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煒 石佩璇：從給予句S2、S3的選擇看漢語語法地域類型差異

朱德熙（1979）把與「給」相關的給予義句式分為以下四種：

S1：N1+V+給+N2+N3我送給他一本書。

S2：N1+V+N3+給+N2我送一本書給他。

S3：N1+給+N2+V+N3我給他打件毛衣。

S4：N1+V+N2+N3我送他一本書。

S1和S4為雙賓句，S2和S3是非雙賓句。朱德熙（1979）認為，S2可容納的動詞包括給予義動詞Va、取得類動詞Vb和製作義動詞Vc；S3在表達給予義時，只能容納Vb和Vc兩類動詞，一般不能為Va。而根據我們的調查發現，當動詞為Va、Vb、Vc時，S3均可表給予義。

本文主要考察給予句S2和S3在漢語官話和相關方言中的分布情況及成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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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中葉以來官話文獻中給予句S2、S3的分布

具有鮮明南方地域特徵的琉球官話課本《白姓官話》（1750）、琉本《人中畫》（1750s）以及《學官話》（1797）（以下簡稱《白》《琉》《學》）不用S3，只用S2。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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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爺還問，他死了，穿的衣裳有沒有？好做些衣服給他。（《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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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當打緊，娶一個瞎眼的小姐給他。(《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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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好的人，玉帝就賜他福祥，那不好的人，玉帝就降下災禍給他，卻不是更要緊的？（《學》）

年代稍後的《孽海花》（1905）、《文明小史》（1903-1906）、《魯迅小說集》（19世紀10年代~30年代）也只用S2，不用S3。這三種文獻的作者均為南方人，和琉球官話課本一樣，他們的作品都具有南方地域特徵，我們稱之為「南部官話文獻」。

北京官話文獻則有不同選擇。《紅樓夢》（前80回，1750s；後40回，1790s）（以下簡稱《紅》）同時出現S2、S3。前80回中S2佔主要優勢，S3數量少；後40回中S2仍佔優勢，但S3的比例逐漸增大。S2用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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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一件事，用些冰片麝香使用，好歹舅舅每樣賒四兩給我，八月里按數送了銀子來。（《紅》第24回，322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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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們商量了寫封書給璉二叔，便卸了我們的干係了。（《紅》第117回，1603頁）

S3的用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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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二十兩銀子，暫且給這孩子做件冬衣罷。（《紅》第6回，105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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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姑娘叫給姑娘送了一瓶兒蜜餞荔枝來。（《紅》第82回，1181頁）

《紅》中的新興句式S3在《兒女英雄傳》（1840s）（以下簡稱《兒》）中大量出現並佔據優勢地位，S2迅速萎縮。之後的北京官話文獻《語言自邇集——19世紀中期的北京話》（1840s-1890s），《官話指南》（1881），《小額》（1890s），《燕京婦語》（1906），《評書聊齋志異》（1954）（分別簡稱《官》《小》《燕》《評》），S3延續了其優勢地位，S2萎縮至消失。

表1 北京官話文獻中S2和S3的使用情況

清末西方傳教士編寫的西南官話文獻《華西官話漢法詞典》（1893）、《西蜀方言》（1900）和《華西初級漢語初階》（1917）（以下簡稱《漢法》《西蜀》《華西》）同時使用S2和S3。

表2 西南官話文獻中S2、S3的使用情況

南部官話文獻只用S2，不用S3；北京官話文獻自清晚期起主要使用S3，逐漸棄用S2；西南官話文獻則同時使用S2和S3。同是官話文獻，為何會呈現出如此大的差異？我們認為這與這些官話文獻相關的方言語法特徵有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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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今方言中S2、S3的分布情況

粵語、客家話、閩語、吳語等典型的南方方言（以下簡稱「南部方言」）多用S2，不用S3；北京話及西北方言（以下簡稱「北部方言」）主要使用S3，有些甚至只使用S3；西南官話區諸方言（以下簡稱「西南方言」）則同時使用S2和S3。

南部方言的用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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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賠翻二十蚊畀我。（你賠我二十塊錢。）（廣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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佢借欸五塊錢分

。（他借了五塊錢給我。）（梅縣客家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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姨姨送蜀合花瓶乞我。（阿姨送了一對花瓶給我。）（福州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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君牧個毛病，虧得我薦仔個醫生撥俚，吃仔兩貼葯，難好點哉。（君牧的病，幸虧我給他推薦了個大夫，吃了兩貼葯，現在好些了。）（蘇州話）

當今北京話以使用S3居多，西寧話等西北方言只用S3，比北京話更純粹。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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旅行社給大伙兒送了份紀念品。（北京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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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給尕娃拿個饃饃。（你給孩子拿個饅頭。）（西寧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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樓上老回回給我炸了一袋子油香。（樓上的老回民給我炸了一袋油香。）（銀川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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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給她拿了個勺勺子。（哥哥給她拿了個勺子。）（新疆烏魯木齊回族方言，簡稱「烏回話」）

西南方言同時使用S2和S3，不同方言點在使用頻率上有所不同：四川瀘州、資中等較常使用S3，貴陽更傾向使用S2；達州大竹、綿陽江油等則沒有明顯傾向。

這三類方言對S2和S3的選擇，與南部官話、北京官話、西南官話三種官話文獻的S2和S3分布情況相對應。我們認為，官話文獻中S2和S3分布差異應當看作是方言類型差異在共同語層面的投射。

3

普通話實際使用中S2、S3分布情況及產生原因

S2、S3在當今漢民族共同語——普通話的實際使用中也存在著相應的差異。2012年10月，我們在中山大學不同專業新生中調查普通話S2和S3的使用情況。在回收有效問卷中，120位南部方言背景的被訪者中有97位選擇「更傾向使用S2」（約為80.8%），35位北部方言背景的被訪者中有30位選擇「更傾向使用S3」（約佔85.7%），53位西南方言背景的被訪者中選擇「更傾向使用S2」「更傾向使用S3」各有23位（均約為43.4%）。也就是說，使用者將各自母語方言的語法特徵遷移至普通話中，使得其普通話也呈現出相對應的地域特徵。

為何不同地域會對S2和S3存在不同選擇？我們認為，這與「給」（及等值的給予動詞）在不同方言中的語義範圍有關。S2的「給」是弱化動詞，帶受物對象；S3的「給」是表服務義的與事介詞，介引受益者，兩者性質不同。南部方言的給予動詞大多沒有發展出受益義的介詞用法，這是南部官話文獻、南部方言不使用S3，以及受南部方言負遷移影響的普通話不接受S3的原因。北部方言和西南方言的給予動詞發展出表示受益的與事介詞用法，是給予句S3產生的基礎。不同的是，西南官話文獻及西南方言的「給/跟」和近代漢語的「與」主要功能是「一對一」的對應關係，僅實現了辭彙上的更替；北京官話文獻和北部方言主要使用S3，不排除是與阿爾泰語接觸的結果（北京官話文獻及北部方言的「給」與蒙語等阿爾泰語的與位格呈現出平行的現象）。

從S2和S3選擇差異的角度看，漢語官話和相關方言在語法層面至少存在三種類型：南部型、北部型和中部型。「南部型」，包括以琉球官話為代表的南部官話及相關南部方言（粵語、客家話、閩語、南部吳語）；「北部型」，以北京官話為代表的北部官話及其他阿爾泰化程度較深的方言（如西寧話、銀川話、蘭州話、河州話、烏回話等西北方言）；「中部型」至少包括西南官話及西南方言。

參考文獻：

朱德熙1979 《與動詞「給」相關的句法問題》，《方言》第2期。

原文刊於《中國語文》2017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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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言所網路信息化工作室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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