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到水窮，坐看雲起。寫給恩師
那就是我的世界
野菊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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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2006年讀了周建明教授的碩士，新聞評論方向，三年。
記得老師辦公室的角落有個紙箱子，研一有次讀書會，我正好坐在旁邊，問起來說是一位師兄的女朋友的東西，因為搬家沒地方放，臨時存放在老師這裡。這件十二年前的舊事，在當時是件小事。
師恩剛好一輪，老師猝然離世，我猝不及防。
前幾天，幾個同門商量老師的後事，一個在讀的師妹忽然提起，周老師說過辦公室一直存放著一箱一位師兄的愛人的東西，要通知師兄拿走。我當時想，要是誰把一個箱子占放我這兒十來年，我大概是要瘋的。
這很周建明。
周老師就是這樣不疾不徐、無私寬厚、親切溫和，擅長等待，不說一句著急的話，遇事不爭不怕，面對幼稚僨張的學生，面對複雜弔詭的世事，面對波瀾起落的人生。
我讀研時，老師剛剛援疆回來，在新疆財經學院（現在更名為新疆財經大學）扶持建立起了第一所新聞學院。從援疆前的人民大學副校長到援疆後的新聞學院普通教師，老師雲淡風輕，說以後有很多時間指導我們讀書和論文。他面對人生起落的溫和，讓我想起王維的一句詩——行到水窮處，坐看雲起時。
我的研究生生活確實是從周老師開列的書單開始的，每周一本，從王韜評論文集到傳播學研究方法，風雨不誤的每周半天讀書彙報和討論，這些珍貴的精神交流讓我度過了最充實和有意義的一年。
回翻讀書會時的讀書筆記，至今仍獲益良多。比如在討論羅傑斯的《傳播學史》時，老師說「沒有平等的經濟地位，就沒有平等的新聞自由」，「以文明為前提，才會有民主出現」；討論王韜的《弢園文新編》時，老師說「春秋戰國是中國歷史上評論的鼎盛時期」，「要繼承中國人的文人論政」，「要寫『有病呻吟』的評論，而不是連自己都感動不了的評論」；討論《韜奮文集》時，老師說「魯迅站在舊陣營里用殺回馬槍的方式批判舊傳統，韜奮是在平民視野『本刊於民眾』。如今的大多數評論是俯視的，不是韜奮的民眾視角」……
每周讀書討論會都在人大明德主樓1222a開，從沒想過那是校領導的辦公室，就記得沙發扶手上都是煙灰，飲水機里的水常年沒有人換，發黃了，我們自帶水，老師不喝水。
我住在品4樓，正對世紀館，老師還鼓勵我多跑步，他說「熱愛運動的人是有勇氣面對挑戰的人」。老師凡出行一輛老二八自行車，他確實也做到了不卑不亢，平和中有偉岸和無畏。
老師是學術的導師，亦是我人生的導師，私室嚴肅指出我的問題，公庭始終無上溢美。他保留我的評論方向碩士論文的價值觀，在我最想放棄的時候讓我一定要堅持並給了我許多寶貴的建議，一如每次沮喪時他對我的信任和勉勵。工作後老師又無私推介我讀采寫方向張征老師的博士，我和每個弟子一樣，都覺得自己得到最多偏愛，最後發現老師對每個學生都是如此。
許多人問我，你們老師當過副校長是不是很有錢。我們學生知道，老師兩袖清風，經濟不寬裕，生活樸素清貧。老師的科研經費用在資助學生外出調研，一輩子吃虧，一輩子堅定。讀書時從不收學生的禮物，吃飯必須是他付錢。工作後有一次師門吃飯，我和同屆的周玲玲搶著把賬結了，還自作聰明想把發票給導師，結果老師生了很大的氣。
畢業後和老師見得少，但在微信上始終被老師關注著，每篇稿子，老師會轉發到自己的朋友圈並附上一句「這是刁瑩的。」對於我發的內容有不同觀點時，會很認真地核實、提出意見，直到討論出結果。周有光先生去世時，「漢語拼音之父周有光」刷屏，中國之聲也發了，周老師很著急，和我說是吳玉章領導的中國文字改革委員會設立的「拼音方案委員會」團隊，設計了漢語拼音方案。
八寶山告別導師那天，恰好也發了篇稿，那天，我沒敢翻朋友圈。
告別老師那天來了很多人，排隊浩浩蕩蕩，裡面有老師的老校長和老師長，白髮人送自己的學生，難掩悲愴。
懷念老師的文章很多，共同的主題是「一個好人」，陳力丹老師說他「斯人若彩虹，遇上方知有」；馬少華老師說他是「一個沒有被權力改變，在沒有利益，沒有權力的事情上，真上心的人。」這是我們寫不出的文字。
入師門的十二年來，每個大年初一下午我固定給老師電話拜年，一開始是他每每催我考博，考上了後又催我結婚，結婚了再催我生孩子，其實我還挺想知道以後有孩子了他會再催我什麼，答案卻再也沒有了。
我常覺得時間還很多，好多話沒和老師說。我覺得還能聽見他的歲數和我一樣大的自行車的鈴響，每周讀書會上的談笑風生。老師踩著一雙舊布鞋，夾一支煙走來，在書案累牘間，說行業動向，書生理想。
2018年6月5日中午，我在醫院太平間見了老師最後一面。清瘦，安詳，疲憊。似乎在說，不要流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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