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下令廣開言路，大臣表示我有本要奏，結果奏完腸子都悔青了

與雍正繼位時謠言四起、風雨滿城的境況不同，乾隆的繼位是妥妥的，基本聽不到任何持異議的聲音。初登大寶的乾隆雄心勃勃地要成為遠邁堯舜的聖明之君，他大興改革，立志要一改雍正朝的弊政。

雍正朝的最大舉措就是反腐懲貪，整肅官場，鉗制言官，製造了三十多件文字獄案。於是，乾隆從「廣開言路」著手，聲稱先帝時，因朝內貪腐太重，實施高壓政策純屬不得已而為之，現在情形已經變好，希望各級官僚都踴躍上摺子奏事，暢所欲言。

乾隆雖然已經發話，但經過雍正長達13年的嚴酷打壓，沒有人敢做出頭鳥，滿朝一片沉默。乾隆有些氣悶，一再下旨，懇切求言。這種情況下，言官只好發聲，但所上的無非都是些報告各種祥瑞、各地貢物之類的摺子。乾隆大為不滿，他明確指出，自己需要的是對施政治國有幫助的批評和建議。接下來，批評和建議來是來了，可都千篇一律地批評皇帝工作太投入、太忘我，不知愛惜身體，建議皇帝要注意勞逸結合，保重龍體等。乾隆苦笑著搖了搖頭，這絕不是他所想要的儒家思想下的君臣治理形態。為了消除官員的疑慮，乾隆不得不發布諭令，明確宣布要修正父道，走開明、寬鬆的平康正直之路。

原浙江道監察御史謝濟世在雍正四年（1726年）參奏河南巡撫貪贓枉法之事，被雍正發配到新疆。謝濟世讀了乾隆的諭旨，認為惴度到了聖意，大膽上書。他提出，如果皇上要聽真話，必先禁止臣子私下告密，公開大臣的奏章，給都察院御史、六科給事中真正的監察權；另外，要寬恕講錯話的言官，文字獄那一套堅決不能要。他從自己的不幸遭遇出發，大膽上書，投石問路。求言心切的乾隆對謝濟世的奏摺給予了積極的響應：將之召回，任江南道監察御史。

都察院御史與六科給事中負有言事、建議、檢舉專責，在此背景下，連續上了幾道奏疏，所議論的開荒、虛報、重稅等問題都是前朝雍正的政策。乾隆一一嘉許深納。其中，工科給事中曹一士所上的摺子更是大斥文字獄，說康熙、雍正兩朝的文字獄嚴重地敗壞了社會風氣，在社會上產生了極其惡劣的影響，造成了萬馬齊喑的悲哀局面。

曹一士還特別舉例說文人汪景祺僅僅因為粗心大意漏寫了皇上紀年，就招致殺身大禍，這讓朝廷形象在民眾心裡一落千丈。乾隆頷首稱是，命人取下掛在菜市口被風吹雨淋了十幾年的汪景祺頭顱，下諭旨禁止誣告他人，稱自己「絕不以語言文字罪人」。

新皇帝這樣通情達理，而且聲明以後不會再搞文字獄，舉朝額手稱慶。看得出，言官的春天就要來了。於是，許許多多針對政務建設的奏摺如雨後春筍一般冒了出來。不過，新皇帝剛剛上台，可供批評和規諫的東西一時還找不到，大家檢舉和批評的都是雍正朝的政務。對這些批評，乾隆全部笑納，並繼續下諭旨求言。

四川巡撫王士俊大受鼓舞，上了一道猛料：《密陳四事折》。王士俊是雍正朝的能臣，很得雍正寵信。他的《密陳四事折》很有趣，當然，主要還是乾隆的硃批有趣。奏疏第一句，王士俊例行公事地拍了一句乾隆的馬屁，說：「臣竊讀虞書，上有堯舜之君，下有阜夔之臣，亦即萬邦協和，四方風動矣。」說者無意，讀者有心。乾隆在「上有堯舜之君」一句旁邊故作謙虛地題硃批：「朕不敢自居。」接著他在「下有阜夔之臣」旁題硃批：「汝亦其人。」這分明就是君臣間的互相吹捧。

更加有趣的是，王士俊在疏中提到，現在的官員上書反對雍正政策，其實就是一種翻案行為。這一句話陡然惹毛了乾隆——好你個王士俊，你罵官員翻案豈不就是在罵朕翻案？惱羞成怒的乾隆再也顧不上上面那「汝亦其人」的硃批了，憤然題硃批罵道：「像王士俊這樣用心奸詐，打著仗義執言的幌子博出位實現個人目的的人，朕絕對不容。」

閱完奏疏，乾隆在發給總理事務大臣的上諭中說：「王士俊用心險惡，背叛良心、禍害正道，打著直言的名義實現自己的私人追求，看過之後，朕真是痛恨！」最終，乾隆對於王士俊的處理結果是：「此人的奸詐行徑已經暴露，國法不能姑息，把他抓到京城，交由法司來定罪！」嗚呼，王士俊作為一代能臣、一省大吏，竟然因為一道奏疏而鋃鐺入獄，被判了個死緩。

遺憾的是，御史薛馧並沒嗅出其中危險的意味，上了一道跟乾隆生活作風有關的摺子，說史官記錄皇帝言行的起居注，皇帝不應該干涉，不應該索看。這讓乾隆很不高興。薛馧還說司法部門每次辦理皇帝特意交代的案子，往往不按法律條文，而是按皇帝的臉色來辦。真是狗膽包天！乾隆一口火氣沒壓住，命人將薛馧移交吏部議罰。

還有此前得到嘉賞的謝濟世似乎還沒從高興勁兒中醒來，他還在為乾隆的「廣開言路」喝彩。他又上了一道奏疏，批評乾隆雖然鼓勵臣下進言，但對言官的進言還停留在形式上，根本沒有執行，很多事說了跟沒說一樣，這不行。

不用說，乾隆讀了這道奏疏很生氣，後果嘛——乾隆考慮到謝濟世剛剛從新疆提拔回來，如果一下子打倒，那跟自己打自己的嘴巴有什麼區別？於是忍了。但乾隆還是在發給總理事務大臣的上諭中臭罵了謝濟世一頓，說謝濟世「昏愚無知」，實在是「國家之大蠹」。

一年後，乾隆另外找了個借口將謝濟世外放至湖南督糧道任職，而謝濟世在翻刻《四書》注時也遭到了乾隆的查禁。「謝濟世著書」案因此成了乾隆朝文字獄檔案中的第一案。

也就是說，乾隆所謂的「廣開言路」其實只是為了博取名聲，言官批評指正任何事物、包括他父親雍正的不是，他都可以接受，但絕對不能批評到與他有關的任何事物。也由此可見，乾隆和他的父親雍正、祖父康熙在本質上並沒什麼兩樣，誰敢批龍麟，誰敢逆聖聽，下場一定很難看。而此後乾隆所興起的文字獄高達一百三十多件，遠勝他的父親和祖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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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覃仕勇

來源｜《百家講壇》雜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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