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七月危機局勢系統 倫敦和平會議

巡禮

PPRDMUN2018

1914七月危機局勢系統 倫敦和平會議

引言

為了更深入地介紹各會場的特色、使各位代表更好地進行會議準備，「泛珠模聯」公眾號特別推出委員會巡禮欄目，邀請學術團隊成員對PPRDMUN2018的委員會進行介紹，為代表的學術準備提供指導。本期欄目將介紹JCSS-LPC。讓我們一起看看吧~

委員會基本信息

時間節點：1914年7月25日格林威治時間

時間軸：會議次元：現實次元 = 1：1

工作語言：中文

議題：

1）對薩拉熱窩事件的處理

2）奧匈帝國-塞爾維亞關係問題

3）巴爾幹局勢與巴爾幹民族主義問題

4）歐陸外交體系改革

5）比利時的中立地位問題

與會國（11）：

大不列顛及愛爾蘭聯合王國、法蘭西共和國、德意志帝國、俄羅斯帝國、奧匈帝國、義大利王國、塞爾維亞王國、黑山王國、比利時王國、奧斯曼帝國、美利堅合眾國

代表制：

雙代表制，英國派出一位外長、一位海軍部助理，奧匈帝國派出一位外長、一位駐英武官、一位匈牙利代表、一位波斯尼亞公署總督委派代表，法、德、俄、意分別派出一位外長、一位駐英武官，塞、黑、比、土、美分別派出一位駐英大使、一位駐英武官，共24人。

委員會介紹

1914七月危機局勢系統倫敦和平會議（JCSS-LPC）是基於反事實推理的一場架空會議。在薩拉熱窩事件之後，英國愛德華·格雷主持的國際調停會議召開，而非世界直接墜入了戰爭的深淵——相當於延緩了七月危機最後一段時間內國際局勢的快速惡化，引入了通過國際會議解決危機的可能，讓各國和具有重大國際影響力的非國家行為體有機會在集中的時間與空間內做出應對。其內在意義更包括了對大戰爆發的或然性與和平解決七月危機的可能性的檢驗。

關於1914七月危機局勢系統（JCSS）：

有模聯人向學術團隊提出疑問：倫敦和平會議是否在設計學術背景時已經為會場所可能達成的結果做出了預設,並在回憶設置上有意地將會議引導向和平或戰爭？事實上，儘管我們對會議可能的發展方向進行了思考，但是並沒有預設任何一種結局，也沒有在學術設置中安排好某條特定的路徑。無論是局勢系統整體，還是倫敦和平會議會場，都一致以「復歸外交、學術至上」為原則，以期對處於轉折點的國際局勢進行系統性模擬。本會議鼓勵代表形成一套靈活的外交策略，並期待其能在會場博弈中得到體現，而非讓歷史的後設敘事和對當時國際關係的固化印象使自身的思維與會議策略變得僵化。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倫敦和平會議的學術背景中，英國居於調停者的角色，英國外交大臣愛德華·格雷在會前一方面向德、奧故作堅定地表示英國將毫不猶豫地同法、俄站在同一戰線上，另一方面則以強硬的中立姿態回應了不斷要求英國做出明確表態的法、俄大使。本會議召開開的緣故正是危機的雙方都因英國的壓力而被迫暫緩激化矛盾，接受英國提出的調停建議。

在局勢系統中，倫敦和平會議是三個會場中唯一一個以主權國家為實體代表的會場，這正是其與傳統聯動系統的相似之處——代表具有代表國家行為體的外交權力。但是倫敦和平會議作為局勢系統的一部分，區別於相對固定而的國際關係，更注重危機狀態下的國際局勢本身——可類比於微觀世界中的一個粒子在複雜系統中引起的一系列隨機的、連鎖的反應。然而局勢系統又和混沌系統不同，其具有一個中心點，即薩拉熱窩事件本身，而各國的一系列外交交鋒就是對薩拉熱窩事件的一種反應。在倫敦和平會議中，代表的外交博弈就如同活化的粒子，不同的碰撞導致的（個體）結果是不同的，但總體的（局勢）結果是相似的。同理，在倫敦和平會議代表們外交反應的作用下會產生一個「結果」，而這個結果和巴黎社會主義國際特別會議、布拉格泛斯拉夫大會會議所產生「結果」相互作用會推動局勢走向可能的兩個方向：緩解現有矛盾並維持已有狀態，或者以新的形式代替原有狀態——而歷史的結局則是原有模式被打破、國際關係因兩個軍事集團的全面軍事對抗而洗牌。

Q

&

A

倫敦和平會議的學術設置有什麼特殊之處？

1.取消內閣等非駐場會議實體

在倫敦和平會議中，代表們的談判籌碼確實與綜合國力、軍事實力息息相關——英國的強大實力正是倫敦和平會議得以召開的原因。然而，在部分模聯會議中，軍事威懾與理論背景部分往往因簡化的會議形式走向極端，指令的使用常被代表當作文字遊戲，難以起到推進會議進程的作用，反而有喧賓奪主的意味。為避免此類情況，倫敦和平會議通過裁撤非駐場會議實體、特殊的時間軸比例限制了代表間進行博弈、發生互動的範圍。有關時間軸的設置將在下文詳述。學術團隊希望通過這樣的設置，使代表更多地著眼於外交方面的博弈和會場上的交鋒。

2.會議：現實=1:1的時間軸

1：1的時間軸十分有利於還原當時真實世界中的外交會議。十九世紀末二十初的外交極具時代特點。當時的外交與二十一世紀信息傳播便捷、通常以「代表團」形式進行外交不同，達成外交成果極大地依賴於外交大使個人的斡旋與努力

。在此類會議中，國家間的利益矛盾、外交博弈得以更加直觀地體現。倫敦和平會議為代表留下了充分的發揮空間，同時分會場設定又讓代表的行動復歸到最核心的外交談判和磋商。在外交往來間，我們期待看到代表們逐步明確自己的外交思路，並使目的在博弈中得到體現，在動態的外交交涉中，宏觀的局勢與國家關係也將逐步明了。

3.雙代表制

儘管雙代表制在各類模聯會議中屢見不鮮，但在倫敦和平會議中其雙代表（一名外長/駐英大使、一名駐英武官）分工比較清晰：前者總攬統籌外交事務，後者則更側重於軍事與安全事務。可能有代表會提出疑問：既然取消了代表指令權，那麼設置武官的意義何在？

首先，儘管學術團隊認為在倫敦和平會議中，代表應該將注意力放在解決危機本身，但這並不意味著削弱了各國軍事力量及綜合實力在會議中的影響力。相反，武官的設立代表了國內軍方在此問題上的態度。這一設立也是希望代表們明白軍事動員並非簡單的文字遊戲。國家軍事力量既是外交底氣，也是決策的牽絆。

其次，儘管理論上外交代表職位級別更高、權力更廣泛，但在軍事問題上軍事代表仍然有著較大的話語權，而且也為外交代表提供軍事事務的諮詢。外交代表和軍事代表的配合也能更加準確的反映國家立場。

能否給代表一些建議？

1. 關注會議中的矛盾點：

在倫敦和平會議，在危機本身上的利益衝突是國與國之間產生的的直接矛盾，國家集團之間的矛盾與集團內部的矛盾為次要矛盾。在薩拉熱窩事件前，國家與國家的關係已經被幾次主要的戰爭與危機重新定義，如普法戰爭、俄土戰爭、摩洛哥危機、巴爾幹危機等。毫無疑問，薩拉熱窩事件前的世界局勢奠定了各國外交基礎，同時這也是倫敦和平會議背景文件中著力點明梳理的。在倫敦和平會議中，直接矛盾與集團矛盾所交織，外交在種種矛盾中變得充滿陷阱卻十分靈活，比如一戰前共和制的法國和沙皇統治下的俄國結盟、德國為了平衡俄國與奧匈帝國的關係而放棄部分在巴爾幹既得利益等。國家集團的形成也不必局限於已締結的外交條約，比如俄法所達成的協定中僅有小部分涉及實際的軍事動員。另外，由於巴爾幹區域特殊的歷史原因及其區域價值，各國在此處利益紛爭頗多。就奧匈帝國-塞爾維亞關係問題將會有比較集中的矛盾。總體而言，議題的設置是希望代表先以針對危機本身與眼下的緊張局勢的討論開始，隨後逐漸深入，到會議中後期時進入到對一些一般性的、原則性的議題進行討論。

2.體現國家之間的利益交換：

十九世紀末外交的特點之一就在於外交中殖民地利益的交換，比如英國通過在湄公河三角洲地區的權益讓步與法國以緩和關係，俄國可以通過與英國劃分在波斯地區的勢力範圍而贏得話語權，法國可以通過將北非的領土撥劃給義大利而贏得更多的盟友等。這種利益交換的思想在會議中是至關重要的：咄咄逼人的態度往往並不能促使矛盾雙方達成妥協、實現雙方利益的最大化，卻往往引向更激烈的矛盾和進退兩難的僵局。代表們也可以思考在不通過內閣簽訂條約的情況下，會場如何體現這種利益往來。

3.注意議題內在的邏輯關係：

關於第一個議題「薩拉熱窩事件的處置」，代表可基於在薩拉熱窩事件本身和對黑手會的處置上的矛盾，與奧匈帝國對塞爾維亞發布的最後通牒進行討論。在這一部分，希望代表們能拿出符合國家立場的提案，而提案並不一定要實現所謂的「國家利益最大化」，而是應當符合自己會議前所設定的外交預期。對於相對宏觀的「奧匈-塞爾維亞關係與巴爾幹整體局勢的問題」，則希望代表能考慮到巴爾幹複雜的民族狀況以及對巴爾幹民族問題的處理等民族主義—帝國主義層面矛盾，更要顧及到列強間在巴爾幹的圖謀與博弈。

下期的委員會巡禮將由1914七月危機局勢系統 (JCSS) 的巴黎社會主義國際特別會議(SIPC) 學術團隊介紹其會場，敬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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