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秀：仁義之師 開明之治
在東漢與西漢之間，隔著一個王莽篡位的新朝。班固評說「色取仁而行違」的王莽：「顛覆之勢險於桀、紂」，致使「中外憤怨，遠近俱發，城池不守，支體分裂」。他認為「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然自古亂世出英雄。光武帝劉秀就是在那個亂世中脫穎而出的，他以畢生精力，克定禍亂，復興漢祚，創立東漢基業。
仁義之師
劉秀原是漢景帝第六子長沙定王劉發第六代的子孫，父親劉欽，為南頓令。兄弟三人，大哥劉縯，二哥劉仲，劉秀排行第三，因幼年喪父，由叔父劉良撫養成人。可見，劉秀雖是帝王之冑，劉氏宗室，其實早已流落南陽民間，並非「生於深宮之中，長於婦人之手,未嘗知憂，未嘗知懼」之王子公孫。
南陽郡穰縣蔡少公，與劉秀姐夫鄧晨有往來。此公對圖讖有研究，曾說「劉秀當作天子！」那時，日後的光武帝劉秀尚名不見經傳，大名鼎鼎的劉秀卻另有其人。有人就接著蔡氏的話頭說：「是國師公劉秀吧？」劉秀開玩笑說：「你怎麼知道不是我呢？」在座的人都哄堂大笑。但我忖度，無論是開玩笑的劉秀，還是哄堂大笑諸公，當時大多未必當真。
也好圖讖的宛人李守對其兒子李通說的「劉氏當興，李氏為輔」卻當真有人上心了。此時「新市、平林兵起，南陽騷動」，李通的從弟李軼對李通說：「今四方擾亂，漢當復興。南陽宗室，獨劉伯升兄弟泛愛容眾，可與謀大事。」劉伯升就是劉秀的大哥劉縯。李軼此說甚合李通之意，正好劉秀運糧到宛城販賣，於是互相結交，商定起兵事宜。
「劉氏當興」之「劉氏」,並非只是劉縯、劉秀兄弟，新市、平林兵中號稱「更始將軍」的劉玄便是劉氏宗室。劉縯、劉秀、李通、李軼的兵馬與他們合為一體，共十餘萬人，號稱漢軍。劉玄率先被那些因為縱慾成性而「憚縯威明，貪玄懦弱」的新市、平林將帥擁立為帝，改元更始，史稱更始皇帝。劉縯被更始帝劉玄任命為大司馬，劉秀就在劉縯的麾下效力。
那個時候，想當皇帝的人確實不少，劉氏宗室，除了劉玄，還有被赤眉軍首領樊崇等擁立為帝的劉盆子，還有在更始政權滅亡後自立為帝的梁王劉永，還有被宗室劉林等立為漢帝的冒牌「劉子輿」，此外還有異姓梟雄公孫述與隗囂之輩，卻大多如過眼煙雲，曇花一現。終成大業的偏偏是起先默默無聞地在大哥劉縯麾下效力的劉秀。
班彪曾作《王命論》，他認為劉姓繼承的是堯的大業，其至高無上的權力是上天授予的，此所謂「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並以此勸告隗囂，效力劉秀的東漢，不要有非分的念想。隗囂不信「生死有命,富貴在天」。劉秀所以使漢祚得以復興，主要原因不在於姓劉——要不，劉玄、劉永、劉盆子都曾先後稱帝，卻又何以終於撐不下去——而是因為劉秀以仁義之心、容人之量而興仁義之師。
劉玄因為劉縯、劉秀兄弟戰功卓著，聲名顯赫，害怕功高蓋主，在李軼、朱鮪的慫恿之下殺了大司馬劉縯。劉秀懂得顧全大局，不耿耿於私人恩怨。為了維繫漢軍團結一致，共同推翻王莽政權，剋制自己的情感，在有關官員迎接劉秀表示哀悼之時，唯有責備自己，只是單獨居住之時不吃酒肉，暗自哭泣。他更不會像劉玄那樣，為了自己當皇帝而不擇手段。
劉玄平庸無能，卻會作威作福，他與趙萌女日夜飲宴後庭，卻將政事全委託於趙萌，以致「趙萌專權，生殺自恣。郎吏有說萌放縱者」，怒而「拔劍斬之」，此後自是無人再敢「復言」。軍師李涉上書規勸，也被劉玄囚禁。弄得「關中離心，四海怨叛」。劉秀卻始終勤勉處世，低調待人。他以大司馬的身份，持節北渡黃河，「所過郡縣，考察官吏，黜陟能否，平遣囚徒，除王莽苛政，復漢官名」。當地「吏民喜悅，爭持牛酒迎勞」，劉秀均辭謝不受。
劉秀懂得化敵為友，從不以殺人為樂。他率領軍隊攻打潁川，生擒督察五縣的潁川郡掾馮異。馮異說：「異有老母在父城，願歸，據五城以效功報德！」劉秀許諾。馮異回去後，告訴父城縣長苗萌說：劉玄「諸將多暴橫，獨劉（秀）將軍所到不虜略，觀其言語舉止，非庸人也！」和苗萌一起率五縣軍民歸順。這個馮異日後戰功卓著，且「為人謙退不伐」，諸將「並坐論功」之時，往往「獨屏樹下」，成為劉秀軍中頗有威信的「大樹將軍」。
劉秀也曾與赤眉、銅馬對陣，卻重在化解、包容，不圖斬盡殺絕。曾有劉氏宗室子弟劉林建議劉秀在列人縣境內決開黃河，淹沒擁立劉盆子為帝的赤眉軍，劉秀沒有聽從這個餿主意。赤眉軍被劉秀軍隊包圍後派人請求投降，說：「（劉）盆子將百萬眾降階下，何以待之」，劉秀說：「待汝以不死耳。」受降後還讓各將領居住洛陽，對劉盆子賞賜更厚。劉秀兩破銅馬，知「降者不自安」,因此「敕令各歸營勒兵，自乘輕騎按行部陳」,使他們心悅誠服，說「蕭王（即劉秀）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
劉秀的軍隊就是這樣壯大起來的，他的聲譽就是這樣傳揚開去的。
仁者無敵，方能使天下歸心。
開明之治
得人心者得天下，這個命題符合歷史事實，可以成立。「得天下者得人心」這個逆命題卻不能成立。以天下之主自命，誤以為自己有權支配天下的一切，很容易使自己不得人心，走向反面。對此，執政者能始終保持清醒的頭腦，就很不容易。
劉秀剛當皇帝時，洛陽令董宣不顧湖陽公主的臉面，殺了她的一個犯有殺人罪的家奴。湖陽公主告了御狀，劉秀大為震怒，要用鐵鎚將董宣處死。董宣不慌不忙地說：「陛下聖德中興，而慫奴殺人，將何以治天下乎？」或許是這句話提醒了劉秀，使他改變了主意，不想再殺董宣。於是，湖陽公主說：「文叔（劉秀字）為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為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此時已經完全恢復了理智的劉秀笑著說：「天子不與白衣同。」
「白衣」乃是未曾取得功名的人，也就是平民百姓。「天子」與「白衣」有天壤之別，這是誰都知道的。然而，劉秀所謂的「不同」，重在「天子」的責任及其一言一行可能產生的社會影響，這就值得人們尤其是身處高位的人細細咀嚼了。「天子」與「白衣」的區別，不僅僅在於不少「白衣」不能幹的事「天子」可以干，而且還在於不少「白衣」不能幹的事「天子」更不能幹或不少「白衣」可以乾的事「天子」也不能幹。例如，平民百姓意氣用事無關大局，「天子」意氣用事，弄不好就會禍國殃民；平民百姓親疏有別，乃是情理中事，「天子」親親而疏疏，往往會使國法名存實亡。
人的地位不同，就會派生出種種不同：權力不同，責任不同，可以建功立業的機遇不同，可能禍國殃民的概率也不相同。即使同是身居高位的人，對於這種種不同的意識也各不相同。正如韓非子早就歸結過的那樣，有的人身居高位，想到的就是自己的權力與「白衣」大為不同，於是我行我素，胡作非為，專「以天下自適」，而且「獨斷於上」，使別人「莫之敢逆」。也有的身居高位，想到的則是自己的責任與「白衣」大為不同，於是像堯和禹那樣的「勞形」、「苦神」、「以身徇百姓」，服「黔首之役」而把天下當作自己的「桎梏」。當然，由於這種不同，產生的後果也各不相同。
作為封建帝王，劉秀能意識到「天子不與白衣同」，從而有所為而有所不為，確實難能可貴。此後重用將生死置於度外直言規勸皇上的董宣，則說明他也意識到「不與白衣同」的「天子」需要有董宣這樣的大臣直言規勸。因此，他能虛懷若谷，立開明之治。
劉秀不喜歡把玩珍珠寶玉，也不沉湎於聲色犬馬，唯有外出打獵之嗜好。有一次車駕夜歸，上東門侯郅惲拒絕開門。劉秀命隨從在門縫間和郅惲見面，郅惲推脫說：燈火太遠，看不清是誰，不接受詔命為之開門，劉秀只好從東中門進城。第二天，郅惲便上書規勸：「昔文王不敢盤於游田，以萬民惟憂。而陛下遠獵山林，夜以繼晝，其如社稷宗廟何？」此言辭亦可謂「剛切」，奏章呈上後，劉秀賞賜不唯他之命是從，而敢於對他提出尖銳批評的郅惲，卻將為他打開城門的東中門侯貶逐為參封縣尉。他懂得「切直之言，非人臣之利，乃國家之福」。劉秀在上東門遭遇郅惲，猶如當年漢文帝劉恆在細柳營之遭遇周亞夫；劉秀在郅惲面前之所為，也頗似劉恆在周亞夫面前之所為。
劉秀任命睢陽縣令任延當武威太守，他親自召見任延時告誡說：「善事上官，無失名譽。」這番完全出於好心的告誡，卻受到新任武威太守任延的拒絕與反駁。任延回答說：「臣聞忠臣不和，和臣不忠。履正奉公，臣子之節；上下雷同，非陛下之福。善事上官，臣不敢奉詔。」在任延看來，所謂「善事上官」之「善」,意味著對上官事事順從；所謂「和臣不忠」之「和」，乃是」一團和氣」之「和」。任延的這一番話使劉秀領悟，什麼東西都是有度的，包括仁義與大度，也包括「和為貴」。仁義把握不好，就會成為「婦人之仁」；大度把握不好，就會成為「無度」；「和為貴」把握不好，就會變得沒有原則。因此，對於這位「不識好歹」的新任太守，「帝嘆息曰：『卿言是也！』」
也正因為有這樣開明的意識，劉秀得天下後，「未及下車，先訪儒雅，錶行義，興學校」，沒有「一闊臉就變」，將「仁義」二字束之高閣。在他執政期間，輕徭薄賦（改十一之稅為三十稅一），約法省刑，偃武修文，不尚邊功，量時度力，惠及民生。至於後宮設置，皇陵修築，以及對待郡、國進貢，均有文帝清正簡略之風。如此上行下效，一掃西漢衰落與王莽篡政時期之奢靡。
難怪史家稱：「東漢之俗，於斯為美」。
仁明之累
劉秀也並非無可挑剔，大司徒韓歆之直諫而死，就是他很不光彩又很難抹去的一頁。
韓歆「好直言，無隱諱」,從不察顏觀色，管你愛不愛聽或聽不聽得進去，這本來就讓劉秀「每不能容」。偏偏那次韓歆又在劉秀面前力證「歲將飢凶」，並且「指天畫地，言甚剛切」，大傷劉秀自尊，以至惱羞成怒，下詔免去了韓歆的官職，將他逐出京城，讓他回「歸田裡」。如此仍不解氣，「復遣使宣詔責之」。作為「九五至尊」，劉秀加之於韓歆的壓力正好比是漢文帝時潁陰侯灌嬰騎從賈山所言「雷霆萬鈞」，這是天子之威，還能不將直言而諫的大臣壓成齏粉？於是乎，「歆及子嬰皆自殺」。
司馬光在《資治通鑒》中於此事僅以一語評說：「惜乎，以光武之世而韓歆用直諫死，豈不為仁明之累哉？」他說的「仁」即為仁義，把人都逼得自殺了，豈不影響劉秀之「仁」?他說的「明」應為開明或明智——有人譯為「聖明」——聞韓歆「切直之言」而失態，而忘了這本是「人君日夜求之，唯懼弗得聞」的事情，豈不有損劉秀之「明」?
一個「上東門侯」可以拒絕奉詔，一個新任太守可以「不敢奉詔」,一個洛陽令在他「大為震怒」之時，還敢當廷責問他「將何以治天下」，為什麼身居三公之位「素有重名」的韓歆力證「歲將飢凶」的一通「指天畫地」的「剛切」之言，會使他如此大動肝火？此箇中原因或與「素有重名」的那個「重」字有關——「功高」可以「震主」,「位重」或「名重」也可以使人有「逼主」之感，以為影響他作為帝王的尊嚴與權位。一個上東門侯，一個新任太守或一個洛陽令的「剛切」之諫，卻絕對不會使劉秀有這樣的感覺，還能襯托他的「仁明」。可見，劉秀的「仁明之累」,恰恰源於他的皇位。
與韓歆之直諫而死一樣，大學者桓譚諫「讖」而死，也是劉秀的「仁明之累」。劉秀是在儒生強華獻《赤伏符》（內有「劉秀髮兵捕不道」等語）後，因「眾臣多奏請」而稱帝的。他有一個很致命的錯覺，以為自己「以《赤伏符》即帝位，由是信用讖文，多以決定嫌疑」，以至於東漢年間，讖緯迷信成風。桓譚上疏陳言說的就是此事，這本已使「帝不悅」，桓譚又不肯順從他的心思，仍然「極言讖之非經」，使劉秀積壓已久的怒火全都發泄出來，聲稱「桓譚非聖無法，將下，斬之！」在桓譚「叩頭流血，良久」之後，雖免了死罪，卻貶黜「為六安郡丞，道病卒」。此「仁明之累」，依然源於他的皇位——他將《赤伏符》視為上天之命，這是他繼承大統的依據，哪容得別人說三道四？
回溯中國數千年的歷史，哪位「仁明」之君沒有「仁明之累」？哪位「仁明」之君的「仁明之累」，不與其以「天下之主」而不是「天下之仆」自居相連？
至於原本不是「仁明」之君的，則更不在話下了。
責任編輯／楊振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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