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延安的 「知識」與「政治」：延安與生活書店的戰時交往史

內容提要：抗戰期間的延安是一個重要的理論知識生產源地，但延安的出版、發行能力有限，以新華書店為代表的知識流播基本依靠黨的組織系統的運作，這限制了延安在全國知識市場上獲得話語權和影響力。戰爭致使一批30年代已在全國知識界有地位的左翼理論家從上海去延安，這造成左翼的文化資本與革命政權的重合，延安由此攜帶著 「政治」和「知識」的雙重意涵，與黨外的文化機構建立起合作。生活書店是出版來自延安的作品最多的黨外書店。在延安與生活書店的交往史中起決定作用的是知識的邏輯: 在對馬列知識的信仰、對理論知識分子的推崇和對知識能夠抗戰建國的信心中，共產黨逐漸成為書店在知識和人事上的一種主動選擇。

關鍵詞：延安; 生活書店; 新華書店; 出版; 抗戰文化

在中國現代文學、文化史的研究中，對中國共產黨與出版的關係的討論，常常圍繞著 「體制」這一核心議題展開，主要有三類說法: 「統戰」「政治化」和 「一體化」。中共在 1935 年確立統一戰線政策後，大力吸收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入黨，並在國統區爭取文化機構，出現了一批進步書店，這些進步書店，即指共產黨 「統戰」 下的非官辦出版單位。「政治化」說法多見於對戰時國統區左傾文化機構的討論，用來解釋為什麼抗戰期間全國文化會出現顯著的倒向共產黨的現象。關於文學生產和出 版 機制的 「一體化」討論，主要指1949 年後由國家力量推行的全國文學文化的單位化、制度化。這雖然不是這篇文章要討論的抗戰時段的問題，但卻是我們瞭然於心的歷史走向，因此也需要我們以這個 歷史方 向為 參照，解釋「一體化」前史的隱約眉目。

通過上述三種說法，我們能看到體制化問題的三個要素——政黨、知識分子和機構 ( 在本文中是書店) 。「統戰」、「政治化」和 「一體化」對這三個要素各有側重，但一個較為一致的特徵是，都將 「體制化」 描述為政黨逐漸滲入、掌握出版機構的過程。這就引出了兩個問題。首先，在知識生產、傳播的過程中，政黨、知識分子和書店三類要素的邊界並不清晰，往往互生交錯，我們需要在具體的歷史現場中釐清他們以怎樣的邏輯交往。第二，我們需要在知識的版圖裡，考察政黨如何獲得知識圈的入場券，而不是隨意地把長征後偏居西北的共產黨處理為可以輕鬆進出其他領域的非歷史的存在。這篇論文要討論的具體問題是，延安為什麼及如何進入全國知識市場? 這首先關係著延安內部的知識生產格局，其次涉及延安與黨外書店的關係。論文以新華書店和生活書店為中心展開論述，這兩個書店分別是延安內外知識生產機構最重要的代表。

一 新華書店與延安的出版發行

建國後的新華書店是全國最重要的官方出版機構，由總店、總分店、分支店建立起從北京到全國各地方的垂直出版發行系統，控制全國的出版物。但是，1949 年後新華書店的規模、能力不只來自黨辦書店這一支傳統。據相關研究，新華書店經過收編民營書店，學習、佔有大型民營書店出版發行的經驗、網路和結構，才得以形成建國後的格局。可以說，從延安到全國，新華書店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中共在建國後的 「一體化」能力，並不能上推至延安時期。那麼，延安時期的新華書店是怎樣的? 以它為例，可以說明延安怎樣的知識生產狀況?

新華書店 1937 年在延安成立，它是長征後中共完善蘇區宣傳體制的一個部分。在江西蘇區時期和長征中，共產黨的機關報是《紅色中華》。西安事變後，共產黨開始改造和擴張黨的新聞媒體，將 「紅中社」 和《紅色中華》改名為 「新華社」和《新中華報》（1941年被《解放日報》取代) ，同時第二份官方刊物 《解放》周刊創刊。為管理各類機關刊物，1937 年初中央黨報委員會成立，委員會下設出版發行科。「新華書店」一開始並非實體機構，而是出版發行科的一個名目。兩年後，延安的出版規模有所擴大、重要性逐步升級，出版發行科遂改為中央出版發行部，部長由組織副部長李富春兼任。新華書店也於 1939 年 9 月在延安北門外建起了門市部，首次成為一個較為完整的、有獨立結構的實體機構，這也是延安第一個可以展覽、買賣的官方書店。

那麼，放在延安整體的知識生產格局中，新華書店是什麼位置呢? 下面所列項目是延安有編寫、出版、印刷或發行權力的主要機構:

撰寫、編審: 馬列學院編譯部 ( 1941 年改組為中央 研究院，1943 年併入 黨校 第三部) ; 新華社、解放社; 《共產黨人》、《中國青年》、《中國婦女》、《中國文化》、《八路軍軍政雜誌》、《文藝突擊》等刊物編輯社。

出版: 中國人民紅軍總政治部、八路軍總政治部宣傳部; 新華社、解放社; 各刊物編輯社。印刷: 中央財經部印刷廠（原來專印蘇票，後來印刷書籍) 、八路軍印刷廠。

發行: 新華書店，各級黨委、黨支部，交通機關。

儘管據書店自己的說法，從建成到 1941 年，新華書店發行解放社的書籍 130 多種、其他機關編輯社編纂的叢書 30 多種、報紙雜誌近 10 種，是延安知識出版的重要角色，但就地位而言，新華書店的工作和權力範圍很有限，書店是發行機構，基本只負責傳播、分散、銷售出版物。書店在成為有獨立結構的實體機構後，設置了七個科: 批發、發行、進貨、棧務、郵購、會計、門市，很顯然，這些科不涉及任何書籍報刊的編審和出版工作。在延安，製造知識的權力掌握在領袖和知識分子手裡，新華書店是較為工具性的角色。

即使是在發行上，新華書店也不是我們熟悉的現代發行機構。現代書店的基本特徵，是依靠人際、贊助、閱讀群體和文化關係，建立起自己的發行網路。延安的發行工作並不依賴書店，而是沿黨的組織系統展開，從中央到縣，覆蓋工農商學兵。這是從蘇區傳下來的經驗， 《紅色中華》的發行即依靠地方黨委宣傳部和軍團政治部。1939 年的 一份文件要求從中央到縣一級的黨委「一律設置發行部」，發行和兵站、軍隊的運輸部門相掛鉤，以實現散播出版物的目的。

這樣的發行狀況，說明延安的知識生產有非市場導向的特徵，我們在這裡要提出的問題是，非市場導向給延安帶來了什麼困難?

在延安，以出版物為載體的知識傳播、流通，其基本方式是派發而不是買賣，這對新華書店擴大、完善發行網有負面影響。1941 年新華書店提出制度改革的建議，稱贈送及記賬往來制度不利於書店業務的發展和健全，書店需要建立起買賣制度; 同時書店應有獨立的經濟核算制度，有自己的代辦處、推銷處和代售處。新華書店的要求引發了一些變化，但並未有根本性的變革。從一些材料看，1941 年後書店加快建分店的速度，1942 年華北新華書店總店建成後，報刊和書籍發行明確分工，但整體而言，新華書店在 1945 年之前規模有限，有說法稱直到華北書店 ( 生活、讀書、新知在根據地聯合創建的書店) 併入新華書店後，書店規模才擴大了一些。可以說，直至抗戰結束，共產黨都未建起以書店為核心的有規模的出版發行事業。黨組織是知識傳播、擴散的主要渠道。這意味著一個困難:在黨組織沒有層級覆蓋的地區，共產黨在知識市場上的渠道和競爭力會非常有限，延安無法獲得全國性的知識話語權。

二 延安的高級 「知識共同體」

延安的知識創造，掌握在理論家和有理論能力的政治領袖手裡，他們是延安知識生產格局中最顯眼的群體。我認為在 1942 年整風之前，延安的理論知識生產者 ( 包括中共領袖和高級知識分子) 與理論出版物的讀者 ( 中共領袖、知識分子、幹部、學生) 形成了一個 「知識共同體」，他們分享著共同的知識類型與文本。

延安出版物的對象主要是知識分子。1943 年之前，新華書店每年發行經售的書籍在 30 種以上，基本上都是馬恩列斯著作、蘇共指定的理論著作和中共領袖的理論作品。這些出版物和邊區數量最大的 「讀者」群體———農民———並無太多關係。整風使得這種情況發生了一定程度的改變。整風中，黨動用組織力量發動了 「文化下鄉」 「書報下鄉」後，邊區才開始比較多地出現 《豐衣足食》《怎樣養娃娃》 《二流子轉變》等一類通俗讀物，有圖有字的 《大財東與老百姓》 《傷兵到處是家庭》《日本兵上吊》等面向農民的出版物，以及萬年曆、領袖挂圖、年畫挂圖等農民用得著的印刷產品。瑏瑥其實，即使是在整風後，延安知識市場上的主流產品仍是哲學和社會科學理論，這一點與其他根據地有鮮明差別。在晉察冀、晉冀魯豫，1945 年華北書店、新華書店供給的書籍中，五分之一是馬列知識和中共領袖的理論作品，近五分之三是通俗讀物。同年的延安新華書店雖然有通俗讀物，但仍保持高級理論知識的出版勢頭，1944年 1 月的 《解放日報》 提醒人們，延安的書報有百分之九十是為知識分子幹部準備的，並由此建議要出更多的通俗和中級讀物。

延安為什麼要大量出版理論書籍? 毛澤東在六屆六中全會上稱 「一個偉大的革命運動的政黨」，必須有革命理論，他號召全黨有研究能力的人，都要研究馬恩列斯理論。理論需要標準，需要有官方指定的版本，延安的理論生產正是製造知識的標準，確立理論的準確版本。

在延安的出版機構中，解放社的政治重要性、出版量令人矚目。解放社由黨報委員會管理，中共中央指定解放社是黨的文件、領導人言論、中共歷史、馬恩列斯著作的出版機構。解放社的代表性出版物，是四部大部頭的書籍: 《馬恩叢書》《抗日戰爭叢書》 《列寧選集》和 《斯大林選集》。我們可以以 《列寧選集》 的編訂過程為例，考察知識標準的產生。解放社對 《列寧選集》的翻譯，以蘇聯馬列研究院編訂的 6 卷本 《列寧選集》 為底本，其中蘇聯外國工人出版社出過的漢文版在延安是翻印，剩下的由延安馬列學院編譯部翻譯。這個選集從列寧的海量文章中選定，實際上是確定了列寧學說的基本範圍，並有各種文字的翻譯版本，其目的是 ( 在這個選集的中文版序言中說得很清楚) : 全世界無產階級和被壓迫人民掌握同一、標準的理論武器。

一個由領袖和知識分子共享的 「知識共 同體」，以及作為知識標準的理論書籍，共同指向知識分子在延安的重要地位。當時一批重要的理論知識的翻譯者、撰寫者都在馬列學院供職，而馬列學院是延安等級最高的學校，學員要在 「抗大」「陝公」、黨校鍛煉過，才有資格進馬列學院進一步深造。整風前延安的知識分子處在一個政治和社會地位頗高的 「知識共同體」 中，理論的價值在政治正確層面被廣泛接受，他們在報刊上的發言、影響力也超過了很多紅軍的高級將領。

「知識共同體」的運作，引出以 「知識」為方式，延安與國統區書店建立起的關係網路，而這大大扭轉了延安依靠黨組織進行知識傳播的制度的限制。

在與延安發生諸多牽連的國統區的出版機構中，以生活書店規模最大。延安和生活書店的牽連，從抗戰爆發前一直延續到 40 年代，各種線索綿綿延延，在對交往史展開詳細討論前，我們可以先領略一下他們之間濃厚的緣分。1936 年，毛澤東曾讓葉劍英和劉鼎購買艾思奇的 《大眾哲學》和柳湜的 《街頭講話》，而此時這二人正是上海生活書店的撰稿人。戰爭爆發後，艾思奇到陝北成為延安知識共同體的重要成員。柳湜在生活書店做主編，1941 年他帶著生活書店的資源到延安創建華北書店。華北書店在延安創建後，由林默涵接管，而抗戰初期林默涵曾在武漢做過 《全民抗戰》的編輯，這個雜誌是生活書店抗戰期間最重要的刊物，鄒韜奮任刊物主編，柳湜是副主編。1938 年，林默涵離開書店去了延安，隨後在馬列學院學習、入黨。另外，據有關研究，毛澤東的兩篇重要哲學著作 《矛盾論》和 《實踐論》，來自他對 《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 的詳盡研讀。這本書的譯者沈志遠 1938 年被生活書店特聘為高級編輯，主編書店的高級理論刊物和書籍，而更有意思的是，沈志遠的刊物隨後成為延安發起的「中國化」討論在國統區的最重要的陣地。

從 30 年代中期到 40 年代，這些牽連表面看起來零星、斷續，但背後正是抗戰爆發前後國內知識格局的變化。儘管毛澤東說共產黨有兩路人馬的傳統——— 「軍事戰線」 和 「文化戰線」，但 30年代的江西蘇區和上海左翼卻不能混為一談。江西蘇區的知識生產能力有限，軍隊里有理論生產能力的人很少。這在 「統戰」 政策確立後才發生變化。戰爭爆發後，北京、上海和武漢等文化中心的相繼陷落，文化界已有大名的理論家奔赴延安，給在知識領域影響力甚微的陝北中共帶來了知識生產的資本，延安逐漸成為重要的知識源地。這場遷徙左右了戰時中國知識生產的格局，也註定了延安與生活書店交往史的發生。

三 知識合作: 延安與生活書店

1932 年成立的生活書店，其前身是 1929 年鄒韜奮在上海創辦的 《生活周刊》。鄒韜奮是書店的領袖，也是靈魂人物。抗戰爆發後，生活書店從上海搬到武漢，武漢淪陷後又搬到重慶。1938 年下半年，書店落腳重慶後開始了一段穩定發展的時期，直到 1941 年國民政府封禁生活書店重慶總店，不得不進一步向內陸遷徙，而向內陸遷徙則為生活書店擴張規模提供了機遇。戰前生活書店只有上海、廣州兩家分店，戰爭開始後它很快成為擁有 52 家分支店的大型書店，發行網路覆蓋很廣，旗下有近十種刊物。

規模漸大的生活書店開始著手一項貫穿其重慶三年歷史的工作: 整頓機構。1938 年具有非凡重要性的 「編審委員會」成立。「編審委員會」是生活書店的大腦，直轄於總經理鄒韜奮，控制一切雜誌書籍的編校、印刷和收購等工作，也就是說，發表、出版什麼人的作品，什麼內容、類型、主題的文章和書，都由 「編審委員會」 決定。委員會成員如下所示:

掛名: 胡愈之( 主 席) 、沈茲九、劉思慕。他們1938年後主要在香港、南洋活動，與生活書店的直接關聯少。

合作: 茅盾、戈寶權。30年代就與鄒韜奮交好的茅盾、戈寶權以文學、翻譯的身份幫助書店文學類的出版物。戈寶權同時是重慶《新華日報》的編委。

書店領導: 沈志遠 ( 副主席) 、鄒韜奮、張仲實、金仲華 ( 副主席) 、史枚、柳湜、胡繩、艾逖生 ( 秘書) 。「編審委員會」的運作主要靠這些人。他們是書店高級幹部，全店的選舉和規章制度確認他們的領導權力。

「編審委員會」，特別是其中掌握實際權力的書店領導的重要特點，是與中共黨員有相當高的重合。胡愈之、沈志遠、張仲實、柳湜在抗戰前就入了黨，史枚、胡繩在 1938 年前後入黨。

為什麼書店成員會與中共黨員重合? 這一情況如何會發生? 「統一戰線」和 「政治化」兩種說法在解釋這個問題時，分別以中共和書店為主角討論黨如何控制或影響書店領導層。這兩類討論的一個困境是，使書店發生變化的領導層是 「統戰」中被籠絡的進步對象呢? 還是 「政治化」 過程里滲入書店的共產黨員? 這當中的關鍵可能是，怎麼看待這些知識分子的身份? 在歷史敘述形成的過程中，不少 30 年代知識分子入黨的時間是後來追認的，或稱當時是秘密黨員，先入為主地把他們看作黨員、為完成黨的任務而進入書店並不合適。我認為，在生活書店與中共交往合作的例子中，黨、書店、領袖、知識分子等不同角色的位置，並不是固定的權力等級關係。 「政黨」 和「知識」是不同的領域，實現合作首先需要能夠被對方認可，而這就關係到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戰時的主流知識是什麼?

在 30 年代，《生活周刊》的內容主要是介紹城市中的職業信息和家庭生活經驗。30 年代後半期，馬列理論成為全國市場上的流行知識。生活書店緊追市場新變化，與眾多馬列理論家建立合作，出版此類書籍，其中的一個重要舉措是將讀書出版社的一些重要成員收入生活書店，委以重任。

讀書出版社是一間熱衷唯物論辯證法和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出版社，據葉文心的研究，這個出版社有鮮明的左翼傾向。它的三個主要負責人夏征農、艾思奇和柳湜 ( 據稱當時都是秘密的中共黨員) ，是 「左翼作家聯盟」和 「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 的成員。但需要留意的是，在擁有左翼身份的同時，他們也有另一種身份: 暢銷書作者。艾思奇的 《哲學講話》在 1934 年出版後，風靡全城乃至全國; 柳湜在 1936 年 3—8 月間連續出版了5 本暢銷書: 《國難與文化》 《街頭講話》 《社會相》《實踐論》和 《救亡的基本認識》。1936 年前後，鄒韜奮吸收艾思奇和柳湜為 《生活星期刊》撰稿人，通過艾思奇、柳湜，一批馬克思主義理論家與書店建立聯繫，生活書店逐漸成為馬克思主義理論的重要出版商。

抗戰爆發成為改變知識生產 版圖 的重 要 節點。艾思奇、陳伯達等奔赴延安，柳湜、胡繩、沈志遠等正式進入生活書店。柳湜成為鄒韜奮身邊的重要編輯， 掌握髮行量最大的《全民抗戰》; 胡繩主持知識普及性的 《讀書月報》; 沈志遠主編書店的大型理論刊物《理論與現實》。通過整理 1931—1945 年生活書店的書籍出版類型( 表 1) ，可以看到戰爭開始後書店的出版格局大規模向馬列和社會科學傾斜，戰前生活書店以辯證法唯物論為核心的理論生產群體延續到了戰爭中。

從 30 年代知識製造的大本營上海，到抗戰中兩個知識生產重鎮，延安與重慶，共產黨和生活書店共用一批熟練操作流行知識的理論家。他們也構成延安和書店的關係網路。艾思奇、何干之、吳亮平 ( 吳理屏) 、李初梨、張仲實、陳伯達等是生活書店 30 年代編撰群體的幾個重要人物，抗戰爆發後他們奔赴延安，但並未割斷與知識界的網路，從表 1 看，他們仍是生活書店倚重的作者。

這是以 「知識」 為平台的交往史，生活書店和延安的革命政黨都注意到握有文化資本的馬列理論家的重要性。戰爭導致的知識生產者從上海去延安，是知識網路與格局變化的關鍵節點。左翼的文化資本與革命政權在延安重合，延安由此攜帶著 「政治」和 「知識」 的雙重意涵，與黨外的文化機構建立起千絲萬縷的合作關係。

四 出版延安: 「知識」與 「政治」

生活書店與延安的交往合作提出了一個問題：在日益看重延安的過程中，書店如何理解 「政治」的延安和 「知識」的延安?

戰爭開始後，書店愈發感到馬列理論的重要性，於是立即約稿延安，立意高遠地出了一套「中國文化叢書」。 「中國文化叢書」由周揚主編，稿件均來自延安: 洛甫 《中國革命史》、陳伯達《革命的三民主義》、何干之 《中國社會經濟結構》、艾思奇 《中國化的辯證法》、王右銘 《中國化的經濟學》、周揚 《文學的基本問題》、陳昌浩《現階段民眾運動》、吳理屏 《抗日統一戰線》、朱克 《游擊戰術》 以及艾思奇等集體創作的 《現代中國思想史》。這套書出版後，各方銷路非常好，後來又把毛澤東、陳昌浩寫的 《游擊戰爭的一般問題》列入其中。

由叢書的編排，我們能看到書店如何接受延安的 「政治」和 「知識」。這套叢書的作者幾乎都參加了 30 年代上海左聯的組織和活動，艾思奇、陳伯達、何干之等是生活書店的合作者，儘管他們到延安後進入體制各司其職，但他們在叢書中的地位卻不遜於中共領袖。後來加入的毛澤東在這套書里沒能扮演掌握哲學思想等指導性理論話語權的角色，中國革命、統戰、思想史、唯物論等重要話題均未染指，其所著的關於游擊戰爭一書是一本軍事類的作品。書店對毛澤東的定位大概仍是與 「朱毛紅軍」或 「八路軍」 掛鉤的軍事領袖。事實上，生活書店始終熱心與理論知識分子合作，而不是政黨領袖 ( 參見表 1) 。抗戰八年間，生活書店的出版物中，毛澤東的個人論集有 3本，馮玉祥有 2 本，蔣介石只有 1 本。 「延安」的重要性是那些能夠生產理論的知識分子， 「延安」只有通過在 30 年代的知識市場上積累下資本的一批人，才能夠在生活書店的出版版圖中被呈現。

出版延安的 「知識」和 「政治」，可以通過書店刊物如何展開 「中國化」 的討論，得到一個更為具體的圖景。

《理論與現實》 是最早對延安提出的 「中國化」展開系統論述的刊物。主編沈志遠 1925 年入黨，隨後赴蘇讀書，回國後加入 「中國社會科學家聯盟」任常委，30 年代已是重要的馬列理論作者，他的 《新經濟學大綱》 曾是延安黨校政治經濟學教科書。1938 年在出版理論學術名著上抱有雄心壯志的生活書店請沈志遠擔任 「特約編譯員」，「專為本店整理及翻譯世界名著，每月至少在六萬字以上，一年中希望能完成近百萬字」。沈志遠很快主編了一套書店引以為豪的 「新中國學術叢書」，這是生活書店戰時出版物中，學術性最強的一套作品。隨後，沈志遠又負責主編 《理論與現實》，這個刊物表達了生活書店的文化抱負，1939 年 4 月創刊後很快召集了一批身在延安、重慶等地的理論家，打造刊物的深度。撰稿者主要有潘梓年、沈志遠、陳伯 達、艾思 奇、侯外 廬、胡繩、周揚等。

「中國化」不是抗戰時才有的概念，也不是延安最早提出的。從 20 年代初開始，無政府主義者、中國基督教、教育界、社會學界都提出過 「中國化」的問題，考慮外來的思想、技術如何落實在中國的環境中。中共提出 「中國化」是抗戰期間影響廣泛的事件，從發文時間和人事關聯上看， 《理論與現實》對 「中國化」的討論，是對延安觀點的回應。

延安最早提出 「中國化」 的，是張聞天在特區文化協會成立時的講話和隨後 《解放》 周刊上發表的署名從賢的 《現階段的文化運動》。這兩份文獻對 「中國化」 的理解，基本上是從大眾化、民族形式方面入手，反對歐化、西洋化的文化，強調文化與老百姓的關聯。1938 年 10 月毛澤東發表的 《論新階段》是延安 「中國化」 論述的核心文本。毛澤東在講話中提出: 「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教條主義必須休息，而代替之以新鮮活潑的，為中國老百姓所喜聞樂見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這番意見雖不能簡單概述為大眾化，但顯然毛澤東的 「中國化」 有一個重要落腳點: 中國老百姓。

1938 年 4 月艾思奇發表在武漢 《自由中國》上的文章的重點，頗有不同。他認為 「通俗化不等於中國化現實化」，全國學者所要努力的是 「用中國的現實來發展哲學的理論」，方法上要以新哲學辯證法的唯物論為核心，佐以其他哲學理論。瑑瑡艾思奇顯然不是在思考普及的問題，而是要綜合各種理論和中國現實，創造新的哲學學說。陳伯達在創造新文化上 的觀點與 艾思奇相似。他 將「中國化」與 「新啟蒙運動」 掛鉤，強調用民族/中國的舊的文化形式來實現大眾化，新內容和舊形式的互相促進，將最終產生中國的新文化。

艾思奇和陳伯達是 1936—1937 年 「新啟蒙運動」的重要參與者。奔赴延安後的陳伯達，其看法雖漸往利用傳統文化形式啟蒙大眾的方向走，但仍強調實現一個全新文化的總體願望。艾思奇的觀點則更多延續 「新啟蒙」的主幹想法，「中國化」的概念反而使之釋放了一直以來啟蒙大眾的壓力，更看重綜合各種理論獲得 「中國」的新聲。1938 年底陳伯達、艾思奇等人在延安成立了新哲學會，從 《新哲學會緣起》 這份發言詞來看，這個團體的任務更貼近艾思奇的想法，即集中外古今各家之說，努力建立 「更基本的、更一般的、更理論的」學說。艾、陳的論述與中共領袖的差異是，「中國化」的核心是否是 「老百姓」。毛澤東的 「中國氣派和中國作風」建立於對 「老百姓」和 「中國人民」 的設想之上，而知識分子們則把理論家看作創造中國新文化的主體。

《理論與現實》諸家對 「中國化」的申發與艾思奇和新哲學會一致，與中共領袖的說法差別較大。在創刊詞中，沈志遠說過去學術和現實之間缺乏關聯，現在要做出改變，實現 「理論現實化」和 「學術中國化」。創刊號的首篇文章是新華日報社社長潘梓年的 《新階段學術運動的人物》，他稱學術是文化的 「中樞」 和 「首腦」。把理論知識分子視為中國新文化主體，在侯外廬的文章中更加清晰。侯外廬熱情描述了清代樸學、公車上書、「五四」運動、新社會科學運動中，知識階層行動理論的傳統，並將當下的學術傳統歸併至這一在理論和現實之間不斷衝撞摩擦的歷史中。在這一歷史傳統里，知識階層不僅是學術的主體，更是中國革命的領導。

《理論與現實》揭開 「學術中國化」討論序幕後，生活書店的另一個較 為通 俗的 知識類 雜誌《讀書月報》 對這場文化活動做了簡明扼要的介紹。艾寒松、潘菽和柳湜的文章都強調 「中國從一個舊國家變成一個新國家，當然在政治、經濟、國防、文化等等方面都有很多需要，這種需要都要有待於近代學術的幫助解決」，但外國的學術和理論未必能夠解決中國的需要，因此就需要一班各行各業的理論家設計出適合中國現實的方案。

作為對延安提出的 「中國化」 問題最早的規模化的討論，生活書店的這兩份刊物顯然是以知識生產者自身為主體來理解延安聲音。毛澤東的《新階段論》雖被引述，但有意思的是，討論者只是藉此說明這篇文章是使用 「中國話」 的範例。在對 「中國化」特別是 「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的整體把握上，他們仍傾向由理論家對中國的現實問題設計方案、作出指導。

由此，我們不難看到，兼有多重身份的理論家建立起書店和延安的聯繫，擴大了延安在知識市場上的重要性和影響力，但這個過程並不是從政治核心的黨與毛澤東，推及延安，再推及國統區書店的過程。我們對黨改造知識分子的歷史，非常熟悉，但中共尚未建國時，知識分子接受中共的動機和方式，並不完全由黨控制。「延安」對於書店這樣一個文化機構的意義，也不是政黨的逐漸滲透，政黨的聲音需要通過知識生產的邏輯才能夠被認識和呈現。柳湜、沈志遠等人在生活書店的地位，來自他們在知識市場上的資本，他們對自我角色的理解也兼有文化人 ( 編輯、理論家) 和組織幹部兩方面的自覺。真正的改變，發生在生活書店總店被國民黨封禁之後。國民政府封禁書店的行為造成了兩種後果，其效果都將書店更徹底地推向中共，主要表現有二: 一、書店總經理鄒韜奮對政府極為怨恨，堅定轉向中共，要求把自己的骨灰埋在延安; 二、生活書店聯合讀書出版社、新知書店去太行和延安開店，由此轉移了相當一批人才、資金和機器，中共自身的知識生產與傳播能力由此逐漸走強。

結論

現代中國文學、文化的 「體制化」 問題，是不同領域互生交涉的過程。儘管延安被看作 1949後新中國國家政權的起源，但在抗戰期間，全國的政治和文化生態頗為多元，延安與左翼文化機構都在此語境之中。延安的知識生產狀況可能比我們所了解的更為複雜。在這篇論文的例子中，30年代左翼的知識生產傳統，與從江西蘇區和長征傳下來的軍隊傳統，形成了延安知識格局的多種層次，而將之放在全國的知識生產中看，這些促成、構成了中共與黨外出版機構的合作，也標示出延安在整個知識市場中的地位。

我們能看到 「知識」在這個過程中的重要性，包括知識類型、知識的意義、知識分子的功能，以及論文強調的，知識生產的運作邏輯。由此，我們需要討論生活書店辨認、接受的是哪一部分的延安。鑒於篇幅原因，生活書店進一步靠近中國共產黨的 「體制化」 過程無法在這裡展開，但這個過程與本文描述的歷史相似，「體制化」伴隨著書店的文化主體性不斷強化的過程，而非被政黨悄悄接手。在本文所考察的延安出版的問題里，理論知識分子因戰爭爆發從上海到延安或重慶，具有節點性意義。我試圖提出，在延安，特別是整風前的延安，政治文化高度重視「知識」的特徵，這不僅是黨在確立思想的標準，也是延安進入全國知識版圖，建立其強大知識話語權的過程。

*原文載於《文學評論》2016年第5期。注釋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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