了，因為最後一個女知青被人認領後已經過了幾分鐘，我還沒有人「要」！這讓我突然覺得自己好像是市場上不討人喜歡的一匹牲口。此時的我既委屈、難過、羞憤，同時又希望哪個人好心人趕快站出來拉我一把。
敖世壽的目光在人叢里尋找著，終於，他對一個袖手蹲在倉門前樓板上的年輕人喊道：球二，明析就跟你去哈！叫球二的年輕人嘻笑道：娘逼這事情我就作不了主咯，我伯伯又冇來。敖世壽喝道：你球二雞巴男子漢一個，這點事作不了主？去跟你伯伯講，就說是我講的！球二還在嘻笑時，一個十來歲的小姑娘走到我面前，叫我跟她走。敖世壽見了小姑娘，便讓我跟她去；一邊又對球二詛咒了兩句難聽的話。
二
小姑娘是球二的幺妹。我隨他和球二走到倉樓後面田灣里他們家中時，他們一家人正在擺碗筷準備吃飯。我局促著，長到十七歲，像這樣獨自在異鄉的陌生人家裡吃飯還是第一次。球二的父親姓王，母親姓什麼我至今不知道（我一直喊她大娘），但都是很和善可親的人，他們臉上的熱忱表情絕非有意裝出，後來兩年多的接觸證實了我最初的判斷。這天吃的是什麼稀飯我回憶不起來了，但吃的一碗菜我至今印象深刻，就是撒了點鹽的青色西紅柿。我試著拈了一片，嚼在口中又麻又苦，便不再向那隻碗里伸出筷子。
吃飯時，天空中突然降下了雷陣雨。從門口望出去，屋外一片風聲雨霧，朦朧不辯莊稼與樹木，對面的山巒連影子都不見了。雨很大，我們在堂屋裡吃飯，竟有雨霧從外飄入。但飯後不久，雨又住了，只是天也變得灰暗陰沉。吃過飯不久，球二與其父都到後山裡忙農活去了。不知何時，他家中只剩他公（爺爺）一個人在堂屋前打草鞋。我坐在他家房屋階沿的矮長凳上，望著面前的田疇與遠山，心裡有些莫名的空空蕩蕩。這時一陣山風吹來，我覺得有些涼意，準備找件衣服穿在身上，才想起所有行李都被鎖在倉樓。
就在心裡感覺有些淡淡的惘然時，三個女生從水田邊上的一條便道向灣里走來了。大家簡單交換了分別兩個多小時里各自的經歷，分析了有些情況後，很快達成共識：明天一早回縣城去，買好必要的生活用具，自己開鍋煮飯吃才是上策。三個女生穿的還是短袖襯衣，都喊有點冷。但想到取衣服的不便，大家都說堅持一下算了。
這時土寨沒有通電，夜裡靠煤油燈照明。白天人們很勞累，所以晚上睡覺時間就早。球二獨自睡一間窄小的廂房，我沒有安身之地，就和他擠了一張床。球二書名王治彬，比我年長四五歲，是個個頭矮小的好動男人。廂房窄小，幾乎只容安放一張床。我們無處坐，進屋便上床了。一頭躺下後，就著墨水瓶做的煤油燈上那一粒如豆的火苗，我們彼此都有些好奇地聊天。
我問他何以名球二，他說他伯伯（父親）取的。大約是見我好奇這個名字，他又說，他們三弟兄，各自都有書名，但小名都帶一個「二」。他大哥，他兄弟，三人依次叫稀二、球二、甩二。我聽了後，覺得有趣又好笑。球二對我好像並不感興趣，因為他打聽得較多的人是三個女生。聊了一會兒，他好像想睡了，便徵求我意見。我還能說什麼呢？於是他便吹滅了油燈。
黑暗中，球二很快就睡著了。但我聆聽著他粗重的呼吸聲，神智卻愈來愈清晰。從球二的口中得知，土寨根本就沒有什麼知青房，早幾年確實來個幾個男女知青（老三屆初高中生），但一直就住的是倉樓旁邊那間稀牙漏縫的破木房。大約是三年前，多數知青都招工走了，如今只剩一個名叫李沛的人關係還留在生產隊，而人卻在大隊民校當代課教師。知道這些事後，我心裡有些冰涼。如果說沒有知青房，到時候我們住哪裡呢？也是在這時，我才開始感到現實生活好像不是《理想之歌》中描寫的那樣美好。
心裡有了變化，考慮的事就多。想來想去，又覺得空想也解決不了問題，便對自己說：睡吧睡吧，反正車到山前自有路。但閉上眼睛後卻怎麼也無法入睡，被條太重了，可能是很久沒洗的原因，蓋在身上冰涼冰涼的，而且過一會後又覺得熱。不蓋又冷，蓋又熱，加之身邊睡的球二又不穿衣服，這讓從不習慣與外人同睡一床的我真有些苦不堪言。黑暗中，耳邊又老是有山蚊蟲翁翁不息的聲音，我便不停地在頭上亂揮手驅趕這些小動物。球二卻睡得十分沉，我只有佩服。
第二天一早，天色還陰沉著，我們四個知青結伴離開了土寨。冒著濛濛細雨走到新場，不見有拖拉機和汽車，便果斷出場口走上了回家的路。行至皂角燈，公路上出現了三三兩兩進縣城趕場的農民。在關天壩一帶，遇見了幾個附近知青點的知青，都是早我一兩年從一中出來的校友。彼此見了，就招呼，並感嘆也下鄉插隊來了。
因為不是很熟悉，所以簡單擺了幾句後，他們便大步流星朝前走了。望著他們挽著褲腳大步行進的樣子，我才發現自己穿得學生模樣的憨相真是嫩得可愛。但也是在這個時候，我突然對未來的知青生活有了一種與前不同的認識。我此時在心裡發恨道：他媽的個逼，回去準備好炊具重新來過吧！
三
大約三五天後，我們四個知青又回到了土寨。三個女生住了倉樓，樓下與倉樓緊連在一起的半間破屋經過收拾後，我們用來放農具等雜物和做伙房。我不能長期與球二睡在一張床上，因為這既不現實，我也不願意，於是住了球二家的豬圈樓。第一次順著梯子走進樓里，只覺光線暗得厲害，因為這小閣樓似的方寸之地，一個類似窗子的空洞都沒有。除此以外，這樓的空間也很小，即使在屋脊處我也不能站立。坐在準備用來鋪床的條凳上，我的頭幾乎能碰到屋脊的橫樑。
棲身之所如此惡劣，自然讓我很是意外。但既來之，還得安之。晚上躺在四塊木板拼成的所謂床上，聽著圈樓下豬們的哼哼喘氣聲，就著一盞油燈看幾頁書，居然也能睡得比較香甜。比之現在磕睡淺，隨便想到一點事就會影響睡眠，真是覺得有些恍若隔世。
當知青的日子就算正式開始了。勞動還是很考驗人，頂著烈日扯豆子，一天下來，我們幾個知青的手都磨出了血泡。勞動中流點血汗很自然，也沒有誰露出嬌氣的樣子。有山民看見三個女生很吃苦的模樣，還感嘆。於是有女生道：我們下來是要認真勞動鍛煉呢，以後還要靠你們推薦啦。
山民咧嘴笑說：你以為我們不推薦嘍？我們推薦就行的話，你們全部都推薦！你怕哪個想你們來喲？山民的話雖有明顯的戲謔意思，但我們聽了還是覺得有些尷尬。這時便有山民出來圓場說：唉呀！都是政策，你怕他們哪個又想下來喲。山民多是淳樸的人，說話直，但並不意味著他們討厭我們。所以有時開玩笑，看似有一點兒露骨，但其實也是調節勞累的一種方式。
豆子扯完不久，就開始收包穀。烈日暴晒下，穿件短袖在包穀林中掰運包穀，暴露在衣服外的皮膚自然會被包穀葉子劃割得到處是淺淺的傷痕，那火燒火燎的滋味自然不好受。這天，我肩挑包穀先到倉前曬壩，已經是休息時間，大家就橫七豎八地坐在地上歇氣聊天。不一會兒，女生張和女生徐先後也背著包穀來了。二人倒掉包穀，坐下來便相互看著赤裸的手臂上那一道道傷痕噓氣感嘆。旁邊有山民便笑問：痛不？鳳玲。
不痛。就是有點兒癢。
山民好像有些詫異。又問，笑就有些怪異的樣子了：那……癢得厲害不？
就是癢得厲害嘍。
我見這個山民再問話時，已對旁邊的人有了一個擠眉弄眼的動作，便猜他話里肯定有其他意思。果然，當女生鳳玲回答後，旁邊的人馬上就有了壓抑的偷笑。就在這時，女生甘也背著包穀來到了曬壩。那山民又對她笑道：鳳玲說她手桿遭包穀葉割了不痛，就是癢。鳴明你癢不？
女生甘可能察覺了眼前有陷阱，便笑了笑，好壞不答。女生張卻還在大大咧咧笑道：我說你們這些人才怪啦，癢就是癢，有啷咯好笑的？
這時，生產隊長敖世壽的母親長（唸zang）大娘說話了：玲兒，姑娘家家的，不要說那個字，臟啊……
有了這次教訓，我們便很注意了解學習當地人的說話方式與生活習俗，盡量在日常生活中與他們融為一體，也算是徹底接受貧下中農再教育吧。但一年後，我還是又說了一句很糟糕的錯話。那時球二的大哥稀二已從雲南退伍回村。一天我與他去後山鏵田（他鏵田，我鏟田坎），臨上路時，他讓我趕牛先行一步，我便說：
行啦！我吆牛，你扛（此處方言要唸lao）鏵口嘛。
不料他聽了這話很生氣，沖我大聲道：明析！娘×你啷咯說我扛鏵口啊？
我很詫異，就申辯道：你個人說的你扛鏵口嘍。
見我一臉無辜相，他終於明白，我不是有意對他說這樣的話。事後我知道，「扛鏵口」是當地民間很忌諱的一件事，今天看，其實也是一種民族風俗的體現。但緣何以此隱喻，我卻至今不瞭然。
四
插隊的日子不全是勞動。在土寨兩年多的時間裡，我除了不會鏵田鏵土外（因耕牛有限，還輪不到我這種「次勞力」。我的其他一些同學，會鏵田土的大有人在），其他農活都做過。但奇怪的是，今天留在記憶里的很多事都與勞動無關。
土寨沒有任何人相信我們會「紮根農村」，把我們視為過客便很自然。可令我很意外的是，他們有不少人都關心我們的私人生活。尤其是球二和他大哥稀二等中青年男人，在他們眼中，我應該和三個女生中的某一個人「好」才正常。他們（包括幾個婦女）經常拿上一批知青有兩人後來喜結連理的事來慫恿或開導我，說女生誰誰誰可以，要我抓住機會趕快出擊。
尤其是從雲南退伍回來的稀二，更是替我分析三個女生的情況，積極主張我追求那唯一的高中女生。我覺得稀二眼光還算不錯，因為這個女生不僅苗條高大，而且端莊好看。但遺憾的是，我和這個女生雖然是同學，父母且是世交，雙方父母當時都有這個意思，臨下鄉前還專門去她家吃過飯，受過兩位母親特別的現場交代，就是要互相照顧之類，但我們彼此都沒有感覺。今天偶爾見面還玩笑幾句，但當年在土寨卻禮節得不得了。
我當時與另外兩個女生好像還要隨便點。我們四人雖然在一口鍋里吃飯，但飯後我幾乎從不參與她們的聊天——沒有地方可能是一個原因，因為我總不能爬木樓梯，去倉樓上她們的「閨房」里坐吧？所以每天晚飯畢，我基本上就回了豬圈樓。
現在回憶起來，當時在樓上做的事就只有兩件：讀書，寫詩。
先說寫詩吧。其實我那時根本不懂詩，我所寫的那些分行排列的文字，幼稚不說，還很自欺欺人。我當時特別喜歡嚴陣的《琴泉》，便摹仿他的文字風格，三天兩頭地寫農村題材的詩，而且雄心勃勃地想出本詩集。這樣寫了兩年多，果真積累了約有幾百首。於是在1977年的一天，像模像樣地分專輯編成一本《百花集》寄到了人民文學出版社，從此天天盼好事降臨。
也不知過了多久，一天，我在新場得知我有北京來的郵件，說是由某某代收了，要我去拿。我興沖沖而又心懷忐忑見了那個來新場搞「社教」的縣機關幹部，他給了我一個拆封的郵件，同時怪笑道：不得了呃，還給人民文學出版社寫了一本詩！我當時又尷尬又氣憤，心想你有什麼權利拆我的私人郵件呢？但我又不敢發作，只在心裡鬼火這卵人素質差。數年後，我在縣城識得此人，有了一些接觸，證實了我當初對他的判斷。
這天收到人民文學出版社的退稿信後我才明白：「只有在報刊上發表的詩多了，出版社才會考慮是否出詩集。」就在這以後不久，高考恢復，我考入遵義師專，寫詩的興趣開始消退，只是讀詩的興趣至今保留。
下鄉時我帶了二十多本書，其中《三國演義》好像還是從女生甘之父那裡所借。除此之外，還有《水滸傳》《唐宋名家詞選》和魯迅的小說雜文集，都是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年出版的一套「青年自學叢書」中的選本。除了小說反覆看之外，對其它書都看得粗心大意。比方說，那時雖能背誦幾十首唐詩宋詞，但明顯地不求甚解。後來不知從何處弄到一本厚厚的《赤腳醫生手冊》，對有關男女生殖的部分卻看得比較細緻，也算是彌補了中學沒有開設「生理衛生」這門課之缺。但由於沒有老師講解，自己讀得粗心，疑問也還有。鄉村的夜晚很黑，也很長。兩年多的時間，每天晚上在豬圈樓上就著一盞小煤油燈看書，居然未讓我眼睛近視，這也好像是件奇事。
有天中午，球二家門外來了個男人。他個子較矮，穿件很舊的中山裝，臉小，五官也小，眼睛無神，帶一副苦相。他介紹自己名叫李沛，於是我馬上知道，這人就是那個因為家庭出身不好，雖屢被推薦招工但又屢被否決的老三屆知青。我們此前雖未見過面，但大家都知道些對方的情況，所以很快就隨便聊了起來。
我和他聊天還有一個很功利的目的，就是想他借書給我看。早在住進豬圈樓的那天，我就知道樓角那個木箱子很珍貴。因為球二告訴我：李沛留在這裡的，雞巴裡頭全是書。球二當時的口氣很不屑，我卻將這視為難得的好信息，自此一直在等待李沛出現。這天和李沛聊到借書的事，他開始有些猶豫，後來勉強答應了。我們到豬圈樓上後，他打開箱子，我大吃一驚。這些書大約有二三十本，幾乎都蓋有務川中學圖書室的印章。我當時馬上想到了我的高中語文老師易代權先生小閣樓里的一些書，因為也蓋有同樣的印章。
高爾基《我的大學》
見到李沛這些書，我沒問他從何所得，只是興奮。現在能記起的書有《戰爭與和平》《苦難的歷程》三部曲和《牛虻》等七八種。我當時對外國小說還比較陌生，看《戰爭與和平》幾乎不能卒讀（後來自己買了此書，也是至今未能讀完），比較起來，我喜歡阿·托爾斯泰的小說和《牛虻》，尤其是後者。當時喜歡這類外國小說，主要是喜歡看書中的愛情描寫，因為它們比我當時已看過的《青春之歌》《苦菜花》《紅日》《林海雪原》《敵後武工隊》等中國小說要寫得細緻生動。李沛很珍愛這些書，每次只借給我三兩本，看完後再換。但不知怎麼搞的，高爾基的一本《我的大學》至今被我留著，還站立在我的書櫃里。
有書看的日子，夜晚也不是很難熬，反正困了就睡，幾乎一覺醒來就是天亮。但莊稼收完後，隨著天氣逐漸變涼，豬圈樓上就不太好睡了。夏秋蚊蟲叮咬還有蚊帳等可以對付，入冬冷風侵襲卻很難安眠。所謂床，就是四塊木板搭在兩條長凳上，我當時身高一米七四，躺在床上，腳一伸直，腳跟幾乎就要超出床板。夏天睡覺猶可將就，冬天便有些苦不堪言。腳一冷，便睡不落覺；後來想了個辦法，用繩子將腳頭被條捆紮了，稍許得些安穩磕睡。
2007年作者重回土寨，身後豬圈樓上的竹籬笆牆壁已全部垮脫,左邊上樓的木梯還隱隱可見
一天，毗鄰的大坪村知青劉雲才告訴我：偏洋洞水庫冬季又要大會戰，何不去水庫，至少住的地方比豬圈樓要強吧。我其實一直想去水庫，但又不知怎麼向生產隊提出要求，聽劉雲才這一說，我找到隊長敖世壽，他同意了。大約是1975年11月底或12月初，我與生產隊的十來個男子，下午吃過飯，翻山越嶺走了大約三個小時，終於在一片迷茫的夜色里到了趙池壩。
五
趙池壩是群山環繞中的一塊壩子，很大。趙池壩村大約有上百戶人家，洪渡河在它山下深谷里日夜奔流，正在修建的偏洋洞電站大壩、機坑、隧洞等都在山下河谷地帶。我們從全公社各個生產隊徵集來的臨時民工隊伍，主要任務好像是在後山修公路，屬突擊性質。任務可望在半月左右完成，各生產隊來的人很快便要星散。想到又要回豬圈樓上過那冷風颼颼的凄涼日子，我急了。恰好此時聽說水庫專業隊（常年堅持修水庫的隊伍）要在一些生產隊抽調人，我便對敖世壽說，我想去專業隊。他也清楚我住豬圈樓的艱難，回到土寨不久，就為我爭取了這個機會。
早就知道有幾個認識的知青在專業隊，前次來去匆匆，未得相見。想到這次要在一口大鍋里吃飯，生活在一起，心裡就很有些莫名的興奮感。我大約是下午四點左右到的水庫指揮部，其時還未收工，所以很冷清。除了食堂在煮飯有兩個人外，幾棟房子之間和工棚附近都不見人影。後來有人陸續從山下河谷里上來，我知道是收工的時間到了。想到很快就會在這些人中出現我認識的知青，我心裡又開始激動。不一會兒，人叢中果然走來了幾個認識的男女。
但讓我沒想到的是，與我最親熱的恰恰是我不太熟悉而又高兩級的校友佘正榮。我不知道他怎麼會記得我，因為他在務川中學讀高二時，我還在讀初二。那時各班都經常出大批判之類的學習牆報，雖然不認識他，但我很佩服他站在桌凳上用毛筆書寫專刊的瀟洒姿態。所謂字入其人，我有時覺得很有道理；就拿佘正榮來說，他那一手筆鋒鮮明，剛勁有力的毛筆字，就完全是他個性的生動寫照。那時，普通中學生中，能用毛筆寫一手入格之字的人，實在並不多見。
我們都很高興在水庫相遇。尤其是我，初到一個人地生疏的地方，自然希望碰上一個熟悉的朋友。佘正榮是牛塘公社有名的知青，未與他直接見面時，我已從劉雲才（今濯水鎮工作）等知青口中得知他一些軼聞趣事。比如說，他下鄉不久就入了黨，抽葉子煙，甚至生產隊分給他們知青的自留地也用來種了葉子煙，也不知是真是假（後來在務川縣法院當過副院長的程曉林與他是要好的同學，又一個生產隊當知青，或許知道更詳）。這天下午吃完飯，他沒讓我住山腰指揮部所在地的大集體工棚，而是熱情要我和他住到山上趙池壩他的住所。我自然很高興。
當時他與鄒春（今縣廣電局工作）住一屋。我隨他們到了駐地後，放下行李，他見了我帶的書，頓時兩眼放光。一本本快速看過書名，便驚嘆不已。聊了幾句書的事，我才知道，他也是易代權老師的弟子。如是說來，我們應該還是師兄弟。鄒春對書不感興趣，見我們聊得投機，也不太就書的事參言；只是後來要睡覺時，他對我笑道：你和佘x（佘正榮的乳名）睡嘛，晚上要遭得住他壓（唸za）！
我有些惶惑，遂問他原因。鄒春笑道：哪個和他睡，他半夜都要拿只腳壓倒你；他就只管他舒服咯。我正要問佘正榮是否如此，他已先笑道：你鄒春和我睡，壓不死你！笑過我才知道，這裡偶有知青留宿，每個和他睡一床的人天亮後都要埋怨他睡覺不老實，就是睡覺很占強的意思。明白了事情的原委後，我心裡也有些顧慮。不過想到他如此熱情，也就不管了。
這天晚上，我和佘正榮很有些一見如故之感，這可能讓鄒春心裡產生了有點異樣的看法。佘正榮很喜歡讀書，顯然也讀了不少書；他當時已看過《復活》，我卻只聞其名，未得見識。記憶中，他告訴我是一中某個老師在校時借給他看的（我記不清他說的是哪個老師了）。他也喜歡古詩詞，我記得他先背起了蘇軾的《念奴嬌·赤壁懷古》，中間兩句記不起時，我接著背了下去，於是我們更多了點惺惺相惜的味道。
屋裡有把二胡，我問是誰的，他說是賈三（縣審計局長賈幸書之兄）的。說完他便問：你會拉？我說會一點兒。他一聽，興趣頓起，還取下二胡要我拉兩段來聽。我接過二胡試了兩弓，感覺不是什麼好二胡，就隨便拉了首不知什麼歌。誰知他聽了竟驚喜道：嘿！王明析，想不到你還會拉二胡！接下來便要我認真拉一首。
我見他是真喜歡，就將二胡的弦重新做了調試，拉了一段《賽馬》，不料他大為驚奇。竟嘆道：你比賈三拉得好多了，我一直以為他就算拉得好的。佘正榮的讚歎我一直認為是他本身不會拉的緣故，儘管許多年後我曾在市裡有兩個地方登台拉過二胡，但當年的水平肯定很一般，只是拉得比較准而已。
從這天晚上起，我開始與他同睡一床。初次擠在一起，我很注意鄒春的話。但是我發現，佘正榮根本沒有佔床的表現，甚至夜裡也沒有在酣睡中把腳壓在我身上。他醒得早，起得也早。起來後，先坐在床上光著上身用手掌反覆搓擦著手臂和胸膛，然後就下床一手叉腰，一手舉一根板車的鐵車軸（起碼有六十斤左右，因為我用兩隻手都舉不起來）。我和他住在一起的那段時間，他幾乎天天這樣早鍛煉。
水庫的勞動鍛煉時間開始了。每天清晨起床後，我們往褲袋裡塞一張毛巾和一把牙刷（河邊洗臉漱口用；晚上也是冷水洗臉洗腳），就出門沿一條山路急步下到半山的指揮部所在地。先在倉庫一人扛上一包水泥，然後便沿著陡峭的山路下到河底。佘正榮和鄒春都比我下鄉早一兩年，鍛煉得已經很有基礎，所以肩上扛了一包水泥後，很快下到河谷。十七歲的我卻是第一次扛一包一百斤重的水泥下山，感覺還是很吃力，途中休息了一次，方才下到河邊。
鄒春當時主要負責驗收石方，我和佘正榮在機坑工地抬石頭（萬曉丁、戴春艷等女知青在隧洞用鋼釺二錘打炮眼）。抬石頭我是第一次，佘正榮作為老大哥，對我很關照。每次抬石頭，他都要我在他身邊，而且都讓我和他在後面抬。他並不是偷懶，而是在關照我；因為三兩天後我就從一道勞動的農民工口中，不止一次聽到對他的讚歎。就是說，他是個很實在，也很有勞力的人，而且能文能武（水庫上所有應用類的文告都由他用毛筆書寫再張貼）。很快我就見識了這一點。一次，他和另一個農民對抬一塊石頭，有較量的意思，二人打了個平手。
在水庫的幾個月，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勞動強度最大的一段時間。白天抬石頭，累得要死；有段時間為了搶進度，晚上還要進隧洞幫助女子隊打炮眼。佘正榮依然與我一組，但基本上都是我掌釺，他輪錘；有時為了讓他休息一下，我也掄兩下錘。炮眼打好後，填葯放炮。炮後不待硝煙散盡，便要進洞清運碎石。這時的硝煙嗆得人呼吸都困難，但再困難，也得抓緊時間清運。碎石用小車拉至半山腰的洞口傾倒下河，其時耳聞河水沖流，眼望迷濛夜色，大口呼吸清新空氣，只盼趕快到點收工。
水庫的勞動單調而繁重，若不是因為有佘正榮在，我也許要當逃兵回生產隊，住豬圈樓都認了。佘正榮是我這一生中少見能佩服的人，我以為，他當時在讀書思考上要遠遠超出我一個檔次。我們當時能成為好朋友，也是因為有愛讀書的共同嗜好。他數理化很好（他的象棋下得好可能也與此大有關係），在水庫還堅持看這方面的書；而且特別喜歡讀哲學書。
「文革」期間，為了普及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從1972年起，人民出版社重印了《共產黨宣言》《反杜林論》《哥達綱領批判》等多種經典原著。當時各單位都購置這套「白皮書」（封面封底皆為白色，書名著者皆用紅字），我父母當時也發有這套書。我至今仍留有《共產黨宣言》，就因為喜歡它的文字風格。
我和佘正榮當時經常聊一些讀書的事。有一次，我說：讀小說可以看，讀理論就要仔細研讀文字。他卻大不以為然，說我完全講反了：小說就要仔細分析語言，理論則可以一目十行。他還說：理論只要抓住要害揪出作者的觀點，其他的就可以用眼睛「掃」。說話間，他還伸手作了個下劃的動作，說：甚至用不著拿筆去一行行地勾，劃一筆就行了。我當時也有些不以為然，但多年後的有一天，我終於明白了他的話才是道理。
不僅讀書，他在其他一些方面也讓我留下很深記憶。有一次，不知怎麼聊到找女朋友的事（我當時隱約聽說他在追求他的一個同屆女生，這女生我也認識，很漂亮），他直言不諱地說：找女朋友就要找漂亮的，其他都可以放在次要地位，因為漂亮無法來自後天，而其他方面的不足，卻可以通過影響或培養來彌補。我對他這回答印象深刻，因為他的坦然讓我很吃驚。如果有人看過我的中篇小說《永遠的羅伊》，就會發現，這話被我移用到了羅伊身上。
佘正榮當時讓我很佩服，差不多近乎崇拜。1980年，他從遵義八七廠考入武漢大學哲學系，畢業後分回貴州省社科院。數年後，他又去了廣州，現為廣東省委黨校教授，在《哲學研究》《自然辯證法研究》《孔子研究》等學術刊物發表學術論文40多篇，著有《生態智慧論》（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年12月版）《中國生態倫理傳統的詮釋與重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版）等學術著作。
六
我在水庫的時間大約只有數月。佘正榮招工去了八七廠後，次年春，我又回到了土寨。白天挑糞上山、下田載秧割麥、打穀子，夜晚仍蜷縮在豬圈樓上看書寫詩，相信有一天自會苦盡甘來——依舊活在白日夢中！勞動繁重而無趣，乏善可陳。值得可書者，是為土寨架設了電線，安上了電燈。當時我和劉雲才都是這支隊伍的主力隊員，勞累一天，一雙手被裸鋁線糊得烏黑如漆。我們的線路安裝肯定有很多不規範的地方，但是把電燈整亮了，也算小有成就。
這已是1976年，國家發生的大事不少，但對邊遠山村的知青和農民來說，幾乎未產生任何影響。我記得，毛澤東逝世後，縣城要舉行規模很大的追悼會，要求四鄉農民進城參加哀悼活動。從土寨走小路到縣城需三個多小時，有這個進城參會的要求，知青還會不趁此機會回家耍兩天？我們便相約回縣城。
早上經過土寨村口，我遇見本隊一男人（地地道道的貧下中農）正挑著糞桶要上山勞作。他見山路上比平時多出許多行人，便詫異地問我怎麼回事。我告訴他：要去縣城參加毛主席逝世追悼會。誰知他聽後漠然道：「死了就死了嘛，隨大媽要吃飯，隨二媽也要吃飯。」話畢，竟挑起一擔糞依舊上山去了。留下一句有意思的話，讓我記憶至今。
事實也好像的確如此，「文革」雖然已結束，但該倒霉的人依然還在倒霉。我記得，大約是1977年秋，新場學校需要一名代課教師。當時主持學校工作的肖登敖校長向我透露了這個消息，希望我能力爭。我便趕到豐樂區政府去找區委秘書何金福（夫妻都畢業於北京大學中文系，卻被分配到務川豐樂區工作）。何金福在豐樂知青中很有口碑，也認識我，因為他當時在豐樂主辦知青刊物《新苗》時選發過我寫的一組詩歌。得知我的來意後，他證實此消息確實；同時又告訴我，這次選招老師要考試，要我先報名作好準備。考試後，大約過了十來天，我在豐樂學校遇見他，他高興地對我說：你考得很好，應該沒問題。
得知此消息，我當天便趕回家，對父母說了此事。他們自然很高興，就催我回生產隊等通知。我回到土寨，左等右等，卻不見通知到來。情急之下，就去新場學校向肖登敖校長打聽消息，見他說話閃爍其辭，臉帶遺憾之色，我猜可能情況有變，就立即轉道草紙塘，走小路翻山越嶺趕去豐樂。見到何金福，他顯然已知道我的來意，但也無話可說，凝重的面色好像比我還難過。他也沒有過多安慰我，但向我「違紀」透露了一個消息：被錄取的那個回鄉女青年，考試成績要差我很大一截。
這樣的打擊我已不是第一次經歷，雖說事先缺乏思想準備，但事到臨頭，也只能認了。這年底，全國恢復高考的消息傳來，我開始一邊在土寨勞動，一邊複習書本。最後一段時間，又回縣城衝刺。父親深知這是我能離開農村的重要機會，也努力為我準備政治考試的複習資料。
1977年高考准考證（背面）
1977年高考准考證（正面）
1977年12月15~17日，「文革」後首次恢復高考，三天考完四科，我感覺良好。之後預選成績到縣，教育局向尚賢局長高興地向我父親透露，我考了250多分，錄取應該沒有問題（貴州省當年高考總分在200分左右者，錄取省內外本科院校的很普遍）。不久，我與鄒書貴被遵義地區師專（當時還叫貴陽師範學院遵義大專班）首批錄取，成了全縣「文革」後最早考入高等院校的文科大專生。
收到錄取通知書後，父親高興萬分，比我還甚。一個上午，他竟親自坐一輛手扶式拖拉機，來新場將我接回了縣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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