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待傑出公民的姿勢
公元前399年，古希臘雅典城邦把一位「傑出公民」判處了死刑。這位「傑出公民」叫蘇格拉底（Socrates），一個甘做城邦「牛虻」的老者。被判處後，蘇格拉底飲毒酒而亡，從此結束了自己作為「雅典公民」的一生。
01.
雅典為什麼要判處這樣一個「傑出公民」死刑呢？當時的一些哲人都對此不滿，他們甚至直接批評雅典的民主政體，比如亞里士多德（Aristotle）。亞里士多德和其弟子廣泛收集各個城邦政體的材料加以研究，完成了著作《政治學》，其中就有針對民主政體的針砭之詞。
《政治學》
作者: [古希臘] 亞里士多德
譯者：吳壽彭
出版社： 商務印書館
出版時間：2001年6月
在導讀《政治學》時，青年政治學者、北京師範大學林猛老師指出：
「那我們就來看一看他（亞里士多德）所說的，一種變態的少數人統治，也就是寡頭統治，以及變態的多數人統治，也就是民主政體。他說了這兩種政體的區別，表面上看是以統治者人數的多寡來決定……後面又進一步補充說明，他說人數的標準只是一個表面的標準，實質上他是以財富為依據的，如果佔據統治地位的是富人，那麼這個就是寡頭政體，如果佔據統治地位的是平民，是窮人，那麼這個是民主政體。因為在一個城邦裡面，富人有錢人往往都是少數，而平民窮人往往是多數，所以他才用人數的標準來代替了財富的標準。」
也就是說，亞里士多德把民主政體看作是多數人統治的變態政體，而不是一種為公共利益進行統治的政體。這種政體可能為多數人的利益犧牲少數人的利益，比如犧牲一個像蘇格拉底的好人或者「傑出公民」。對此，林猛老師解釋說：
「那麼這麼說來，所謂的民主也就是一種多數人統治的政體，或者說是有多數平民來加以統治的政體，那麼他把這種多數人統治的政體歸入變態政體的類型。這說明在他看來，多數人的利益不等於城邦的利益，不等於公共的利益，多數人並不等於正義。」
作為西方民主政治的發源地，雅典的民主政體受到了亞里士多德的批評，那它到底是怎樣的呢？
02.
不管後人如何評價雅典民主體制的優劣，蘇格拉底自己，是坦然接受雅典公民的審判。
蘇格拉底就是雅典城邦名副其實的「牛虻」。
蘇格拉底在《申辯》里說，雅典的公民們，我是神靈賜給你們的恩典，你們置我於死地，以後的日子裡，你們再難找到一個我這樣的人。雅典這匹肥大的駿馬，行動遲緩，需要我這樣的牛虻叮一叮才能煥發精神。
這隻牛虻，自己的生活貧困不堪，卻遊走於雅典的大街小巷，與雅典公民交談，用雄辯拆穿雅典公民的驕傲，審視他們作為公民的美德，告訴他們，未經審視的生活不值得過、追求美德和智慧要優先於追求其他任何東西、不要讓不義的公共生活髒了自己的手，還大發感慨：「啊，我的朋友， 你是偉大的強盛的富有智慧的雅典城邦的公民，你怎麼能夠讓自己那麼在意積累金錢、榮譽、名聲這種東西呢？而對於智慧， 對於真理， 對於你自己靈魂的完善好像你都很少想到過。 你不會因此覺得慚愧嗎？」
蘇格拉底對雅典公民美德的不停逼問，讓雅典公民氣急敗壞，再也無法忍受，因此將蘇格拉底以褻瀆城邦的神以及毒害青年的名義，送上了審判席。在法庭上，蘇格拉底完全否認了對他的指控，但是，雅典的公民們，在聽了蘇格拉底那麼智慧的申辯後，依然判決蘇格拉底有罪，該喝毒酒去死。
蘇格拉底的學生格黎東（Criton）買通獄卒，勸老師逃走到異邦，可蘇格拉底卻放棄了求生，而是平靜地服從了城邦的法律與習俗，接受了法庭的死刑判決，將雅典人的毒酒一飲而盡。
也就是說，作為對真理及個人信念的堅守，蘇格拉底認為對他的指控並不能成立；但另一方面，以自己作為雅典公民的身份，他又對判決所體現的公民法庭的意志表示接受。
這或許不是最優選擇，但是蘇格拉底作為一個雅典公民的最終選擇。他可能不滿雅典的民主政體本身，但是沒有選擇不聽從雅典公民大會的意志。
03.
那麼，雅典民主政體真的不好嗎？林猛老師分析之後說：
「但是我們又馬上要補充一句，他們不喜歡，不代表當時雅典民主的那些普通民眾以及他們的政治家不喜歡民主政體。事實上，從當時的留下來的演說詞來看，這種民主政體在民眾中還是得到普遍地歡迎的，只是一些思想家在批判它而已。這如果拿到我們今天的情況來類比的話，那我們可以看到，很多學院派的思想家都會激烈地批評今天的資本主義、今天的政治體制有很多的問題，但是這並不妨礙普通人還是擁抱、還是接受這套體制的。」
評價一種政體好壞的標準之一，就是要看它有沒有對於傑出公民的制衡。平庸者容易制約，但傑出者往往不甘於接受制衡。當傑出公民走向統治者職位的時候，那種擔心政治家威脅城邦自由根基的憂慮也就潛在地產生了。對平庸者和傑出者在政治上所做安排的背後，其實是政體選擇的重大問題。
比如，傾向傑出者就更多可能是貴族制。那麼，雅典民主政體歸根到底是一種好政體嗎？
我們從亞里士多德對政治的認識開始。
在亞里士多德那裡，政治統治是一種不同於主人統治和家長統治的獨特的權力模式。林猛老師就權力的目的以及大小兩個方面，詳細地比較了它們之間的區別：
「先來看主人對奴隸的統治。首先，主人統治奴隸，他不是為了奴隸的利益，他是為了自己的利益。然後從權力的大小上來說，主人對奴隸的權力是無限的，他可以任意處置他的奴隸。再來看家長對子女的統治。亞里士多德這裡的說法也和我們的經驗是一樣的，他說家長統治子女是為了子女的利益，而不是為了家長自己的利益。這一點就和主人對奴隸的統治區別開來了。再有，家長對子女的權力雖然也是很大，但並不像主人對奴隸的權力那麼大，是一種無限的權力。家長對子女的權力，他可以管理，子女可以對他提出一些要求，對他們進行一些限制，但是它仍然是有限度的好，這就是家長對子女的統治。」
主人統治與家長統治
主人統治和家長統治這種權力無限或者接近無限的統治，都是某種類型的傑出人物在統治。在這種統治內部，並沒有設置對傑出人物的制衡措施，這在根本上是異於政治家統治的。林猛老師解釋說：
「我們再來看第三種政治家對於民眾的統治。亞里士多德在19頁有一個非常漂亮的說法，他說政治家所處理的是一種平等的自由人所託付的權威，那我們看到這兩個限定詞一下子就把這種政治家的權威和其他兩種權威區分開來了。它是一種自由人所託付的權威，因此，它就異於主人對奴隸的統治，同時它又是一種平等的自由人所託付的權威，這又使它異於家長對子女的統治。那麼就權力的目的來說，自由人把權力託付給了他，那麼政治家進行統治很顯然的是應該為了民眾的利益，而不僅僅是為了他自己的利益。」
政治家接受的是一種平等的自由人所託付的權威，不僅是為了自身利益，而且是為了其他公民的利益，也就是為了公共利益進行統治。因此，政治家作為公民中的一份子，必須顧全公共利益，服從平等而自由人群的意志。
簡單說，政治家統治只存在於平等而自由的人群之中，這個共同體的職位向所有公民開放，公共性是它的根本特徵。
在雅典，就是一種平等的自由人組成的共同體，所有公民都可以出任公職、參與公共事務。大致來說，這符合亞里士多德所言第三種的「政治家對於民眾的統治」。但是，這種政體依然存在著政治安排上的挑戰，即如何讓平等的公民免於掌握政權的「傑出公民」的傷害。
林猛老師講道：
「作為民主政體特徵的那樣，一些制度形式像抽籤像輪流像短任期，他都是為了保護城邦所有的人，都有參與政治的平等機會，然後他還在民主政體下還要求所有的職位任職都儘可能的不要設任何資格限制，也就是說讓所有的人都有資格去擔任這些職務，不設任何的門檻。」
此外，林猛老師還指出，雅典為窮人參與公共事務設置了津貼，特別是針對那些手握政治大權卻意圖恢復僭主制的「傑出公民」設置了陶片放逐令，以避免城邦民主政體被一些優秀的有魅力的政治家傾覆。
04.
這種要避免城邦民主政體被傾覆的深刻擔憂，是城邦民主政體制衡「傑出公民」的根本原因。城邦公職向所有人開放後，「傑出公民」依靠自己的優秀魅力，完全有可能在政治上對城邦現有習俗或制度進行改變，從而威脅到城邦本身的根本。
陶片放逐令
作為選票使用的碎陶片
上面刻著被提名放逐者的名字
然而，雅典民主政體儘管考慮到了城邦各個階層的利益，但是實踐中仍然極不成熟。儘管陶片放逐令確實能發揮點制衡作用，但既不穩定、也比較任性，直至成為黨爭工具。雅典事實上沒法審判僭主，也沒法審判寡頭，最終雅典民主還是亡於寡頭。它在應對實權「政治家」這樣的「傑出公民」上顯露出軟弱。但如蘇格拉底這樣品質高尚的「傑出公民」卻又被雅典判決死刑。
就此而言，蘇格拉底之死恰恰體現了雅典城邦民主制的缺陷：一種成熟的、好的政體，理應善待它的傑出公民。民主政體所防範的、所指向的不該是一個道德高尚又追求真理的傑出公民，它反而是要在制度上保護好這樣的傑出公民。
死刑判決後，蘇格拉底說，我寧願按我自己的方式說話而被處死， 也不想用你們的方式說話而繼續活著。雅典的公民們，只費了一點時間，你們就贏得千古罵名。
2400年後，當我們回想雅典這位悲劇性的傑出公民時，就能夠明白，蘇格拉底的選擇，既包含這對城邦民主體制的尊重，但也有一種驕傲、一種蔑視。「傑出公民」蘇格拉底的姿態，值得所有認真考慮城邦政體的人們永遠銘記。
在城邦實現良善的體制，很難很難。
所有公民都不需要主人或者家長來統治。按照亞里士多德的語言，他們需要復興的是政治家統治，復興一種平等而自由人形成的政治傳統。並且，要時時保持警醒，因為即使一個顧全公共利益的好政體，也存在被手握實權的「傑出公民」傾覆的危險。但在防範這類「傑出公民」的同時如何又不誤傷其他品德高尚的「傑出公民」，對城邦的政治體制安排是艱巨的挑戰。
畢竟，智慧、正直，熱愛真理以至甘願赴死如蘇格拉底者，在人類史上從來都是燦若星辰，也寥若星辰。人們在不斷追求更成熟的好政體，但也無法再承受以犧牲「好人」或者「傑出公民」為代價了。
青年政治學者、北京師範大學老師 林猛
註：文內引文部分，未交代出處的，均引自林猛老師在「明白APP」上導讀《政治學》時的原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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