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後期的稅收有多嚴重？本是富戶，最終能被逼成乞丐

在中國，大一統的概念很早就已經形成了，可以說，這個概念的形成，跟我國是一個十分注重農業發展的國家是有很大關聯的。因為，農業它需要集體的運作，尤其是在種植水稻的時候則需要大量的水源，所以，溝渠的開掘一直都需要眾人的努力。

因為，有集體概念的存在，所以，古代社會進入「國家」階段也就順理成章了。有了國家政權的存在，為了維護這個統治集體，讓各項制度都能順利地進行下去，對普通民眾徵稅也就自然而然的發生了。我國古代歷經了多個朝代，徵稅情況是不能一概而論的。但是，歷史表明，在每次新朝建立之初，稅收都不是很重的，其目的就是為了鞏固新政權的穩定。

但是，在一段時間後，社會的階級固化，這些新一代的統治者為了滿足自己的慾望，視老百姓為魚肉，賦稅就變得越來越重，最終，導致百姓苦不堪言。因為，不能忍受這種程度的苛捐雜稅，於是，人們便紛紛揭竿而起，力求推翻殘暴統治。

根據這樣一個歷史規律我們可以發現，在觀察一個社會稅收情況的同時，還能看到這個社會的興衰情況。在漫長的封建社會，天下興亡，在背後起作用的東西，常常不足為外人道：放到前台的總是階級鬥爭，背後的東西呢，其實就是經濟，而作為經濟的重要組成，稅收的作用無法小覷。

在明代的時候，統治者採取重農抑商的政策，商人身上的稅收十分之重，不僅如此，對他們的限制也有很多。當時的商人大致上可以被分為兩種：一種是出門在外長途販運的，這種叫做行商；另一種是在家開店的，叫做坐賈。

前者想要出門賣東西，必須要得到官府的批准才行。也就是說，商人想要賣東西，也要有官府簽發的證書，沒有這個證書，那麼，買賣就屬於私自交易，一旦被發現就會受到懲罰。並且，稅收的形式多種多樣，直接叫稅收的很少。它大多以賦、稅、餉、徭、雜泛等名稱出現，繳納的方式也很多，有實物的，有貨幣的，有投工投勞的等等。

在明代，各級官員都把商人看做是一塊肥肉，都想啃下一口，像行商所到之地皆有稅，有的時候，對商人的稅收幾乎達到了規定的數倍之多。不僅如此，商人的貨物也會被隨意扣下，甚至於，商人自己的行李都會被無情的收走。在天啟時期的廣州，除了有規定的稅收外，還有鴨餉、牛餉、禾蟲餉等匪夷所思的稅收，這些稅收打著官府的名號，勢要將民眾的收益搜刮殆盡。

本來，朝廷設置巡檢司弓兵的目的是為了打擊犯罪，但是，這些人卻一直在勒索商人，最終，成為了有著政府頒發的許可證的強盜。如果說，商人們不按照他們的想法給他們上供，那貨物就運不出去，跟別提買賣了。

到了明代中期，這些皇親國戚、達官貴人們還通過種種手段，在經濟發達的大城市和行商必要通道上開設了許多的官店和皇店。他們依靠自己的權勢，逼迫普通的商人繳納所謂的稅收，從而搶佔商機，壟斷貿易，獲得高昂的利潤。

可以說，這些達官貴人根本就不把朝廷法度看在眼裡，私自抽稅，雖然說，朝廷後來也立法禁止此事，但是，仍舊無濟於事。並且，這些人非常蠻橫，逼迫商人進入自己的店裡，一旦商人想要拒絕，那麼，迎接他們的就是一頓毒打了。

在景泰二年，戶部曾經上報朝廷，說：「有一些無賴，謊稱自己是某某大臣的親戚，在行商經過的路上將他們人與貨物一同攔截，強行把他們一併送進附近的官店裡。商人一旦不從，就要遭受打罵。受害者不僅遭受了錢財的損失，甚至，還有人命都沒了。」

並且，除了走陸地的商人要受到官府的層層剝削外，走水路的商人也不例外。他們要帶著土特產孝敬各地官員，因為，在水路上是由閘門的，若是不能滿足這些官員，那麼，商船想走也走不了。在正德年間，除了一般的賦稅外，還要對商人增收「羨餘銀」。沒過多少年，這個新增稅種產生的收入已達到普通稅收的1/3了。

在萬曆年間，地方的官員為了向朝廷獻媚，順便養肥自己，就跟當時的皇帝謊報：「很多地方都還有很多的商稅沒有被徵收。」接著，他們又跟當地的地痞流氓勾結，給予了他們百戶、千戶的職位，讓他們向商人強行徵稅。為了達到他們謊報的稅收，這些官員到處狠狠地搜刮民脂民膏，到處徵稅，到了後來，幾乎就沒有不能被徵稅的東西了。

本來在明朝中期的時候，我國已經有了資本主義萌芽的存在，但是，在這樣嚴苛的稅收下，這些萌芽被摧殘的一乾二淨。這麼多花樣的稅收跟朝廷官員對商人的勒索，以及，對商人本身嚴格地控制，原本還算優秀的商業被摧毀了，曇花一現後就消失在歷史的塵埃之中了。

參考資料：

『《明朝的稅事》、《明朝的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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