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五口，四個艾滋病在等死。可孩子，你要活著

去年，有部女性生孩子前必看的紀錄片《生門》特別火，四位產婦，有人命懸一線，有人捉襟見肘，有人取捨兩難，有人執於生男。

導演是陳為軍，看他的紀錄片，小菠菜們需要有足夠的心理準備。因為太真實，也太殘酷了。他用鏡頭把美好的偽裝撕裂，把裡面的痛苦扒出來，讓你看個清楚明白，自欺欺人的餘地都沒有。

要說陳為軍最讓人震撼的、爭議最大的紀錄片，是另外一部2001年拍攝的紀錄片——《好死不如賴活》。

講了一個本不陌生的醫學名詞：艾滋病。

河南上蔡文樓縣的馬深義一家五口，四個艾滋病。

20世紀90年代，文樓村是上蔡縣最主要的蔬菜產地，當地的村民都是靠種田種菜為生，80%是低收入農民。

當時村裡莫名掀起了一股「賣血致富」的浪潮，30歲以上的村民大都去賣血了。賣一次血，可以拿50塊左右。不要小看這五十元，當時馬深義耕地一年的收入也只有五六百元左右。

賣十次血就頂一年的辛苦了。

馬深義和妻子雷妹就是其中的一員。因為采血設備不衛生，血液交叉感染，兩人都感染上了艾滋病病毒。可那時根本不知道，兩人還要了第二個孩子——小女兒馬蓉。

直到2000年，文樓村艾滋病普查的時候，馬深義才知道自己患有艾滋病。全家人，除了大女兒馬寧寧（賣血前就生了），妻子雷妹、小女兒馬蓉都感染上了HIV病毒。更糟糕的是，雷妹又懷孕了。

也許是當地衛生部門科普不到位，又或許是馬深義不捨得這個兒子。2001年，小兒子馬占槽出生了，也是HIV病毒攜帶者。

昨天南邊診所的醫生跟我說，小孩已經沒啥希望了。這樣的小孩可能活不到四歲。

人們常對不可知的未來感到恐懼，那對這樣已知的、等死的未來，又該作何感想？

雖然知道機會渺茫，馬深義還是堅持讓孩子吃藥。他把葯小心地放到一個小勺里，用手指細細攪拌，然後抱著小兒子哄著：「不哭不哭，甜甜。」

這是他生命的延續，也是他痛苦的延續。

孩子天生體弱多病，馬深義眼看著身邊的村民一個個發病去世，最後也親眼目睹自己妻子的離開。

獨自一個人支撐著整個家，照顧三個孩子。他累了，萌生了再婚的想法。

經人介紹，馬深義認識了一個同村的同樣是艾滋病毒攜帶者的婦女。

兩個艾滋病人，同樣受到病痛的折磨和世人的歧視，他們之間不一定有感情，只是兩個可憐人聚在一起取暖。

儘管艾滋病常識普及了這麼多年，但依舊有很多人因為不了解而歧視他們，不願意和他們接觸。認為他們肯定是性生活混亂，不注意衛生的人。

其實，有很多像馬深義一家這樣，無意中被感染了，甚至部分人並不知道自己感染了艾滋病毒，直到病發時。

因為艾滋病病毒在人體內有一定的潛伏期，平均為8到9年，因人而異。

在潛伏期里，病人與常人無異常。發病時，才會出現多種癥狀。例如，一個月內原因不明的持續不規則發熱38℃以上，慢性腹瀉次數多於3次/日，而且6個月之內體重下降10%以上，出現多種炎症和細菌感染等等。

雷妹，馬深義的妻子，很不幸地成為一個艾滋病晚期患者。2001年，她就已經開始發病。整個人瘦得只剩個骨架子，短短的頭髮沒有一絲光澤，消瘦的臉上最突出的是那雙無神的眼睛。

她知道自己不過是在熬日子罷了。

可等待死亡是可怕的，她給自己找了一些精神寄託——拜神。她每天都給山神上香，一個貼在牆上的牌位。每次都又跪又拜，嘴裡念叨著：「我的山神啊，你饒了我吧！」

長期病痛的折磨，讓雷妹的精神狀態不太好，經常一驚一乍的。但是雷妹精神好的時候，也會跟人說說話，抱抱孩子。每當聊起以前的日子，雷妹總是充滿著歡喜的。

你跟馬深義是怎麼認識的？

媒人介紹的。我當年可紅火哩，可不一般。

怎麼個紅火法？

吃的、穿的、戴的，那時剛興戴手錶，我就戴上了。

結婚時，找馬深義要了什麼嫁妝？

一身衣裳，押個彩禮，錢。過節時，他抬點酒、抬點肉，給老丈人送去。

雷妹說著笑了起來，彷彿又想起當初簡單而幸福的日子。「有吃的、喝的、穿的就行」，這就是她想要的生活。

作為一個母親，雷妹對自己的孩子充滿愧疚，她覺得是自己害了孩子。她明白，自己現在經受的痛苦，將來孩子也會經受。艾滋病要殺死她，也要殺死她的孩子。

雷妹的身子突然就不行了，病勢洶洶，她連下床都做不到，被丈夫安置在木板車上，也認不清人了，只有本能迷迷糊糊地吃東西。

中秋過後，雷妹死了。

一個人就這麼地死了，她沒有做過什麼傷天害理的事，她每天勤勤懇懇地勞作，只是因為一次賣血，她人生就結束了。

而雷妹的三個孩子中，大女兒馬寧寧是這個家裡最幸運的，她不是艾滋病毒攜帶者。

雖然父親沒有告訴她關於艾滋病的一切，但她什麼都知道。當時只有10歲的她，已經可以把自己打理得井井有條，可以照顧弟妹，帶著他們玩耍。

但她又是不幸的。因為是家裡唯一健康的人，以後要負擔起家裡所有的責任。而她的家庭背景，也為讓身邊的人遠離她。她要面臨比其他人更加艱難的局面。

再後來，馬寧寧在北京談了一個男朋友，在了解了她家裡的狀況後，就分手了。

她的家人成為了她的負擔。

但馬寧寧從不這樣認為，她愛自己的家人。

親情，不僅是血緣之間的聯繫，更是她內心中最深的依靠。

……

波叔了解的最新消息是，這一家人截止2016年都還健在，不過馬深義已經開始發病了。

這便是一場賣血，改變了整個家庭的悲慘故事。

據不完全統計，2001年文樓村80%的村民都是艾滋病毒攜帶者。而造成這個可怕災難的直接原因便是非法采血。

很多小菠菜應該讀過《許三觀賣血記》，波叔跟大家科普一下為什麼會有非法采血現象。

首先，人的血液具有極高醫學作用，可以提煉出白蛋白、球蛋白、血小板因子等昂貴藥劑。在醫學上，白蛋白可以廣泛應用於治療休克、燒傷、外科手術、癌症放療化療、生產失血太多後等引起的血容量銳減，以及慢性腎炎、肝炎、糖尿病。可以說，血液製品在全球範圍內都是稀缺產品，根本供不應求。

但在20世紀90年代，血液製品被禁止或限制進口，政府又沒有嚴格的買賣血液衛生管理系統，國內的血液買賣市場極為混亂。93、94年，國家「適時」開放血液製品出口，更是大大調動了采血收漿的積極性。

受經濟利益驅動，一些「血頭」、「血霸」私自設點，非法偷采血漿；一些地方和血液製品企業擅自設立單采血漿站點，違規操作，大量採集、收購原料血漿。為了誘騙更多人來賣血，甚至「在醫院門口的廣告欄里，貼著獻血光榮，救死扶傷」等標語。

1999年，武漢大學中南醫院感染科教授桂希恩發現文樓村艾滋病泛濫的現象。在向當地衛生部門舉報毫無回應後，桂希恩教授帶著調查報告上京，遞交給當時的副總理李嵐清。

中央非常重視，同年10月就組織、派遣中央艾滋病防治工作組進駐文樓村。就這樣，文樓村的艾滋病病情公之於世。

但艾滋病病情的公布卻給文樓村帶來了無盡的傷害。

人們拒絕購買文樓村村民種的莊稼和蔬菜，村民外出打工也被遣返了，投資者對這個地方退避三舍。甚至還發生過艾滋病攜帶者的小孩去學校，被學校關在獨立一間課室，不可外出。

這些有意無意的歧視，對文樓村村民造成極大的傷害，大部分村民都感到很委屈，「我們沒有賣淫嫖娼，也沒有吸毒，我們只是到那些官辦的血站賣血，我們又沒有做錯事。」

到底是誰做錯了？

不僅是當時，即使是現在，關於艾滋病的科普從學校就已經開始，但又有多少人能做到以正常人態度，對待艾滋病病毒攜帶者呢？

波叔不希望對它的普及只放在一年中的某一天，而是作為基本常識，對艾滋病毒有最為全面和清晰的認識。

一、艾滋病病毒的傳播途徑有：觸摸傳播、血液傳播、母嬰傳播。其中觸摸傳播主要是通過接觸HIV病毒攜帶者的精液、陰道分泌液、乳汁、傷口滲出液的方式傳播。正常交往並不會感染艾滋病病毒。

二、醫學證明，跟艾滋病攜帶者禮節性接吻、握手、擁抱，即使艾滋病攜帶者在你身邊咳嗽、打噴嚏，都是不會感染艾滋病病毒。除了性交和接觸到血液，與艾滋病攜帶者相處是沒有問題的。

也許不能強求社會對他們的關愛，至少可以做到被公平對待。

陳丹青說中國人唯一的信仰就是活著，尊嚴、自我實現、價值，也許他們沒有想過，他們唯一的念頭或許就是這樣活著。

如果我病發了，我的孩子怎麼辦，有誰會要他們。

別問叔活著的意義，那要每個人自己去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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