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為何成為一棟分裂兩半的房子？

原標題：美國為何成為一棟分裂兩半的房子？

撰文：赫德里克·史密斯

翻譯：文澤爾

我們正站在懸崖的邊緣。文明終結於幻想的破滅：一旦足夠多的群眾懷疑他們的社會，那整個冒險事業都將土崩瓦解——我們絕不能允許憤怒、當前流行的犬儒思想，抑或黨派偏見混淆這一點。我們絕不應對合眾國失去信心。

——約翰·W.加德納（林登·約翰遜總統任內內政部長）

因此，顯而易見，最好的政治團體，必須由中產階級執掌政權。凡邦內中產階級強大，乃至足以抗衡其他兩部分而有餘……這就有可能組成優良的政體。

——亞里士多德（《政治學》）

英國歷史學家阿諾德·J.湯因比在他那本權威著作《歷史研究》中，為我們講述了諸文明在挑戰與應戰的變化機制中如何興衰起落的故事。在研究了橫跨六千年歷史的二十一個文明之後，湯因比發現，每個文明的宿命，實際上都取決於它面對挑戰時的反應。

湯因比指出，古埃及文明之所以能夠長治久安，正是因為發展出了完善的農業體系，並以此克服了惡劣氣候帶來的挑戰。在南美洲，瑪雅和安第斯文明也克服了相似的環境困難，但卻在諸多強大外來侵略者的挑戰下灰飛煙滅。其他文明都是從內部瓦解的。古希臘諸城邦之間陷入激烈的貿易競爭，在自相殘殺的戰爭中，最終進入了螺旋狀的下行通道。古羅馬則成為了被湯因比稱之為某種「社會解體」和「靈魂分裂」的犧牲品——內部的種種分歧，自核心處逐漸侵蝕了羅馬的統一。

在二十世紀，美國遭遇並戰勝了強敵所發出的軍事挑戰——希特勒統治下的德國，隨後又是來自蘇聯的、曠日持久的全球性挑戰。

時至今日，我們正面臨一項更加複雜，並且或許也更加危險的挑戰——某種來自內部的挑戰。恰如古羅馬，我們正處在直接造成我們自己國家的隕落、或為其推波助瀾的危險當中，我們的所為，正孽生出湯因比曾經談論過的那種分裂——國家政體的解體，以及我們社會靈魂的分裂。

1

一棟分裂兩半的房子：兩個美國

在過去的三十年中，我們已然成為了兩個美國。我們不再跟二戰後的那幾十年時光一樣，不再是一個共同繁榮、共享政治和經濟實力的美國大家庭了。今天，再沒有哪個共同的敵人，能夠把我們團結成一個國家；再沒有哪個共同的事業，比如西部拓荒或者登陸月球，能夠激發我們全民族團結起來。

今天，我們的國家已經是個嚴重分裂的國家了——因為權力、金錢和意識形態而分裂。我們的政治局勢已經變得多樣化、兩極分化，我們的政治領袖們根本沒辦法解決那些最基本的問題。接連不斷的鬥爭，取代了對於共同目標的自覺，以及對於共同福祉的追求。不止是在華盛頓，這一狀況遍布整個國家，錯誤的路線讓我們的分裂愈發加深，這些錯誤路線乃是無可救藥的自我毀滅，除非我們能夠重新團結起來，達成全新共識。

亞伯拉罕·林肯已經給了我們足夠的警告。「一棟分裂兩半的房子——」林肯說，「是無法維繫的。」

現在的美國人們都感覺得到，這個國家的有些事情是極端錯誤的——作為一個國家，我們已經偏離了軌道。許多富有經驗的觀察家們都曾書寫過與此相關的內容，但是，我們究竟是如何陷入到我們目前面臨的這個困境的？我們應該如何應對這一困境？怎樣去治癒美國所面臨的危險分裂局面？這些問題的答案卻難以確切把握。原因並不在於上次，或者上上次的總統選舉。這些問題的起因，早於2008年金融危機。我們現代國家層面上，這一泥淖的形成過程，恰恰掩埋在我們國家自身歷史一段較長的道路之下。

2

隱匿的開端

歷史，往往具有隱匿的開端。天空中不會特地出現一道閃爍的光芒，用以標記某個歷史轉捩點，永久改變人類命運的原子彈爆炸式事件，不會產生與眾不同的蘑菇雲。水流經過分水嶺時通常都是舒緩而又模糊的，因此，大部分人都無法察覺，某個不可見的轉變，已經將他們帶入了一個嶄新的紀元，重塑了他們的人生——他們這一代人的人生，以及他們孩子們的人生。只有當時間過去幾十年之後，歷史學家們如偵探般篩選過去留下的種種混亂線索時，才會發現某個迄今為止都無人知曉的萌發起點。

其中一個對我們當下造成了巨大影響的隱匿開端，發生在1971年，事件是「鮑威爾備忘錄」。這份備忘錄由劉易斯·鮑威爾撰寫，早在多年前就已被某些人發掘了出來。鮑威爾當時是美國最受尊敬、影響力最大的企業法務律師之一，遞交備忘錄時，離他被提名至美國最高法院還有兩個月。不過，時至今日，許多人仍舊會發現這樣一項事實：正是鮑威爾備忘錄，引發了一場商企界的暴亂，這場暴亂永久性地改變了華盛頓的權力格局，甚至對我們國家如今的政策和經濟都造成了影響。

鮑威爾備忘錄是一份企業界的宣言書，是對美國企業發出的戰鬥召集令，而且引發了強烈的反應。權力，如經受地震般發生了大轉移，在這一切啟動的過程中，我國歷史當中的一條斷層線被標示了出來。自1964年的那位總統候選人——巴里·戈德華特，來自亞利桑那州的保守派參議員，反對聯邦、提倡自由市場——自他開始，右派在政治上的反抗一直都在醞釀，但恰恰是鮑威爾備忘錄，正式點燃了變革的火花。它引發了華盛頓政策，以及美國商業領袖們策略和實踐層面上的長期變化，一舉扭轉了戰後時期的方針制定。「良性循環」哲學為美國的中產階級創造出了普遍繁榮。

新崛起的商業力量，有助於推動美國進入新經濟模式，以及新一輪的政治力量角力，這些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我們今天如何生活。無論新經濟模式還是政治力量角力，兩者均對商業、金融和企業精英階層表現出強烈的偏愛。美國超級富豪們藉此增加了數萬億美元的財富，代價就是以中產階級，還有就是國家落下了政治和經濟權力病態集中的毛病。

3

經濟鴻溝：百分之一與百分之九十九

今天，美國社會最嚴峻的挑戰，以及最具腐蝕性的斷層線，就是美國人收入和財富的嚴重不平等。不僅政治自由主義者，哪怕是那些保守的思想家們，也強調了這一巨大鴻溝對美國民主造成的損害。「美國正從罅隙處裂開——並非種族或民族的罅隙，而是階級。」美國企業研究所的保守派社會學家查爾斯·默里如是說。默里文章中的那些描述言猶在耳，振聾發聵：「各階級的形成，在其性質與分裂程度上，比美國以往所認知過的任何事物都更為不同……如果任其發展下去，不同階級之間產生的分歧，將會終結掉那些令美國之所以能夠成其為美國的東西。」

上世紀四十年代中期至七十年代中期，是中產階級的繁榮時代，過去的三十年時光則催生了美國歷史上第三波私有資產膨脹浪潮，一個嶄新的鍍金時代，足以與十九世紀九十年代——那個導致了1893年金融大恐慌和西奧多·羅斯福在總統任期內遭遇信任破產的「強盜男爵」年代，那個催生了創造出巨額財富的「咆哮二十年代」，並最終在1929年股市崩潰和大蕭條中終結一切的大時代相提並論。

在我們的新經濟模式中，美國的超級富豪已經累積了數萬億美元的新財富，遠遠超出了其他任何國家的富人們，而美國中產階級卻停滯不前。分裂兩個美國的，遠遠不止財富上的差距。普林斯頓大學經濟學家艾倫·克魯格說，這道財富鴻溝的量級，龐大到「令人難以置信」的程度。如此巨量的財富流向了位於金字塔尖端的極少數人，以至於在2002年至2007年的全美經濟增長中，美國前百分之一（總計三百萬人）的超級富豪們，佔據了國民總收入的三分之二。其餘百分之九十九的美國人，也即總計3.1億人，只佔到總收入的三分之一。2010年，經濟復甦的這一整年，前百分之一的尖端人群，拿下了國民總收入的93%。

相比其他國家的人民，美國人更能接受不平等，將不平等作為我們生活當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甚至認為其中也有可取之處——作為聰明才智和努力工作的獎勵，鼓勵創造和優秀。但是，財富本身就能夠產生財富，尤其當人們將金錢投入到政治上時，就更能達成以錢生錢的效果。如此一來，財富的高度集中，自然就會加劇我們社會的政治分歧。

危險之處在於，如果這類極端現象變得過於極端，貧富分化就會破壞國家的社會結構，就會破壞我們「機會均等」的志向，從而把整個國家經濟至於危險當中——不僅僅是國家經濟，也包括我們的國家本身。絕大多數美國人都已公開表示，我們目前已經到達了這個臨界點——國家經濟不公平地向富人們傾斜，政府應該採取行動，來使經濟更為公平。而且，他們感到相當沮喪，因為國會在不斷阻止對應的行動正式展開。

問題不止如此，與提出不向富人們徵稅的政治學論據相反，富人們擁有海量個人財富的經濟模式，並沒有為國家帶來最好的經濟表現。事實上，財富過度集中反而抑制了經濟增長。最近的幾項研究成果表明，美國的財富差距是對當今經濟的拖累。哈佛大學經濟學家菲利普·阿吉翁在文章中引用了「令人印象深刻的」明確證據，證明「更顯著的不平等降低了經濟增長率」。最近的一份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研究得出了類似的結論：過高的收入差距，很可能「破壞」持續性增長，而滿足經濟長期增長的最佳條件則是「收入-分配更為平等」。

4

瓦解

自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以來，對應的負面現象已經開始在美國發生了。超級富豪們的巨額財富，瓦解了中產階級們的美國夢：夢想有一份穩定的工作，工作能夠掙來體面地工資，對應的醫保，不斷提高的生活水平，屬於自己的家園，退休保障，以及——你的孩子們也能享受到一個更加美好未來的憧憬。

作為一個國家，我們已經從中產階級繁榮、中產階級享有權力的時代——從上世紀四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過渡到了財富極度膨脹、經濟大規模失衡的時代。我們已經從被全世界羨慕的神壇上跌落了下來，不再擁有世界上最廣泛共享的經濟繁榮，不再擁有地球上最富裕的中產階級，我們正在失去「機會之國」這個稱號。實話實說，一個人如果打算在經濟和社會階梯上攀爬，相比在美國而言，在某幾個西歐國家反而還要更容易一些。

全球化持續衝擊著我們所有人，這點毫無疑問，可是，我們對自己新經濟模式的回應方式，正在使我國中產階級陷入到不斷在收緊的財政困難中，左右兩派全都對此提出了抗議。

「中產階級是這個國家偉大的關鍵。」2011年10月某個陽光明媚的秋日午後，右派廣播評論員拉什·林堡這樣告訴他的聽眾們，「我們國家擁有世界上最龐大的中產階級人群，這些中產階級幾乎在每個方面都受到衝擊。瞧瞧房價是怎樣崩盤的吧。家庭住房曾經是絕大多數中產階級所擁有的最大資產，這一資產正在被摧毀掉。美國夢就等於擁有自己的房子——這個一代傳一代又傳一代的說法，說了這麼久，就這樣被摧毀了。」

美國勞工聯合會-產業工會聯合會主席理查·特拉姆卡在幾周前的一場電視直播發言中表示：「使美國偉大的，正是中產階級。當中產階級處在他們的極盛期時，我們曾經非常、非常具有競爭力。我們把財富分享給身邊每一個人，如此一來，我們國家社會經濟的主要驅動力便是消費支出，人民口袋裡有錢可花。」而現在，特拉姆卡繼續說道，問題在於「我們是否會重建中產階級——他們正是美國夢的心臟和靈魂。」

一旦那些按理來講應該會說出彼此衝突政治觀點的人們——比如林堡和特拉姆卡——說出了某個相同的主題時，那這個主題就相當值得一聽了：因為，他們正在共同強調一個極為嚴重的國家問題。

5

政治上的分裂：不平等的民主

哪怕從我們自身的政治生活角度而言，我們也已經主動拋棄了美國式民主最繁盛的時期之一——也即上世紀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的平民主義時代，在那一時期，我們法律和政策中推動廣泛改革的大部分動力和能量，皆是自民眾當中得來。然而，自那時起，我們逐漸從廣泛的平民主義轉向了狹隘的權貴階層。我們那規模龐大、民眾集體參與的，高度透明且公開的政治權力遊戲被取代，取而代之的是由政治說客們所主導的，透明度低又暗箱操作的權力遊戲，而這些政治說客，正是為美國的金融和政治精英們服務的。

在上世紀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和七十年代由中產階級主導的民主中，美國人普遍對自己的政治權力和影響感到十分自信。他們相信，通過親自參與公民運動，自己便可以幫助國家來制定政治議程——他們也確實做到了。他們強迫國會和白宮採取行動。通過那些草根力量——民權運動、環境運動、和平運動、消費者運動、勞工運動，以及女權運動——公民們的權力贏得了重要的政治勝利，改變了我們社會的面貌，擴大了美國夢的範圍。他們能夠親眼見到自己對於公共政策的影響，感覺得到自己跟政府之間的聯繫，而不是如今天這樣，只感到無能為力，被政府所疏遠。

在過去三十年里，除了茶黨那些有組織的活動，以及初級形式的「佔領華爾街」的抗議外，草根階層的美國人大都退出了直接的公民行動。我們的理想主義已經讓位於徒勞無功的挫折感。這也促使厄尼·柯爾特斯——美國最具效率的草根運動組織者之一，修正了阿克頓爵士那句關於權力與腐敗的著名箴言。柯爾特斯說：「毫無權力也同樣使人腐敗。」

毫無權力的狀態會孕育出犬儒主義和消極主義，尤其在總統選舉期間——這一時期恰恰是制定國家政策的關鍵時期；在這一時期，為了專屬利益而籌集起來的政治捐款將發揮舉足輕重的影響力。2008年，保守的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參議員約翰·麥凱恩表示，流入遊說和競選活動的金錢「無非是一個經過精心設計的影響力販售方案，通過將國家售賣給最高出價者的方式，雙方合謀維持統治」。

政壇人物在我們國家歷史上的部分時期，一直都擁有相比普通人而言更多的權力，其他一些時期則相對少些。上世紀七十年代後期以來，他們手中的權力一直都在呈指數級增長。今天，華盛頓嶄新的權力遊戲，由資金雄厚的專業政治說客們把持，其中很多都是前國會議員，以及走捷徑的政府官員，為了華爾街的諸多銀行、石油企業、國防工業、製藥業，以及各大商業貿易協會這些特殊利益集團賣命。

我們國家曾經健康的階級間利益衝突，已經變得岌岌可危。在過去的十年時間裡，受商界支配的華盛頓政治說客人數，是工會背後政治說客數量的三十倍，是代表勞工利益、消費者利益和公共利益的政治說客數量總和的十六倍。政選支出方面，更是朝著公司美國方向徹底傾斜：從1998年到2010年，代表商界利益的資本和各大貿易團體在政治說客們身上總共花費了286億美元，相比之下，代表勞工利益的政治說客們只得到4.92億美元的資助，差不多是六十比一的資金投入優勢。

今天，早已沒有任何力量，能夠與商界在政治領域的猛烈攻勢相匹敵。我們的民主制度，也已經變得極為不公平了。

6

政治和經濟的相互作用

在我的第一本書《俄國人》中，我試圖給美國讀者們描繪一幅親切可人的人類學圖景，讓大家看看俄國人在蘇維埃共產主義的大幕下究竟是怎樣的形象，以及他們為何會選擇如此的行為方式。在《權力的遊戲：華盛頓如何運作》里，我深入到美國的政治系統，以及羅納德·里根和吉米·卡特時代所玩的權力遊戲當中，描述華盛頓的權力如何真正發揮作用，為什麼一些領導人成功了，另一些卻失敗了。

在《誰偷走了美國夢》中，我提供自己以一名記者身份對今日兩個美國現象所進行的CT掃描，調查經濟與政治間的相互作用，並以此來揭示權力和財富的轉變，如何導致了中產階級美國夢的解體。除此之外，我還會講些故事，講我們是怎樣演變出這樣一種不平等的民主——我們是怎樣失去了我們溫和的政治中心，以及今日兩極分化的政治格局，是如何加強經濟不平等狀況和經濟領域的不安定感的。

這是一本記者之書，書中寫滿了美國人的浮沉故事。它描繪了新經濟模式和新權力遊戲運作方式對富人和中產階級的影響——涉及工作、收入、住房和退休政策——以及人們的各種希望和夢想。在這些人當中，有很多是我在為《紐約時報》撰寫文章，為PBS的調查紀錄片拍攝，和為了寫這本書而接觸到的美國人——其中包括像比爾·柯林頓、紐特·金瑞奇、馬丁·路德·金這樣的領袖人物，艾爾·鄧拉普、鮑勃·高爾文，或者安迪·葛洛夫這樣的CEO，以及像噴氣機技師史蒂夫·奧尼爾、銀行信貸員布雷·海勒、計算機工廠技術員威爾森·克拉伯，承包商埃利塞奧·瓜爾達多，和小企業主約翰·泰伯斯。

大多數人仍舊錶達出富於勇氣的個人信心。然而，他們對美國夢的信仰卻已被嚴重動搖了。跟其他人一樣，他們想知道他們自身以及美國究竟發生了什麼——究竟是什麼改變了我們的經濟和政治運作方式。

7

技術和全球化

由那些商界領袖，以及政治和經濟領域的保守派們提出的標準解釋是：新經濟模式催生的種種嚴峻現實，乃是毫無人情味的、無從抗拒的市場力量驅使之下不可避免的產物。

他們指出，美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是一個沒有經過任何挑戰的經濟巨頭。也正因此，美國才更容易產生中產階級的繁榮。但是，隨著歐洲、日本和俄羅斯經濟的復甦，美國在全球貿易中的比重由1950年的近20%，下降到了1980年的不足10%。在上世紀七十年代初，我們的國家開始進入貿易逆差，隨著亞洲的蓬勃發展，我們的進口額遠遠超過海外銷售額。誠如歷史學家查爾斯·邁耶所言，美國正在從「生產型帝國」轉變為「消費型帝國」。今天，作為消費者，我們確實收穫了不少好處，但是在失去工作崗位這件事上，卻付出了沉重的代價。美國的工作崗位，因為從外國進口商品，或者因為美國本土公司搬到海外而流失。

商界領袖和主張自由市場的經濟學家們告訴我們，這種經濟上的持續失血乃是不可避免的進步成本，是科技與自由貿易毫無憐憫的前行所需付出的代價。可是，他們所說的這個魅惑人心、半真半假的「真相」並不完全符合事實：它忽略了本書中所講的政治和經濟故事——公共政策和社團戰略對我們分裂成兩個美國所施加的影響。技術變革與全球化帶來的累累碩果，其中佔據壓倒性的數量，都分配給了少數特權階級，與此同時，絕大多數普通美國人卻被排除在外：這究竟是為什麼，它也沒有解釋。

科技革新和數字化時代撼動了美國經濟，強制一切發生改變，創造了新的贏家和輸家，侵擾了大量行業，以及數百萬人的人生，以上這些幾乎沒有任何人會去否認。可是，如果科技革新和全球化恰恰是今日美國所面臨諸多問題的主因，那麼，在其他先進國家，我們應該同樣也可以看到不斷擴大的收入不平等現象和中產階級流失——但我們並沒有看到。

8

一番比較——以及一條分岔路

上世紀八十年代，德國在經濟政策上選了一條不同的分岔路，如今，德國在全球市場上的表現，已然遠遠好於美國。自2000年開始的十年中，美國累積了數十億美元的貿易赤字，相比之下，德國在出口方面則出現了大量盈餘。在西歐的經濟動蕩中，德國是個實力雄厚的堡壘，1995年至2010年期間，德國經濟增長率每年都高於美國，其收益分配範圍也更為廣泛。1985年以來，德國中產階級工人的小時工資上升得比美國更快，上升率比美國高五倍，其結果是德國中產階級現在的平均工資比美國人更高。

德國領導人費盡心力，努力將他們的高薪、高技能工作崗位留在國內。在美國的跨國公司積極將產能轉移海外的同時，德國確實也失去了一部分勞動力，可是相比美國，它仍舊保全了相當一大部分本土製造業基地。今天，21%的德國人在製造業工作；在美國，這個數字是9%。

區別並不在科技水平，而是在我們政府所施行的經濟政策，以及我們的企業戰略上。德國維持著強大工會，並在本國的商界與勞工之間建立了強有力的社會契約，甚至減少了經濟衰退期間的失業率，與此同時，美國的失業率始終在上升。

9

美國選擇了另一條分岔路

美國選擇了一條不同的路，奉行重商主義的權力在政策上的傾斜，以及新興企業理念的勃興，都在驅使美國走這條路——這兩者也是今日美國經濟裂縫的根源。過去三十年里，新經濟的不干涉主義哲學承諾，寬鬆政策、更低的稅率，還有自由貿易將會一舉解決所有問題。新經濟理論認為，大幅削減富人們的稅收將會為美國的經濟增長提供資本。新經濟的擁躉們斷言，自由市場將會讓財富開枝散葉。

然而，他們所說的那些沒有真正發生。真實情況是，中產階級被拋棄了——家庭年收入從接近三萬美元至十萬美元的這1.5億人被拋棄了——除了他們之外，還有超過九千萬掙扎在貧困線下，或者在貧困線上徘徊的低收入美國人，同樣也被拋棄了。即便是六千萬的美國中產階級高層，還有我國最富有的前百分之五人群，相比前百分之一的超級富豪，相比那些美國金融業精英，也被越拋越遠了。

新經濟在其本身的理念傾向上，明顯與戰後時代的企業經營哲學分歧明顯。在過去，商界領袖們所奉行的準則就是財富共享——他們會向員工們分發企業成長和生產力提升所帶來的相當一部分利潤。自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商界領袖們多半放棄了這一事關「共享財富」的倫理美德。除了少數例外，CEO們轉而實行「楔形經濟學」——把那些非高層普通員工的薪酬，從公司本身的收入和利潤當中徹底剝離了出來。事實上，根據人口調查局的統計，一個典型男性工人在2010年的收入，考慮通貨膨脹因素後，比1978年還低。三十年時間原地踏步，或者甚至還發生了倒退。

如此一種南轅北轍的情況，在美國的新經濟當中不斷擴大，以至於在去年四月，當超過兩千五百萬美國人失業，違背自己的意願，或者從事臨時工作，或者乾脆直接從勞動力市場徹底退出的同時，美國經濟仍企圖掙扎復甦。

《華爾街日報》曾在頭條故事中大肆宣揚，說那些主要的美國公司相比2007年美國經濟崩潰之前——「自二戰以來所形成的最大經濟衰退中，成長得更加高效，獲利更為豐厚，現金流充裕，更加不受負債牽累」。自2007年以來，美國跨國公司增加了多達110萬個工作崗位，1.2萬億美元的現金進入了這些公司的海外賬戶。至於相比之下國內的情況，《華爾街日報》則指出：「以上表現並未在改善美國國內就業方面取得重大進展。」

楔形經濟學所造成的財務裂痕引發了廣泛的不滿。今天，三分之二的美國人（數量遠遠超過幾年前）聲稱，他們親眼見證了貧富階層之間「強烈」的衝突，在他們看來，經濟上的分歧比種族、年齡或不同族裔群體的分歧更為嚴重。

（本文選自《誰偷走了美國夢：從中產到新窮人》，新星出版社2018年6月出版。有刪節，雅眾文化授權轉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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